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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臣:我曾经做过的有关分配问题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9-12-31 15:09:29
作者: 赵俊臣 (进入专栏)  
一般说来,科学文化程度高一些的比低一些的,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上高一些,是完全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

  

   (三)反对在知识分子劳动报酬上搞平均主义

   我发现,我们在解决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功者之间在劳动报酬上的平均主义的

   时候,却在知识分子内部发展着事实上的平均主义,违背了按劳分配的要求,不利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首先,完全根据学历文凭、职称和参加工作的年限来计算报酬,忽视了知识分子的劳动贡献的差别。其次,把知识分子的劳动贡献“平均化”,不讲实际劳动贡献的差别。再次, 劳动贡献的计量缺乏科学性, 分不清实际的 劳动贡献的差别。

   我忧虑,知识分子内部的这种平均主义诱使一

   些人单纯追求学历、文凭、职称的偏向,严重挫伤一大批知识分子的劳动积极性,更助长了社会妒贤忌能的歪风。


六、放开知识分子业余劳动及分配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一度对知识分子参加业余劳动颇多指责,例如一些学校、科研部门、医院里, 知识分子参加业余劳动始终无人支持,处于非法地位。不少人对这种工余劳动持怀疑、抵制、反对态度,政治上批,经济上卡,甚至牵扯和影响到参加过业余劳动的知识分子的学术职称评定问题。为回应社会上对知识分子参加业余劳动的指责,我撰写了《关于知识分子业余劳动的几个问题》(载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一)知识分子业余劳动的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需要。

   改革开放初期,各行各业都要大上快上, 特别是农业、交通运输、能源、通信等关键部门更是战略重点, 但是却受到资金、技术、设备的制约, 而人才奇缺则是诸多制约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我们需要成千上万的各行各业的专家,需要上百万、上千万的各类技术人员,需要包括各个域、各个层次的人才大军。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现代科技术知识的人才大军,就无法进行四化建设。在短期内,我国人才奇缺的状况是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的。而允许知识分子业余劳动,就是挖掘潜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在下大力用好现有每一个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允许他们从事业余劳动,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自然的趋势。

  

   (二)知识分子业余劳动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他们献身四化建设的本身要求。

   由于我国现行经济管理体制、干部人事管理体制和教育体制方面存在的弊端, 使不少知识分子在本职工作岗位上难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也就是说他们在本职工作之后,仍有余剩精力可以发挥。在国家短时期内难以较大幅度提高知识分子工资收入的情况下,允许他们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从事一定的有酬的业余劳动,增加一些收入,不但可以贴补家庭开支,而且还可以使他们增加更新知识用费,更有利于他们对社会作贡献。

  

   (三)反对知识分子业余劳动的理由均不能成立

   反对知识分子从事业余劳动的意见认为,一个人的精力和体力毕竟有限,“一心不可二用”,热衷于搞业余劳动,就不可能全神贯注于本职工作。

   我认为,一方面,知识分子能否搞好本职工作,与搞不搞业余劳动并无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就人的体力和精力来看,适当从事业余劳动是在负荷的限度之内,也不会影响本职工作。再就实际情况来看,知识分子业余劳动虽然多取了一点酬金, 例如一项技术咨询服务,收入几十元或几百元,讲课每课时的收入在二、三元或三、五元。但由于知识分子的劳动,是倍加的或自乘的简单劳动,不能以简单劳动量来看;他们的劳动的经济效益,也难于估量。技术咨询时, 一条好建议被采纳运用,说不定为企业带来数万、数十万、数百万的经济效益。一堂课开了学生的心窍,将使学生受用一辈子。因此,我们一定要正确评价知识分子劳动的经济效益,不能盯着他们多得了一点酬金。就一般情况而言,知识分子的劳动包括业余劳动,与他们所得的报酬悬殊很大的,有时甚至不能补偿他们的劳动支出,更不可能与其贡献成正比例。        


七、关于劳动报酬实行 “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议论

  

   我国自1950年代初中期引进等级工资制以来,由于对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作了片面的理解,硬说按劳分配原则“所反映的仍是资产阶级法权”,“跟旧社会差不多”,“是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因而“必须进行限制”等;而限制的办法,就是加强说服教育工作,即说服劳动贡献多、大的人不多得,让劳动贡献少、小的人不少得,不劳动的也照样得。这样,久而久之,形成了一股声势大、范围广的顽症: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严重影响了干部和职工的劳动积极性,经济效益长期提不高。因此,本来是有多有少、有升有降的工资和奖金,在长期“左”的思想和习惯势力下,变成了“上有顶、下有底”的固定物。

   粉碎“四人帮”后,实践打破了这种限制,企业试行“浮动工资”、“浮动奖金”和“超额工资”,使劳动报酬在一定范围内“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办法后,普遍收到了明显的成效。然而,社会上颇多非议。为回应这些非,我写了《关于劳动报酬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的几点议论》(载《学习研究参考资料》1984年10月13日第86期)。

  

   (一)劳动报酬实行“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所决定的。

   在“上封顶”的情况下,多劳的只能少得。多劳者而少得的那部分,如果作为“社会扣除”部分,而转归国家或集体,是多劳者为社会多作贡献的话,那当然是应该提倡的劳动态度。但是,国家或集体已经按统一的“扣除”标准,对他们的劳动产品作过必要的“社会扣除”了,这和马克思所讲的按劳分配所必须的“社会扣除”不符。如果多劳者而少得的那部分,并没有转归国家或集体,而是被少劳者或不劳者拿去了,那显然更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在“下保底”的情况下,少劳的必然不少得而多得,不劳者也可以得。这些人得到的,一是其他劳动者的多劳部分,二是国家或集体应得的那部分,但归根结底是多劳者多劳而没有得到的那部分。

  

   (二)实行劳动报酬“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不会导致两极分化

   实行劳动报酬“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以后,会不会出现一部分念业和职工收入无限制地增长,而另一部分企业和职工购买力逐渐减少的两极分化现象呢?

   由于劳动报酬在“封顶、保底”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少劳者和不劳动者无偿占有即剥削多劳者的现象,这就使多劳者不再愿意多劳,少劳者和不劳者越来越懒,企业缺乏必要的内在动力,职工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创造性。

   部分企业职工在一定时期内较大的收入差别,也不能认为是两极分化。什么是两极分化?通过这几年的拨乱反正,人们都清楚,两极分化决不是指的职工之间的收入差别。

  

   (三)邓小平提出要顾及左邻右舍原则

   按劳分配要顾及左邻右舍的原则,这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来的。当时,一些地方出现了一股滥发奖金之风。一方面,一些企业单位不管本企业是否盈利、是否为国家做出了较多贡献,都以各种名目发放实物和货币奖金,使“一些企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成倍地增长”;另一方面,好多企业的工人却得不到奖金。结果是“改善了少数人的生活,增加了全国人民很多的困难。”(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22页)为此,邓小平及时向全国提出了按劳分配要顾及左邻右舍的原则。贯彻这个原则,解决了在相同劳动条件和相同贡献下的职工收入不合理的悬殊问题。

   我以为,顾及左邻右舍,就要排除因占有生产资料多少、先进与否,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如果扣除比例对于同一类型企业和各个劳动者来说是不同的,那么就必然破坏劳动者获取劳动报酬的尺度的同一性,从而使一部分企业和劳动,把应扣除的一些社会价值,转归个人所有,违背按劳分配原则。

   我还认为,顾及左邻右舍,就必须在计算各个企业和各个劳动者的劳动量时,以社会平均劳动量为标准;把不同质的劳动还原为不同数量的同质的劳动,从而在数量上进行比较和计量,这本身也就是一个顾及左邻右舍的过程。如果不以社会平均劳动量为标准,而是以高于平均量为标准,将使大多数企业和职工劳动报酬减少,挫伤多数人的积极性,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背道而驰;如果以低于平均量为标准,将使大多数企业和职工不经艰苦努力,不用多作贡献,就可以多得报酬,从而减少国家收入。

   我们看到,实践中把顾及左邻右舍原则抛弃,有的国有企业老总自定工资标准,年薪高达数十万元,乃至数百万元,远远脱离了一般员工平均收入。此外,公布的那些被查贪官收入数亿元、数百亿元,则是另一个研究范畴。


八、关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10年,我和指导的研究生郭元圆合作完成的《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研究》(原载《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 4期),进行了研究,文章报送省委后省委副书记李纪恒2010年2月5日批示“此件有数据、有分析、有建议、有对策,看后受到启发。呈省委农办领导、省委办公厅二处阅研。二处代我谢赵俊臣、郭元圆同志。”

   我们运用统计数字分析有个发现:一是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全国 31个省市区中差距最大、最严重的省份;二是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各州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呈现出“马太效应”;四是云南省是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地区。

   我们分析了造成这种状况是历史的、地理的和现实的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 但是干预政策则是最重要的原因:一是现行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完全必要,但是在帮助农民创收方面尚不直接,作用不甚明显;二是农民创业遭遇金融服务短缺;三是农民工进城打工仍有较大空间;四是农民没有享受到土地市场增值的收益;五是自然灾害造成农民直接经济损失;六是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增收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七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提高不快,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不高。

我们提出的若干解决措施建议:一是为农村全民创业与增收提供足额的金融服务;二是进一步鼓励、扶持和组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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