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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巧宁:1950年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

更新时间:2019-12-27 21:01:28
作者: 李巧宁  
上课则成了学生的“副业”。1958年,西北大学“基本上是在‘运动’中度过,大学生不上课或很少上课。夏天,学校的‘大跃进’也很快进入高潮”,搞卫生大跃进、体育大跃进、大跃进誓师大会、大炼钢铁等。20西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不断地因交心运动、红专运动、教学改革运动、炼钢运动等而停课,有时甚至为之彻夜不眠,通宵达旦。吴宓1958年10月16日日记有这样的记述:夜里“校内各处灯火明亮,遍地钢炉,赶做夜工,复以广播之演说、歌曲,鼓舞众人努力工作,此连彼续……5:00后,始静……”21

  

   这种热火朝天搞运动的场面在1958、1959年的大学校园并不少见。比如,1958年春季的“反保守、反浪费”运动中,复旦大学法律系四年级80个学生通宵写出3000多张大字报,新闻系学生向法律系学生挑战,第二天晚上也熬夜写大字报直到拂晓。22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学生在1958年夏季的教学改革运动中为赶写大字报“数日不回寝室,在教室中倦则伏案而寐,焦思苦行,不断挥毫书写”,写出的大字报不仅挂满了教师的教研室,还靠墙堆起高高的一摞。23在有的高校,一些被认为先进的党团支部为了表示政治上的“进步”,甚至连休息的间隙也用来搞政治学习,比如读报、读毛选、读时事报道等。

  

   频繁的政治运动和大量的时事学习,对没有政治欲望的大多数学生来说,是一种无聊,一种折磨。更何况,每次政治运动和时事学习都会落实到个人的思想改造上,不断地挖掘、批判个人身上的非无产阶级表现和非社会主义思想。一些学生对大学里这种重思想改造、轻专业学习的做法感到十分厌倦与无奈。就如安徽合肥师专中文科学生徐大野1958年在日记中所讲的:学生“为改造思想一周要开10小时的会,一月要开32小时的会,一年要开400小时的会,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要有十分之一白白支付在开会改造思想上。”24有的大学生甚至因此对继续上大学产生失望情绪。以北京大学为例。1958年7、8月,化学系三年级学生张守惠说:“党将学生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人,而我离红还远得很,今后党团员一定要和我针锋相对地开展斗争,这样实在受不了!”中文系一年级团员学生杨澄说:“学校是学习的地方,整天不念书搞运动,将来还得当工人、农民,不如趁早工作去。”中文系一年级、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吴正南也说:“家里生活很困难,供我上学不容易,千里迢迢投奔北京,是为了求知识,没想到学校里不念书,整天打锣敲鼓搞运动,不如回家去劳动。”据北京大学团委会1958年8月的调查,存在上述思想打算退学或已经退学的学生有25人。25可以说,这25人只是已经暴露了思想的,出于种种原因没有暴露自己厌倦运动与政治学习情绪的学生大有人在。当然,不排除有些学生对政治运动和时事学习充满热情。

  

   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哪个学生一旦成为运动的对象,几乎一夜之间就会成为众矢之的,沦为人人唾弃的对象,不得不忍受各种指责、批判,乃至无中生有的诘难。1953年考进复旦物理系的李梧龄不幸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成为肃清对象,立马陷入了孤立无援、一天二十四小时有人监视的境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没有一个熟人敢对我露一丝笑容,无不莫名其妙地一脸漠视。……三年级的第一个学期里,因为这场运动,除两位同学外竟没有人敢和我说话!”26复旦大学中文系1955级学生徐成淼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后的遭遇也很有代表性。当时,他发现自己“成了遍身涂了柏油的罪人,我的姓名在人们之间变得那么臭,没有任何人和你搭讪,和你微笑”27,又“好像是在一个囚笼里,四周有狼虎成群,逼我承认我不能承认的东西”28;他深深感觉到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对象的痛苦:“在这被一切人误解、仇恨、谩骂,并且被人轻视得抬不起头来的环境中,生活是多么枯燥、空虚和艰难。”29这样的遭遇同样发生在1957年被划为“极右”分子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4级学生张元勋身上。据他回忆,当时在北大校园里,“随便什么人,在随便什么地方,认出某人是右派分子,只要喊一声‘站住!’那就须从命立定,而后听之任之地为其所骂、所打、所凌辱、所刁难,凡有此情便会迅速聚众围观,同仇敌忾,众声怒斥、众拳脚交加、众唾齐飞,直到他们满意、快意、情尽、兴足而罢!”。30


三、经常的义务劳动与乐观的休闲生活

  

   1950年代,“义务劳动”不仅是人们熟悉的一个名词,而且是到处可见的社会现象。这一方面是因为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广泛参与国家的建设,另一方面是因为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学习苏联”是一种时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所倡导的“星期六义务劳动”也为中国所效仿。高等院校的学生是义务劳动的实施者之一,大学生每个学期总有几次义务劳动,一般在附近的农村、工厂或街道。

  

   1957年以前,大学生的义务劳动大都在周末,而且不是经常性的,不影响正常教学。1957年以后,随着全面大跃进的开展,大学生的义务劳动明显增多,尤其是1958年在高校开展了“红专“辩论,大批“白专”道路之后,义务劳动被看作培养大学生共产主义思想和塑造“又红又专”人才的重要方式,几乎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

  

   以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冶金建筑学院和复旦大学为例。1950年代后半期,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每年起码下乡两次,一次是夏收夏种(总是在6月上旬),一次是秋收(时间3周左右);1958年大跃进时则下到工厂参加搞技术革新。31在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暑假后,劳动成为正式课程,各系的学生纷纷开展义务劳动。就拿1956级新闻系的学生来说,1958-1959学年第一学期他们“一边在校刊实习,一边投身大炼钢铁劳动,一边上课学习”,每周两天半办报,一天半炼钢,一天上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外文课。32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1958-59年也是常年劳动,校园的好几幢建筑就是学生们那段时间盖起来的。33复旦大学学生的义务劳动主要是参加农业生产或搞公共卫生。复旦大学新闻系1955级学生徐成淼在1957年和1958年上半年的日记中多处提到参加义务劳动,仅1957年底至1958年初就有四、五处。如1957年11月23日日记:“上午很早就到很远很远的农业社去劳动,……上午的劳动是挑稻草,一百多斤的重量压得我全身疼痛,于是在中午于稻草堆上痛快地休息了一顿以后,便干了一些较轻的掘花生的工作。回来时已经是四点半了。”34 1957年12月4日记:“……星期天有义务劳动”35 1957年12月8日记:“人们都去劳动了,我因为腰伤没有去。”36 1958年1月18日记:“下午,去五角场捉虫……”37 1958年1月19日记:“中饭以后,和同学们一起到江湾镇捉皮虫。”38

  

   张弛有致才是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紧张的政治运动和频繁的义务劳动之余,大学生也有自己的休闲生活。1950年代大学生的休闲生活带着乐观向上的浓浓气息,主要有跳舞、看电影、打球、唱歌等。具体地说,1957年以前大学生的休闲生活更为丰富多样一些,1957年以后不如以前宽松自由。正如1954年考入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蒋大鵾回忆大学生活时所说:大学前两年“文娱活动也比较活跃,周六晚上在操场上放映露天电影,在学生食堂举办舞会,有时还以系为单位举办晚会”,大学后两年文娱活动就冷清了很多。39  在1956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课余时间,几乎全被电影、球赛、展览会等抢光了。”40

  

   看电影是绝大多数大学生喜爱的休闲方式。1950年代,许多大学周六放映电影,或免费,或象征性地收取一点费用;有时是露天的,有时在学生食堂或大礼堂;放映的多是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片,也有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如苏联电影《脖子上的安娜》、《两个探险家》、《幸福的生活》《鲁勉柴夫案件》、《战斗的青年一代》、《生活的一课》、《渔民恨》、《梅丽小姐》、《第十二夜》、《但丁街凶杀案》(又叫《第六纵队》)、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雁南飞》、《列宁在十月》、《牛虻》、《夏伯阳》、《乡村女教师》、《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争与和平》、《苦难历程》(三部曲)、《漫长的道路》、《复活》、《贵族之家》、《父与子》、《带阁楼的房子》、《革命的前奏》,中国电影《平原游击队》、《一江春水向东流》、《马路天使》、《风云儿女》、《渡江侦察记》、《十字街头》、《天仙配》、《椰林曲》、《女篮五号》、《国庆十点钟》,意大利电影《如此人生》、《苦难情侣》,埃及电影《我们美好的日子》,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等。周末的晚上,大学生们聚集在校园看电影成了1950年代高校的一道寻常风景。也有的学生课余时间到电影院去,在对荧幕形象的欣赏中放松精神,陶冶情操。

  

   如果说看电影是“静态”的休闲,那么跳舞就是“动态”的休闲。大学生充满青春活力,再加上中苏友好的时代旋律下苏联文学浪漫主义情怀的熏陶,许多人对跳舞情有独钟:伴着优美的乐曲,迈开青春的步伐,让心儿轻轻地飞翔,让友谊自然地流淌……1950年代大学校园经常举办周末舞会:在学生食堂或学校礼堂,桌椅移往四周,中间的空地就是理想的舞池了。舞会上音乐的优美、友谊的真诚、运动的快乐使大学生在紧张的学习、劳动和政治活动之余得到有效的放松。1955年进入北京政法大学读书的章文岳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为了缓解被划为右派的哀伤,几乎一次不漏地参加周末舞会。他回忆:“有一种我不知名堂的两人靠得很紧又不断旋转的舞蹈使我心情十分舒畅:此时此刻什么烦恼什么不幸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在同学的帮带下跳着慢四步。……我沉浸在《灯光》的伤感又依恋的旋律里。苏联的抒情歌曲总是这样扣人心弦。”41有意思的是,有的学校还把跳舞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普及。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52级学生王酉梅回忆:她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时,“平时学校也有很多娱乐活动,如晚会表演、露天电影、交谊舞会等等。说来有趣,周末经常举办的舞会上,有些调干生不会跳。青年团还让年轻同学带动年纪大的同学跳交谊舞,当作政治任务呢。”42频繁的舞会,再加上跳舞的普及,自然使参加校园舞会成了大学生的重要休闲方式。

  

   除了看电影、跳舞,打球和唱歌也是大学生迷恋的休闲方式。课余时间,球场上活跃着喜欢户外运动的大学生,有的打篮球,有的打排球,有的在水泥乒乓案前左推右攻……教室里、草坪上,也常常有学生三五成群一起唱《喀秋莎》《红莓花儿开》、《三套车》、《列宁山》、《海港之夜》、《小路》、《我的祖国》、《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克拉玛依之歌》、《我为祖国献石油》、《黄河大合唱》等歌曲。苏联抒情歌曲《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尤其受到大学生们的青睐。在北京大学,每到傍晚,“未名湖畔飘荡着优美的歌声。手风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最为突出。”43

  

   的确,对195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苏联文艺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据1955-1961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赵鑫珊回忆:

  

六年来北大周末的电影(尤其是苏联片)我从不放过。从中我得到了许多许多,弥补了我的不足,进一步驱赶掉了我的平庸、无知和浅薄。我特别感激苏联电影艺术家把古典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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