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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帕菲特(4):德里克·帕菲特 :平等与优先主义

更新时间:2020-01-01 10:53:22
作者: 德里克·帕菲特     葛四友 (进入专栏)    

按:2020年1月1日是德里克·帕菲特教授(1942年12月11日-2017年1月1日,出生于中国成都)逝世三周年,作为上世纪到目前最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之一。爱思想网将推出系列文章以表缅怀!


平等与优先主义[1]

德里克·帕菲特 著

葛四友 译


   内格尔在他的“平等”论文中,想象他有两个孩子,第一个健康且幸福,第二个有某种痛苦的残疾。内格尔的家庭既可以移居城市,第二个孩子在这里可以得到特殊治疗;也可以移居郊区,第一个孩子在这里能更好地茁壮成长。内格尔写道:

   基于任何观点,这都是一个困难的选择。为了使其成为一个平等价值的检验,我想假设这个情形有下述特征:移居郊区后第一个孩子的所得要比移居城市后第二个孩子的所得大得多。

   然后他评论道:

   如果选择移居城市,这是一个均等主义决策。有益于第二个孩子是更为紧迫的,即使我们能够给予他的利益要少于我们能够给予第一个孩子的。[2]

   在本文中,我的目的就是讨论这类推理。

  

1

  

   内格尔的决策取决于两个事实的相对重要性:他能给予第一个孩子更大的利益,但是另一个孩子过得更差。这类情形举不胜举。在这些情形中,当我们在两个行动或策略之间做出选择时,一个相关事实是由此带来的利益有多大。对于效用主义者而言,这是全部重要的东西。基于他们的观点,我们的目的应该总是在于最大的利益总和。但是,对于均等主义者而言,受益者过得怎么样也是重要的。为了更好的分配的缘故,我们有时候应该选择较小的利益总和。

   我们的目的应该在于更好的分配吗?如果是,那么在什么时候,并且要如何分配?这些是困难的问题,但是这个主题在某种意义上是简单的。考虑不同的可能事态或结果(都涉及相同组的人)就够了。我们可以想象,知道在这些结果中这些人过得如何,然后问,是否还能有更好的结果,或者我们是否应该产生这个结果。

   某些作者拒绝这些提问。例如诺齐克就是这样反驳的:这些问题错误地假定存在有待分配的东西。他主张绝大多数善都不能用来分配或再分配。[3]这些善意是是特定的人已经有资格或特殊要求权的。其他人对于应得则也提出类似的要求权。

   我们可以把这些反驳放在一边。我们可以假定,在我们考虑的这些情形中,既没有任何人应得比其他人更好,也没有任何人对我们所分配的任何东西有特殊的要求权。由于存在某些这类的情形,我们就有这样的主题。我们如果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那就能够考虑其适用会有多么宽泛。我和罗尔斯等人一样相信,从根本的层次上讲,绝大多数情形都是这类情形。

   为了询问我的问题,我们只需要两个假设。第一,某些人能够在道德相关的方式上比他人更差。第二,这些差异可以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为了描述我想象的情形,我会使用数字。例如,内格尔的选择可以表示如下:

   这种数字误导性地暗示了某种精确性。我相信,即使在原则上,不同的人过得如何之间也不可能有这种精确的差异。我仅仅是用这些数字来表示,不同结果的选择对于内格尔的第一个孩子的影响是更大的,而且在两个结果中,第二个孩子过得都是差得多。

   关于我的数字,有一点是重要的。无论接受者过得多么好,每一单位的利益是大略相等的。如果一个人是从99升到100,这个人得到的利益与从9升到10的人得到的利益是一样多的。没有这个假设我们无法追问我们的一些问题。因而我们不能问,如果某些利益给予更差者的话是否更重要。

   既然无论受益者过得怎样,每个额外单位的利益是相等的,那么这些单位不能被认为是相等数量的资源。资源的相同增加往往会使那些更差者得益更多。但是这些利益不需要以效用主义的术语来看待,如涉及到更大的幸福、或欲望实现等。它们可能是健康、寿命或机遇范围的改善,或者涉及任何我们认为道德上重要的其它善。[4]

  

2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某类平等。我们相信政治平等或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我们相信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或者每个人的利益应该给予平等的份量。这些类型的平等尽管非常重要,但不是我这里的主题。我关注人们过得同样好。在我看来,作为均等主义者,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那类平等。

   某些均等主义者相信,如果人们过得同样好,那就是一个更好的事态。我们如果持有这个观点,那就能够被称为目的论的(teleological或简记为telic目的式的)均等主义者。我们接受

   平等原则:如果某些人比其他人差,这本身是坏的。[5]

   假定某个共同体的人能够过得同样好,或者同样差。平等原则并不能告诉我们第二个是更差的。为了解释那个明显的道理,我们可以诉诸于

   效用原则:人们过得更好本身就是更好的。

   当人们平均地更好或得到更大的总和利益时,我们为了简洁就可以说有更多的效用。

   我们如果仅仅关注平等,那就是纯粹的均等主义者。我们如果仅仅关注效用,那就是效用主义者。我们绝大多数人接受多元主义观点:诉诸不止一种原则或价值。按照多元均等主义者,如果更为平等或有更多的效用都是更好的。在决定两种结果中哪种结果更好时,我们将权衡两种价值。

   这些价值可能会发生冲突。一个结果可能在某个方面较差,是更不平等的,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更好,有更多的效用。我们必须决定哪一个事实更重要。例如,考虑下述可能性:

   (1)   每个人得到150

   (2)   一半人得到199,另一半人得到200

   (3)   一半人得到101,另一半人得到200

   对纯粹的均等主义者而言,(1)是最好的结果,因为它不包含不平等。对效用主义者而言,(1)是最差的结果,因为它包含最少的效用。对绝大多数的多元均等主义者来说,在这些结果中(1)既不是最好的也不是最差的。权衡之下,(1)比(2)差,因为它根据效用是最差的,就平等而言只稍微好一点。类似地,(1)比(3)要好,由于根据平等它将好得多,而根据效用只差一点点。

   在许多情形中,多元主义观点更难应用。比较

   (1)每个人得到150,

   和

   (4)一半人得到N,另一半人得到200

   如果我们是多元均等主义者,那么N是什么值时我们可以相信(1)比(4)差?对于某些范围的值——如120-150——我们将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也可能是没有答案。平等与效用的相对重要性,即使在原则上讲也不是精确的。

   接下来我们将区分两类价值。我们主张平等是好的,意思可能只是它有好的效果。如果人们是不平等的,例如,这会引发冲突,或破坏那些过得的人的自尊,或者使得一些人受控于其他人的权力。我们如果关注平等只是因为关注这些效果,那么我们相信平等具有的是工具性价值,或者是作为手段的善。但是我关注的是不同的平等观念。对真正的均等主义者而言,平等具有内在价值,或者其本身是善。

   这个区分是重要的。我们如果相信不平等除了有坏的效果外,还相信其本身也是坏的,那科会认为不平等是更坏的。这样,即使它没有坏的效果,我们也会认为它是坏的。

   为了阐明第二点,考虑我称作分割的世界。我们假定,世界人口的两半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也许我们还没有横跨大西洋。考虑下面的两种可能事态:

   (1)   一半人得到100,另一半人得到200。

   (2)   每个人得到145。

   对于这两种状态,(2)中的人们在平等这个方面比(1)好,而(1)中的人们在效用这方面比(2)好。但是我们可能相信,综合考虑,(1)比(2)更差。我们能够如何解释这个观点?

   如果我们是目的论均等主义者,我们的解释将是这样的。尽管(1)中的人们平均地更好,但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差是坏的。在道德上,这个不平等的坏性质比额外的利益更重要。

   在做出这种主张时,我们不能诉诸不平等的坏效果。由于世界人口的两半完全没有联系,这个不平等没有任何效果。如果我们打算主张(1)是因为不平等而是较差的,我们必须主张这个不平等本身是坏的。[6]

  

3

  

   我们现在可以转向一个不同类型的均等主义观点。按照道义论均等主义者的看法,尽管有时候我们的目的应该在于平等,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由此使得结果更好。基于这种观点,某些人比其他人差本身并不是坏的。当我们的目的应该在于平等时,总是因为某种其它的道德理由。

   这样一种观点典型会诉诸关于比较性正义的主张。在这个比较性意义上,人们是否受到不正义的对待取决于是否受到不同于他人的对待。因此,在资源分配中,如果某些人没有得到其应有的份额,那就是不公平的。公平要求,某种善如果要给予某些人就应该给予所有人。

另一种类型的正义是非比较性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是否得到不正义的对待只取决于有关他们的事实,而其他人是否得到不同的对待是不相关的。因此,如果我们对待人们的方式不是其应得的,那么在非比较性意义上这就是不正义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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