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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帕菲特(2):拉里莎·麦克法夸尔:如何为善 ——帕菲特小传

更新时间:2020-01-01 10:04:11
作者: 拉里莎·麦克法夸尔   葛四友 (进入专栏)  
而且很有原则——他是个和平主义者,从不饮酒。他在获得小组允许他求婚后,他俩就结婚了。

  

   成为医生后不久,他们于1935年来到了中国的西部,在教会医院教授预防医学。不过在能工作之前,他们被要求在山上学几年中文。杰西很快就上手了,而诺尔曼不管多努力,就是死活学不会,他也为自己的这种失败而感到绝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39年,叫西奥朵拉,而第二个孩子出生于42年,叫德里克。诺尔曼受到了毛泽东理想主义热情的吸引,但确切地说,他并未因此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不过确实放弃了过去养成的那种保守主义的政治观。更重要的是,诺尔曼与杰西都失去了宗教信仰。他们不喜欢有些传教士伙伴,有些是种族主义者,并且震惊于基督教与中国这种成熟文化毫不相干。杰西很轻易地放弃了她的信仰——她把基督教与成长过程中压抑的清教主义联系起来,并且在追求公众健康中找到了满意的人生目的。然而,诺尔曼的信仰丢失对他而言是一个灾难,失去了上帝,他的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他由此陷入长期的抑郁,直至死亡。

  

   德里克出生一年后,他们一家就离开了中国,尔后居于牛津,还生了第三个孩子,名字叫约安娜。德里克7岁时就信教,立志成为修道士。他一直祈祷且尽力劝说父母去教堂,只是徒劳无功。不过他到8岁时就不再信教了,因为他判定好的上帝不会送人下地狱,而如果老师有关上帝的善性可以出错,那么关于上帝的存在也同样可以出错。他的这个论证有缺陷,但很有说服力,从此他再也未信过上帝。

  

   杰西与诺尔曼毫无共同之处,生活在一起并不美满,不过始终没有离婚。杰西获得了第二个学位,成了一名精神病医生,最终是在伦敦为情感失调的孩子提供服务。诺尔曼则在牛津附近做一份低层次的公共健康工作,关注过癌症与氟化反应,但太过低效而在两方面都毫无建树。

  

   我的父亲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过一事无成。他每年都花几个星期来写他的年度报告,不停地修正其文本。而我母亲只要一两个小时就可写出这样的文本。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他是个知识分子,道德和宗教觀念對他非常重要,但作为一个成年人,我相信他只读过两本书,一本书是萨克雷的历史小说——《亨利埃斯蒙德》,这是别人给他的;还有一本则是“除四害”,这本书描述中国成功“除四害”的运动。

  

   三个孩子在年幼时就被送去寄宿学校,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

  

   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对大多数孩子来说,家庭才是他们生活的地方,而不是像我这样,主要生活在学校里面,家庭只是偶尔中断学习去探望之所。

  

   西奥朵拉与德里克都像母亲,才华横溢。德里克被送去伊顿公学,除了数学外,他门门第一。约安娜则像父亲,样样不行。她有暴牙,还特别高,11岁时就有六英尺高。家人聚在一起时,情形并不是很好——父亲总是非常愤怒,因为他常常搞不懂妻子与大孩子们在聊什么,而这让他感到自卑。他生活面窄,只好躲避于两个业余爱好中。一个爱好是打网球,但打得不大好,另一个则是集邮,每晚要花好几个小时。德里克整个童年得出的理解就是,他、母亲和西尔是幸运的,会有充实的生活;而诺尔曼和约安娜则不幸,永远无法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他的余生之中,父亲与妹妹留给他的一切印象,全都是让他感到害怕的那种痛苦与不公平。

  

   我相信自己并没有受到父亲抑郁的严重影响,只是为他感到非常难过。因为我与他从来就没有很亲近过,而他也并不善于与孩子互动。我成为美国的哈克尼斯研究员后,要离开几年,我看见他跟我说再见时眼角有泪。这在当时深深地打动了我,而我这个句子也是含泪打出的。这也是我唯一一次感受到父亲的爱意,尽管这份爱意表达得有点压抑而且还不是那么清楚。

  

(三)

  

   1961年初夏,时年18岁的帕菲特到纽约旅行。他差点因为签证而被拒之门外——移民官看到他的出生地是中国,就说中国的配额已满。他对此提出抗议,说他是英格兰人。这个官员咨询了同事,告知他会得到签证,因为他是他们喜欢的那类中国人。他之后就去了纽约客工作,作为“城市访谈”的调查员。他与姐姐以及姐姐的几个牛津朋友一起住在上西区,租住于一个高大辉煌的公寓中,这些朋友大多数是从英国返回的罗德学者。他满是激情和自信,对一切主题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些罗德学者觉得这有趣,但另一些则表示愤怒。

  

   他爱爵士音乐,经常会听迈尔士·戴维斯和赛尔尼斯·蒙克的音乐。他一生热爱音乐,只不过一种乐器也不会玩,因为他不识谱,尽管可以慢慢地搞清楚乐谱,却无法流畅地唱出来。他对此持有一个假说:他不能识谱与他不擅长数学之间有某种关系,即不擅长处理符号。

  

   他大概从9、10岁就想成为一位诗人。在纽约客工作一年后,他在那里发表了一篇诗歌,而在伊顿学院的“编年册”中则发表了几篇:

  

   鱼线猛抖

  

   将你拉回。你立马反拉,时而

  

   开心时而恐惧,因你知道你绕的鱼线上

  

   有钩子撕扯着鱼的肉。

  

   你抓住鱼,

  

   使劲往甲板上一甩,

  

   把肢离破碎的鱼内脏扔到海里。

  

   喉咙里的恶心感让你下到底舱,

  

   一直难受地躺着,直到港口。

  

   他花了数月时间写诗,不过深陷于这样一个观念:不仅诗行间要有韵律,而且每行诗的词之间要有内部共鸣,元音或辅音要有一种重复模式,正如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德国人的诗那样。但要找到这样的语词,它既有恰当的发音又有恰当的意思,这是如此之难,他发现再也无法完成一首诗。他的沉迷变得更为疯狂而且跌跌拌拌。当他再去阅读他深爱的那些诗人——莎士比亚、叶芝和丁尼生——的诗时,他发现那些诗都有严重缺陷,诗中的词很少有这种内部共鸣。他知道这是疯狂的,但就是控制不住。他最终意识到他没有任何机会成为一名好诗人,因此就放弃了写诗。

  

   1961年的秋天,他回到牛津修读历史(他在伊顿公学读过现代史,对英格兰来说这是从罗马人离开,也就是410年算起的)。他有点厌烦烦这个专业,闪过转学PPE(哲学、政治与经济学)的念头,然而他颇为担忧经济学涉及到的数学。他读过几页经济学教科书,碰到了一个不认识的符号,有条线的上面有一点,下面也有一点。他向别人请教,获得的答案是除法符号,遂感到无地自容,于是决定继续修读历史。

  

   回牛津之后,他又获得哈克尼斯奖学金而回到美国两年。他决定学哲学,随后他就听了一堂大陆哲学家讲的课,主要讲自杀和生活意义等,但他完全不知所云。他又听了分析哲学家的课,主题非常无聊,但讲得极为清晰易懂。随后他就思考,大陆哲学家变得更好懂与分析哲学家变得不那么无聊,何者的可能性更大。他判定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于是就回到了牛津。他立即就取得了令人眩目的成功:他参与了一个考试,获得了万灵学院的优生奖(prize fellowship),学院可以给他提供七年的食宿,而且没有教学任务。他的学习老师是艾耶尔、斯特劳森和皮尔士等人。他为哲学家的好斗而激动不已——历史学家要温和得多——尽管他有点担心这种高兴与他不赞成诸如拳击那类运动不一致。

  

   他搬进了万灵学院,过上了修道士般的生活。他生活的某个角落,总会有位女性,但她很少花时间与她共处。他只要醒着,几乎就在书桌前。万灵学院就像一个修道院。15世纪的石头拱廊,围绕着一个干净整洁、生机勃勃的草坪,只是极少使用。万灵学院没有本科生,也很少向公众开放——大门总是紧闭着。学院照顾他的食、住和付薪水等一切需要,在此他不需要有任何情感的发泄口。他自十岁进入寄宿学校后过的就是这种生活,因此非常适应。他意识到,他已经成为精神科医生所称的机构中人,也就是感觉到生活在机构中比家庭中更为正常。唯一影响其工作的就是睡眠不足。他有严重的失眠症——他上床时大脑仍然在高速运转,有很多日子他都筋疲力尽,无法工作。但在他35岁左右时,医生给他开了三环类抗抑郁药(阿米替林),再加上大量的伏特加酒,他可以迫使自己陷入昏睡。

  

(四)

  

   在放弃成为诗人后,帕菲特在某段时间内又发展了另一种美学迷恋:摄影。他是误打误撞来的——他的一个叔叔很有钱,给了他一个很贵的相机——但后来他突然有一天想起:他热衷于把看到的事物变成纸面图像,可能与他在心中无法形成这样的图像有关。他还认为,世界中的大部分东西在影像中比真实生活中要更好看。然而,这个世界上大约只有十种事物是他想拍摄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建筑,其中就有威尼斯的最好建筑,如帕拉第奥所建的两个教堂、总督府(the Doge’s Palace)和大运河沿路的建筑,还有圣彼得斯堡的冬宫和总参谋部大楼等。

  

   我发现我和有些人莫名其妙地如此喜欢建筑。我喜欢的建筑绝大部分都有柱子,不管是经典式还是哥特式。有一个比较友好但对其他建筑表示不屑的词:无柱式。我也喜爱法国乡间大道,也许是因为两旁的树就像两排柱子。(在1900年法国大道上有800万棵树,现在则只有30万棵了。还有些无柱建筑也是我喜欢的,比如摩天大楼。威尼斯和彼得堡的建筑,尽管漂亮,却不雄伟。我记得听肯尼斯·克拉克说过,雄伟的只有后期哥特式教堂的内部建筑以及美国的一些摩天大楼。

  

   他尽管赞美摩天大楼,但认为自1840年代之后建筑就在衰落,世界变得越来越丑。但与此同时,麻醉剂得以发现,世界上的痛苦因此得以大大降低。这里的得失相比是值得的吗?他不确定。

  

   他认为自己尽管没什么摄影天资,但终其一生,只要足够努力,还是能够拍出一些好照片的。从1975年到1998年,他基本上每年都要在威尼斯与圣彼得斯堡待5个星期左右。

  

   我可能有一个特点不同寻常:我对自己的最爱总是从不厌烦或感到饱和,因此并不需要也不想要多样性。

  

   他不喜欢顶灯,这个范畴就包括头顶的太阳。不过他喜欢凌晨与黄昏的光线,可以边读书边等待数个小时,只为得到合适的光线与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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