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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刘泽华先生的学术贡献

更新时间:2020-01-01 00:30:35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刘泽华先生(1935-2018)河北石家庄人,当代中国著名史学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著名学者。研究领域包括先秦史、政治史、知识分子史、历史认识论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先生成果丰硕,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贡献良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著述等身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自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间或也有些研究成果,刘泽华先生此时即有论文面世,大都是先秦诸子及后世思想家的学术论文,鲜有专著问世。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得以复苏。1984年《先秦政治思想史》出版,这是继1924年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之后惟一的一部同名学术专著,其翔实和厚重的程度,体现了中国学术界六十年来的知识积累和理性认知的进步。其后,1987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出版,这两部著作在学术界形成了重要影响,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学术地位。

  

   关于《先秦政治思想史》,据先生自述,这是一部“迄今为止最系统、最全面(包括“人”和“书”)、资料最翔实的一部先秦政治思想史”。诚哉斯言。从体例来看,这部著作有三个特点。一是脱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套路,真正形成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知识体系。二是立论允当,均有翔实的史料依据。所谓“言必有据”,这正是先生“让史料说话”治学理念的验证。三是在理论突破方面有所尝试。《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写作时间大约是从1979至1983年。那个时段的中国刚刚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还没有完全破除,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是需要胆识和超前意识的。刘泽华先生说:“在研究方法上我突破了用阶级理论定义政治的‘铁则’。我认为政治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 “一九四九年以后到本书出版之前所有的思想史著作,在论述人物及其思想时几乎都被戴上‘这个’阶级或‘那个’阶级的帽子,而我在本书中实行了‘脱帽礼’。把帽子统统摘掉了。这在当时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谓余不信,不妨翻翻那时的著作。” 刘泽华先生延续了“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说方式,破除了教条思维的束缚,摒弃了几十年来桎梏人们头脑甚而轻车熟路的“阶级代入法”,形成了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突显学术个性的叙事方式。以传统中国的政治思维与当下的家国情怀相观照,充分展现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理论深度与学术感染力,具有明显的开创性,从而在学术界形成了广泛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更是一部力作。刘泽华先生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反思”传统,论题包括人性、民论、天人合一、法制、礼论、谏议思想、清官问题等等。书中提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问题,论述了传统人文思想与王权主义问题。这些论题的视角和形成的学术判断展现出作者自由思维的敏锐与犀利,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先秦政治思想史》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开启并奠定了刘泽华先生的研究路向,打开了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中王权主义理念的提出,预示着先生学术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已经形成,为其以后的研究以及王权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开通了道路。

  

   嗣后几十年,刘泽华先生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用功尤勤,出版了一卷本《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1992),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1996)和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2014)。这三部著作跨度20余年,描绘出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超越性进路。其中,1992年初版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于2001年出版修订本,被国家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为全国研究生教学用书。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是这一学科发展近百年来,惟一的一部通史类著作。如果从1923年出版的谢无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和1924年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算起,近百年来,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类的个人著述并不少。除了梁、谢之作,还有萧公权、萨孟武等二十余种,但是冠以“政治思想通史”者,惟先生一人耳。

  

   此外,刘泽华先生还出版了《中国政治思想史集(三卷本)》、《中国的王权主义》、《专制主义与中国社会》(合著)、《士人与社会(先秦卷)》、 《士人与社会(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合著)、《洗耳斋文稿》、《风云篇(中华文化集萃丛书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反思》(合著)、《王权思想论》、《中国古代王朝兴衰史论》(合著)及主编《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典》 等三十多种。晚年出版个人回忆录《八十自述》,这部著作登上了《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各大书榜,又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17年5月月度好书。

  

   刘泽华先生在《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历史教学》《红旗》《文史哲》《南开大学学报》《天津社会科学》《学术月刊》等刊物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今晚报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学术短文合计两百四十多篇。

  

   另外,先生还有多部著作和论文在外文期刊或外国出版社出版。其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由卢承贤译成韩文,首尔艺文书苑1994年版。三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由韩国著名学者、韩国荀子学会会长、韩国政治思想学会会长张铉根教授用功二十年(1997-2017),译成韩文,合计二百六十万字,已经于2019年2月面世。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形成热潮,计有几方重镇。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有南开大学、吉林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以中国人民大学为首。进入21世纪,重镇相继衰落。惟2014年泽华师主编的九卷本“通史”问世,彰显了他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和巨大的学术影响力,即以煌煌巨著表明其学术追寻的孜孜以求和笔耕不辍的坚守,誉为“著作等身”,实至名归。

  

二、开创学派

  

   学者的成功不仅在于著述,更在于培养新人,接续文化与学术传承。刘泽华先生于1982年初指导硕士研究生,1994年始招博士研究生,几十年培养弟子众多。其中一些弟子选择在高校或科研单位任职,在学术观点上与先生相承相通,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松散却志同道合的学术群体。刘泽华先生的学术旨趣在于反思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以批判中国君主专制政治为要点,形成了一套学术理念,具有鲜明的启蒙性。在先生的感召和引领下,学术群体虽然分散在各地,却也能坚守学术志向,传承先生衣钵,形成了李振宏先生命名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王权主义学派”。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一“学派”的形成,并非有意为之,更非刻意求之,而是在长期的指导、引领与合作中自然形成的,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一方面,先生指导研究生的重点是精读原典和研习理论方法,主要通过讨论的方式,激发学生思考,学会作研究。另一方面,先生以指导学生习作的方式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旨在通过实际操作,激活学生的思维触觉。特别是对于某些年龄偏大、入门较晚的学生更是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先生耳提面命,逐字逐句的谆谆教诲中,师生得以思想交流,情感交融。老师学术旨趣、价值理念感染和浸润着受教者,许多学术判断和创见性论断在学生的著述中得到接续和不断阐发。兹可谓聚似一团火,散则满天星,历经有年,以刘泽华先生为中心的学术群体逐渐形成。

  

   关于学派的名称,李振宏认为“是考虑到这个学派内部成员的学术个性、差异性问题,而‘王权主义学派’较之‘刘泽华学派’,可能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这一判断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据我所知,先生本人却没有完全认同。他认为,应该是“王权主义批判学派”或“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否则容易令人产生误解:以为我们是赞同王权主义的,其实恰恰相反。

  

   我与师门中诸位好友倒是倾向于最初的提法,以为“刘泽华学派”更为恰当。李教授关注的是“王权主义学派”的提法有更大的包容性。不过我以为,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墨子之后墨分为三。无论怎样分化,其学派的基本理念和宗旨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抑制人的个体主体性,长期以来的集体主义教育也使得我们的文化基因对于突显个人有着天然的恐惧和抵制。事实上,以刘泽华先生为创始人的学术群体,其成员主要是硕士生或博士生,以及部分优秀私淑弟子及学道同人。正是基于价值观的认同与长期的学术合作而相互呼应,形成了学术传承,以礼敬先生,光大师门的共识凝结了认同基础,具备了“师承性学派”的典型特征。故而冠以老师之名讳而称学派,或可开当代中国学界风气之先。

  

   开创或形成学派,并非自家的一厢情愿,而是成就于学界共识。其规定性至少有三。一是创始人创建出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以及相应的知识与话语体系,具备特色鲜明的方法论;二是学术群体成员基本沿顺着相同的学术立场和价值观而接续传承;三是学术群体不仅合作,更有学术创新,而且多有建树,发扬光大。藉此而言,刘泽华先生能身体力行,堪为典范。学术群体成员长期合作,建立了全国性学术组织,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各有擅长与学术特色。李振宏对此论述详尽,这里不赘言。


三、知识创新


   坊间探讨何为大学,谓之须有大师。能称为大师者,必然能在人类社会的知识传承方面有所创新。刘泽华先生正是这样,主要体现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的创新。梁启超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政治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不过他仅仅从类型的视角解读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一是从“所表现的对象”来划分,分为“纯理”和“应用”两类;二是从“能表现之主格”来区分,分为“个人的思想”和“时代的思想”。这样的概括显然过于笼统,学理性略有不足。此后,大凡涉猎中国政治思想者,纷纷作出解读。

  

   近一个世纪以来,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徐大同在80年代初的认识。他提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各个阶级和政治集团对社会政治制度、国家政权组织以及各阶级相互关系所形成的观点和理论体系;各种不同政治思想流派之间的斗争、演变和更替的具体历史过程;各种不同政治思想对现实社会政治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进入21世纪,徐大同的认识进一步凝练,提出“一切政治思想无不是反映一定的社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设计夺取、维护政治统治方案或为政治统治‘出谋献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这一认识较之80年代有所扩展,不过其核心仍然可以概括为“关于国家与法的认识”。

  

刘泽华先生认为,徐大同等人的说法相当深刻,抓住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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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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