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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荃:刘泽华先生的学术贡献

更新时间:2020-01-01 00:30:35
作者: 葛荃 (进入专栏)  
可是尚有不足。“问题主要是把政治思想史的对象规定的过于狭窄,有碍于视线的展开”。他提出政治思想史除了研究国家和法的理论外,还有一些内容也应列入研究范围。计有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治国方略和政策、伦理道德、政治实施理论及政治权术理论等。二十年后,先生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进一步概括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学说包罗万象,有时还与其他领域的学说理论交织在一起,而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包纳无遗,故在确定研究的内容和范围时,宁失之于宽,勿失之于狭。即除了关于国家、政体、法制的理论以外,还要根据中国古代政治学说自身的特点,充分注意政治哲学、社会模式理论、关于治国方略与政策的理论、政治实施理论、政治权术与政治艺术理论、政治道德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政治学说所关注的其他各种理论和其他各种门类学术理论中所包含的政治理论内容。”

  

   刘泽华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提出了政治哲学等五个方面也须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这一学术判断符合中国历史和文化生态,拓宽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视域,具有原创性,为构建中国政治思想史知识体系奠定了基础。

  

   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整体性的概括是基于学科的发展逐渐展现出来的。自从20世纪初叶梁启超“常作断片的发表”,随着学科发展,有诸多研究者试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整体性的把握。不过,研究者往往是通过历史分期或概括特点进行整体性的描述。如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吕思勉《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等莫不如此。被誉为以政治学理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人的萧公权也是这样。相较而言,萧公权的整体性认识是有一定的创新性的,但是基本格局没能走出前人的思路。

  

   刘泽华先生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人,他以“王权主义”概括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史作出了整体性判断。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先秦卷)》序言中,他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主题归纳为三点:君主专制主义;臣民意识;崇圣观念。随后,他将这三点归结为一点——王权主义。在他看来,所谓王权主义“既不是指社会形态,也不限于通常所说的权力系统,而是指社会的一种控制和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形成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他认为,“在观念上,王权主义是整个思想文化的核心”。作为现代人的研究,当然要借助现代学科的分类来审视传统思想,“但不能忽视当时的思想是一个整体,它有自己的特定的逻辑和结构,而政治思想则是其核心或主流部分,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就很难贴近历史”。 藉此断言“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为数不多的人主张无君论以外,都是有君论者,在维护王权和王制这一点上大体是共同的,而政治理想几乎都是王道与圣王之治”。 显然,王权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治意识形态化的陈述,而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社会与思想文化的结构性认知。在这一结构中,君主政治权力系统是中心。与中心相关联的,一方是与之相应的社会结构;另一方则是与权力中心及社会结构相应的思想观念。这里的逻辑关系很清楚,政治思想与政治权力系统及社会结构相关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与作用的互动关系。

  

   这就是说,刘泽华先生突破了以往就思想而谈思想,以分期的方式概括政治思想全局的思路。他从历史学家横亘历史长河的认知高度审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与文化,用王权主义的体系性框架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作总体性把握,梳理出思想与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与制度之间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认知路径,形成了独具学术个性的学理逻辑,实则构成了一种认知范式。

  

   正是在王权主义总体把握的认知基础上,先生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命题和范畴做了梳理。诸如传统人文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宗教与政治、王权与“学”及士人、王权与圣人崇拜、革命与正统、政治理想与政治批判,以及道与王、礼与法等等。又提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这一判断极具首创性。刘泽华先生在几十年的探索、思考中,渐至达成了自成体系的学理逻辑,构建了充分展现其学术创新性的知识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二是学术观点的创新。刘泽华先生的研究新见迭出,多有首创性学术判断,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关于“王权支配社会”。这一观点是在传统的“权力支配经济”基础上提出的。先生坦言他受到了前人的启发:“王亚南先生的见解可谓前导”。不过他指出,王亚南是从经济入手解读政治权力与社会的关系。而“王权支配社会”与前人所论有着相当的差别。他说:“第一,我不是从经济 (地主制) 入手,而是直接从政治权力入手来解析历史。君主专制体制主要不是地主制为主导的经济关系的集中,而恰恰相反,社会主要是权力由上而下的支配和控制;第二,我不用‘官僚政治’这一术语,君主要实现其统治固然要使用和依靠大批官僚,但官僚不是政治的主体而只是君主的臣子、奴仆,因此不可能有独立的‘官僚政治’以及其他学者提出的‘学人政治’‘士人政治’等。君主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变态、如母后、权臣、宦官,等等,但其体制基本是一样的。”

  

   “王权支配社会”的提出具有首创性,用先生自己的话说:“我提出这一看法不是出于灵机一动,而是多年来学术积累的概括。”正是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了“王权主义”理论体系。这一学术判断为深入解读和诠释中国政治思想提供了政治学视角,对于诸多传统论题的研究,诸如天人合一、圣人观、重民思潮等得以走出前人的框架与格局很有助益。

  

   二是“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刘泽华先生沿顺着思想与社会互动的思路提出,“政治关系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力关系,它还是一种文化关系”。他把制度、法律、军队、警察、监狱等称为政治关系中的“硬件”,将信仰、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称为政治关系中的“软件”。认为“政治文化指的就是这些‘软件’”。在这里,先生借鉴了现代政治文化理论,指出“政治文化是政治实体中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在某些情况下,对政治行为起着指导作用”。他把这种状况称为“文化政治化”。其中“包括两层政治含义:其一,一定政治体制的形成有赖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其二,一定政治体制的存在和运行,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和改造。仅仅从制度、法律、规定、强制等范畴来谈政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结合一定的文化背景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的运行和发展”。

  

   政治文化化是说,一定的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可以通过不断的政治社会化过程逐渐内化成为政治共同体内成员所奉行的行为准则与政治观念。刘泽华先生从政治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视角切入,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深刻剖析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内在结构与关联。“政治文化化与文化政治化”不仅具有学术创新性,而且作为政治学立论本土化的案例,充实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中国话语。

  

   三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严格而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是有区别的。一般而言,研究方法指的是研究的技术手段,如计量方法,包括田野调查、质性研究等等。方法论是指运用某种理论作为认知、分析、论证和形成学术判断的手段。刘泽华先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自喻“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他的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论和辩证唯物论,学界一称为“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始,先生坚定而决然地摒弃了僵化、教条思维,扩展视野,提出并践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互动”方法与价值研究方法。

  

   关于“互动”方法。刘泽华先生提出的“思想与社会互动研究方法”是其辩证思维的体现。他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大致说来,占主流的是‘二分法’。先是阶级的二分法,强调两者的对立。近年来,讲阶级性的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精英’与‘大众’的二分法”。在他看来,“思想与社会本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由于学科的分化,人类社会的主要领域被分割”。“为了提高研究的专门化程度,人们可以将本来浑然一体的历史现象分割给不同的学科”。为此他提出“必须以综合性的研究来还原并解读事物的整体”,概括出“互动”方法论。就是要“综合思想史与社会史的资源、对象、思路、方法”,运用“互动”方法进行研究,“撰写更全面的思想史和社会史”。

  

   为了进一步说明,泽华师举出统治思想与民间社会意识关系问题作为案例。他认为,正是学科分工细化导致的“二分法”将思想分为统治思想和民间社会意识,研究者将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经典与民俗、精英与大众、政治思想与社会思想区隔开来。为此就需要运用互动方法论,“依照历史现象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确定研究对象,拓展研究视角,设计研究思路,对各种社会政治观念进行综合性解读”。“在对统治思想、经典思想、精英思想、社会思潮、民间信仰和大众心态分别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全社会普遍意识发展史做出深度分析和系统描写” 。互动研究方法关注事物之间的联系与逻辑,可以视为辩证唯物论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这种研究方法能够突破主流思想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局限,对于中国社会的思想与文化作出更为深刻与合理的阐释。

  

   关于价值研究方法。刘泽华先生说:“一方面要注意学科自身的认识规律,循序渐进;另一方面还要借鉴思想史和哲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于是提出要把价值研究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视角,这显然是一种方法论的提炼。

  

   先生认为,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不能只限于描述思想内容和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要考察思想的价值,价值性认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是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他说:“为了判明一种思想的价值,首先要明确价值标准……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价值问题不只是个阶级定性问题,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政治思想史不作价值分析,政治思想史就会变成一笔糊涂帐。为了更好地判明各种思想的价值,应该探讨一些价值标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借助历史学中已获得的成果,又要结合政治思想史的具体情况,理出一些自身特有的标准。”

  

   在他看来,在历史上,一些代表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付诸实践,是可行的,有效的,“甚至起了促进历史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谬误该如何分辨,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中有否科学和真理?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起了积极作用的思想是否就是实践检验证明了的真理?”这些认识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提出的,时值20世纪80年代初期,“思想解放”几近热潮,这些认识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思维趋向。

  

   总的来看,刘泽华先生密切关注中国思想、社会和历史相关的宏观性问题,从批判和破除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出发,彰显和倡导史家自由思考和独立认识的主体意识,形成了成熟的方法论理念,并用于研究实践。互动研究方法和价值研究方法的提出,对推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深入与拓展,构建创新性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四、学术人格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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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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