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吕文浩:重审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

更新时间:2019-12-28 20:46:54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重审民国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


吕文浩


导言

  

   根据中国社会学史研究学者的意见,从1918年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陶孟和发表《社会调查》一文起,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在这大约二十年间,中国学术界曾经出现过一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其影响超出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扩大到一般知识界。[1]

   “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一词,据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初见于李景汉192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此文刊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学术刊物《社会学界》第1卷。其后约八九年,燕京大学以吴文藻为首的社会学者倡导侧重文化分析的社区研究,以所谓“社会学调查”取代“社会调查”,此时的“社会调查”在吴文藻领导的社区研究派眼里,已经由广义转为狭义,专指那些以“科学的态度,客观的方法”搜集数字统计资料的调查方法。而“中国社会调查运动”则成为以曾经在英美流行的社会调查为榜样,旨在谋求社会改良、社会服务的一场学术运动。本文以“社会调查派”来概括社区研究派所批评的这一学术流派。

   1932年和1935年的秋天,应燕大社会学系主任吴文藻的邀请,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顶尖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派克教授(Robert Park)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布朗教授(A.R.Radcliff-Brown)先后来到燕大讲学,分别把社会学人文区位学和社会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学术理念传递到未明湖畔。以派克和布朗在当时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燕大这批青年学者自然是崇拜不已,他们的学术热情被点燃起来了;在这两种学术流派的影响下,他们在吴文藻的领导下,提出了以社区研究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思路。要推动社区研究的进展,除了引介学术新潮以外,他们还要面对成长已逾十年,如日中天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此时社会调查的阵营里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学术中坚,如先后主持北平社会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陶孟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人口与劳工问题专家陈达、主持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社会调查工作并先后出版《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和《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名著的李景汉、主持金陵大学农家经济调查和土地利用调查的美籍学者卜凯(John Lossing Buck)等。在吴文藻麾下的,仅有刚刚从芝加哥大学留学归国的赵承信,若干名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尽管这些青年学者早在大学时期就已经在老师的指导下展开学术研究,在《社会学界》、《北平晨报·社会研究》等学术舞台上初试身手,显示出非凡的学术潜力,但在学术功力和影响力上,仍不能和陶孟和、陈达、李景汉和卜凯等名家相提并论。抗战前三年,社区研究派主要是介绍人文区位学和功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不遗余力地鼓吹社区研究的优越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是把“社会调查”作为学术对手,以与“社会调查”的区别来界定“社区研究”的特征;为了扫清社区研究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他们并不是对“社会调查”进行全面的学术总结,承前启后,而是频频贬斥,不乏尖刻之词。尽管他们的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其片面性也不容忽视,因为,此时的他们无心亦无暇去总结“社会调查”在当时学术界的意义与价值。抗战前几年间燕大的实地研究工作刚刚开展起来,在抗战开始以后,随着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学术新秀的崭露头角,社区研究派的声势日益壮大,在学术界其风头已经盖过昔日发展势头很猛的社会调查派,逐渐在学术界取得话语权。

   面对社区研究派的强大攻势,社会调查派似乎比较沉默,鲜见正面的回应。但如果我们细读社会调查派的有关论著,不难发现他们在实际上不得不有所变化,大约是就其原有的思路加以引申、补充,加进了社区研究派的某些思想成分。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李景汉、张世文此时也在使用社区研究派的核心概念“社区”,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明他们已在吸收社区研究派的某些概念来完善自己。

   在以往的社会学史研究中,虽然对社会调查派的贡献有所肯定,但或者是站在社区研究派的立场上来展开评论的,或者对其中的曲折论述还不够详细充分,相信还有再作探讨的余地。[2]令人欣喜的是,最近的研究对社会调查派已经提出了一些新的评价。如《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的主要编者之一夏明方教授认为,“平心而论,社区研究派对李景汉等人的批评,虽不无道理,却也有偏颇之处”,主要原因,一是社区研究派的批评过于集中在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而此书之所以这样写是有着特殊的考虑的,李景汉因材料太多,篇幅太长,故先整理出一个主要叙述概况的版本,希望在对进行中的各项问题有了彻底的调查以后,再加以“详细的解释和相当的结论”;二是统计法未必劣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实际研究中运用哪种方法,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即便是进行社区研究,也离不开对统计手段的运用。早期统计型调查存在的一些问题,其根源似乎不是统计方法的运用,而可能是统计方法的不完善,抑或是自觉不自觉的理论前提有误。这一点对于人类学调查也是同样适用。”[3] 又如李章鹏博士认为,Booth式的社会调查(作者后来在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概括为“统计型调查”,也即本文所述的社会调查派的调查。Booth即英国19、20世纪之交英国社会调查的先驱人物Charles Booth。)与社区研究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当时就有学者在作两派会通的努力,从学术水准来说,两者并无绝对的高低之分;社区研究派过分贬低统计法,使他们对世界统计学的发展比较隔膜,进而限制了他们的理论视阈,而二战以来数理统计逐渐被引入社会学等学科的经验研究之中,已经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这充分说明了社区研究派的局限性。[4]

   本文拟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材料,着重揭示社会调查派更多的面向,其中也包括在受到社区研究派批评之后所发生的若干变化,所提出的若干反思;同时将两派之间的“二重奏”扩展为“多声部”,再现当时社会学界围绕“社会调查”发出的多种音调。从这种斑斓的历史图景中,结合民国时期社会学面临的特殊社会环境来重新评价社会调查派与社会学学科建设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助于公正地评价社会学史上的社会调查派,而且对于开拓社会学研究的新局面也许不无裨益。

  

李景汉对“社会调查”的看法并不狭隘

  

   李景汉是我国现代社会调查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1917-1924年,他在美国学习社会学与社会调查。留学期间,起初他喜欢坐在教室的最前排,某日社会问题研究班讨论各国男女人口的分配,当时教员忽问及中国男女人口的性比例,因中国没有此项统计,他只得答以不知。某日又问及关于中国工资涨落的指数,他又无以应对,后又问关于中国土地的分配,他又不能答。这样,每次上课即感局促不安,“每问到中国社会统计时则汗流浃背,如坐针毡,而所选之座位亦由最前排而次前排而中排,不久而至最后排,而且坐于胖大身量[高]者之后矣!”[5]中国无社会统计使他备感国耻,极受刺激,乃立志毕生从事社会调查事业。因留学时期所受刺激形成的心理情结,他一方面对从事社会调查态度非常坚定,几达到信仰的地步;另一方面,他所理解的社会调查主要是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统计工作。

   1924年,李景汉回国的时候,国内只有一些零星的社会调查,“此时全国人士,对于社会调查尚没有什么有兴趣的表现,各大学也不着重社会调查这门功课”。[6]最初的几年,他从事都市人力车夫劳动与生活水平的调查,以及手工艺工人行会组织的调查。1926年他和陶孟和、陈达等学者一起组织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即著名的北平社会调查所的前身;同时他在燕京大学兼授社会调查课程,带领学生调查北京郊区农村社会生活,写出了《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专著。1928年夏,受晏阳初的邀请,他前往河北定县主持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社会调查部工作,前后7年时间,在定县带领一批青年同事做县单位的社会调查,搜集资料极多,《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已发表的材料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7]学术界公认李景汉编著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代表了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最高水平,因其鼓吹社会调查最力,资历较深,调查经验又极为丰富,李景汉被认为是社会调查派的代表人物。正面肯定“中国社会调查运动”者,往往举李景汉为代表;社区研究派批评“中国社会调查运动”,也往往以李景汉为“批判典型”。谈李景汉时,学者们又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如夏明方教授已经指出的,编著者李景汉对写作这本书是有一些特殊的考虑的,似不能以一本书中的一些个别的提法概念化一个人的全部学术追求。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不过多地将目光停留在《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书上,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动态的李景汉形象。

   李景汉的实际社会调查工作虽然表现在搜集社会统计资料上,但他的学术涉猎范围却大大超出了社会统计调查的限制,其学术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只是他未能将更多的学术资源充分消化,体现在自己的学术思想表述或具体经验研究作品里,所以他的一些其他侧面长期以来鲜为人知。

   1927年,李景汉在回顾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时,并没有回避早期人类学方法的调查成果——葛学溥(Daniel H.Kulp)的《华南乡村生活》,他认为“这本书颇能示人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方法”。[8]1933年,在《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他亦两次提及葛氏的研究。一次将其与步济时和甘博合著的统计型调查著作《北京社会调查》并举,称之为我国早期社会调查中“其中规模稍大,且有相当成绩的”,[9]另一次是在第三章回顾中国社会调查史时称“此书的研究方法很可参考”。[10] 社区研究派领袖吴文藻也对葛学溥感兴趣,尤其是其关于研究方法的论述。吴氏认为,“这是中国乡村社区文化分析的先驱”。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吴氏进一步阐释:“葛氏的研究,较一般的社会调查,自有一大长处,却是他充分利用了西方文化人类学派实地工作的观点和方法,来考察中国的乡村社区。这样着眼的研究,在中国不但是开风气之先,而且在中国现在农村社会学文献中的地位是极重要的。他所调查的凤凰村,总共只有六五○人,所以极便于应用他所谓之‘有机的研究法’,来作最详细而亦最系统的社会分析。他研究凤凰村的观点,方法和步骤,在第一章方法论的导言内说得很清楚。同章内附有作者所拟‘研究中国农村生活的社会学方法’大纲及‘社会分析图表’。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于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有很明透的了解。所以这样的社会分析法,是可为今后一切乡村社区的静态研究之模范”。[11]社会调查派和社区研究派的两位代表人物,都对同一本用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的著作感兴趣,而且兴趣点都在其研究方法上,说明历来被简化的李景汉形象可能并不准确。

1933年,李景汉对社区研究派极为推崇的《中镇》一书有这样的评价:“1929年连得(R.S.Lynd,今天通译为林德——引者)著《中镇》(Middletown)一书,调查美国现代文化。该书对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颇能别开生面”。[12]吴文藻的评价见于其1935年发表的《西方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一文,他认为此书是今后一切社区研究的模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63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