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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念然 王诗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

更新时间:2019-12-27 00:39:43
作者: 黄念然   王诗雨  

   内容提要:作为中国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的传播者和宣传家,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见解及其具体的文艺批评实践不仅对五四后期的左翼新文艺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也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学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方面为后世树立了可资借鉴的轨范。从其早期的俄乡心程中,可以看到他对文学的作用有着“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畅想,既有对新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也有对普洛大众文学之现实与未来的宏观剖析,更有对中国文学出路的积极探讨;他对马列主义文艺原典的阐释与发扬,既有“直取心肝”的准确,也有因激进而带来的误读;他以革命现实主义为立场的文艺批评实践因鲜明的时代性、浓郁的战斗性和高度的针对性而显现了鲜明的“政论文”特征。

   关 键 词:瞿秋白  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  中国化  Qu Qiubai  Marxism  Artistic Theory  Sinization

  

   瞿秋白是自觉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中共早期著名领导人之一。他的中国化探索不仅仅集中于“左联”时期的理论阐释活动和对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参与与指导上,事实上从20世纪20年代初赴俄考察开始至其从容就义,这位既是伟大的革命者又是饱经忧患之文人的中共领导人就一直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学实践结合起来,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原则、具体创作方法乃至实际的文艺活动的组织原则都有全面的考量和深刻的阐述。其中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在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艺实践中,初步建立起适应革命形势及要求的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建立在对苏联“拉普”创作方法和理论的吸取和改造上,也建立在对中国革命文学实践中的“革命的浪漫谛克”的批判上,初步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与中国文艺实际的相结合。从其早期俄乡心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革命的过程及文学的作用有着“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他基于《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进行的新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延展着其关于文学革命同大众文艺之间内在逻辑联系的思考;他的文艺大众化理念中的“为大众”有着不同于时人时见的真正的普洛大众情结;他对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的全方位思考与阐述展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风范;他对无产阶级文艺领导权的重视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批判活动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并成为反对文化殖民的重要精神财富;他对马列主义文艺原典的阐释和发挥(诸如“现实”“现实主义”“党的文学”“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等)既有“直取心肝”的准确,也有因激进而带来的误读;他基于革命现实主义文艺立场而从事的文艺批评实践既有对鲁迅作为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典范的精准发掘,也有对于启蒙“五四”和革命“五四”的武断区分,更有对“第三种人”的不当拒斥。总的说来,在昭示中国左翼文学已经具有的宝贵遗产和所应拓展的广阔道路方面,瞿秋白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理论家范本。我们只有尽量回到历史的真实场景,才能看到这位早期中共文艺理论家的心路历程及其理论轨迹向我们到底言说着什么。

  

   一、俄乡心程中“清醒的现实主义”

   在投入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以前,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途径十分有限,而俄国则是他们获取马克思主义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费正清所说:“十月革命自然地把激进分子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俄国……不满足于翻译过来的关于新俄国的报道,中国人或前往俄国直接观察,或向莫斯科派驻记者。其中包括瞿秋白,他的动机是‘寻求……改造中国的真理’。通过他们的报道,抽象的理论转化成了具体的事实。”[1](P576-577)可以说,正是基于把俄国抽象的革命理论转化成改造中国现实的真理的愿望,瞿秋白即便忍饥挨饿,也要到俄国这个“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2](P31)去寻求革命真理。赴俄期间,他不仅发表了大量介绍俄国革命现状的政论文章和旅俄游记作品,以及呼吁中国革命的诗作(如《无涯》),还发表了不少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如凯仁赤夫的《共产主义与文化》和《校外教育及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其中,被茅盾先生冠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的《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既是现代中国最早记叙十月革命后苏联初期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作品,更是瞿秋白走向马克思主义传播与译介的先声。

   赴俄期间,瞿秋白对苏俄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及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非常重视。谈及原因,瞿秋白曾在1920年3月为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确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原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3](P248)在他看来,“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乃是“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4](P84)。因此,通过介绍俄国普洛文学,向在水深火热中寻求解放的中国读者运送“军火”,就成为他在文艺上的重任。他翻译了果戈理(如《妇女》)、莱蒙托夫(如《烦闷…》《安琪儿》等)和高尔基(如《阿弥陀佛》)的作品,结识了“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欣赏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国民》,拜访了托尔斯泰陈列馆,还受苏俄政府大规模扫盲运动的启示,在莫斯科开始研究中国文字拉丁化问题,写下了中国最早的一部《拉丁化中国字母》(这对他后来的文艺大众化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还撰写了《俄国文学史》一书,系统介绍了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史,对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等人作品中的“平民性”“现实性”以及“文学为服务社会的工具”等观念,尤其是对于革命性的大众化的文艺观十分推崇。他对于革命性的大众化的文艺观的推崇可从一则例子中见出。1922年2月17日,在翻阅过往的俄国《新闻报》时,瞿秋白发现了该报登载的美国现代舞蹈家邓肯的《新艺术与群众》一文,文中大声疾呼:“我们现时的艺术时代,应当融洽于‘生活’,不但不能后于生活一步,而且应当为人类描画‘将来’的理想”,应当给工人“怡养于高尚的真正的伟大的艺术”,“受艺术化的教育”[5](P73-74)。瞿秋白看到该文后当即将其摘译出来,题作《美人之声》,后收入《赤都心史》。

   我们应该看到,瞿秋白从一开始,对于革命的过程及文学的作用就有着“清醒的现实主义”认识。首先,他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红花”是“染着战血”的。在他看来,革命的胜利不可能一夜之间到来,旧世界也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天堂。其次,他清醒地认识“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与当时许多人过高估计文学对社会改革的作用不同,瞿秋白冷静地指出:“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没有因文学的变更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社会的。”[3](P248-249)可以说,正是这种建基于坚实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基础上的“清醒的现实主义”,使得30年代的瞿秋白能够不断挣脱苏俄“拉普”的理论桎梏,从宇宙观的高度正确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现实主义内涵,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积极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并对“革命的浪漫谛克”进行有力而恰当的批判。

  

   二、文艺大众化的理论畅想

   瞿秋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最勤、实践最力、论述最全面的早期中共领导人之一。他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畅想,既有对新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也有对普洛大众文艺创造之现实与未来的宏观剖析,还有对未来中国文学之路的探讨,虽然其中也不乏过激或不当之处,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如何真正在中国实现大众化却是厥功甚伟的。

   (一)新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

   早在1923年10月,瞿秋白就作《荒漠里》一文,首次提出了“文艺的大众化”问题。1929年2月,他拟定并在莫斯科出版了《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后经苏联汉学家郭质生帮助修改后更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以汉文、俄文、拉丁文等形式印刷,在华侨中试行,引起了文化界广泛的关注。这是很早从语言形式角度对文艺大众化问题所作的重要探讨。对于大众文艺该用何种语言,他认为“可以用普通话写,也可以用方言文写”,“前者给全国群众看,后者给一定地方的群众看”[6](P322-323)。1930年春,他在致迪兄的信中再次明确主张,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必需“用现代的普通话写”,“不要古文,不要古代的文言,不要古代的白话,不要夹杂着古代的文言或古代的白话的假白话文”。“说一定要用普通的白话,这就是不要方言,不但不要广州、上海、福建……等的文言,并且不要北京的文言。”[7](P332)之后他又说道:“凡是说得出来的白话文,都是‘活人的话’,都是真正的白话文。凡是说不出来的,读出来听不懂的……不象说话腔调的……就都是假白话文。”[8](P336-337)

   不可否认,瞿秋白关于新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带有一定的乌托邦性质甚至武断特征,正如费正清所言:“瞿凭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偏好,自然地将这种新的大众语言的原型想象为一种‘普通话’的集合体,很像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并设法在现代工厂里相互交往的城市工人所讲的语言。”[9](P497-498)而且他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中也遭到了茅盾等人的质疑,但文艺创作语言形式的大众化却成为后来中国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甚至建国后革命文学创作与理论建设的主导方向,其指导意义仍是不容忽视的。

   (二)关于普洛大众文艺创造之现实与未来

   瞿秋白在参与和主持左联领导工作后即撰写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作为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解决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实际问题的第一篇带纲领性的文献,这篇文章对普洛大众文艺的语言形式、基本内容、创作目的、创作方法以及创作理念作了全面的阐述。不可否认,瞿秋白的文艺思想中确实包含着比较明显的左倾主义机械论和武断之处,比如将启蒙的“五四”和革命的“五四”截然分开、将“五四”白话文简单视为“新文言”、否认“第三种人”的存在等,但文章对中国现实社会和文艺现状的分析是清醒的、透彻的、有力的。比如他批评“左联”时期文坛的某些“革命作家”,认为“他们所有的只是‘天才’,只是‘理论’,他们已经得到的是些归纳的结论,将得到的还是些归纳的笼统的结论”[10](P477),这正是对这些作家在创作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的一针见血的批评。

尤为重要的是,瞿秋白文艺大众化理念中的“为大众”思想有其特殊的含义和重大的意义。瞿秋白的文艺大众化理念是同文学革命这一宗旨密切关联的,大众的文化解放是其真正的目的,文艺形式的变革则是其中的表现形式。比如1929年3月19日在给杨之华的信中谈文字改革问题时,他认为这种改革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工农群众不要受汉字的苦,这或许要五十年、一百年,但发端是不能怕难的”[11](P319)。1930年春,他两次致信迪兄谈新的文学革命问题,认为“新的文学革命不是‘五四’的简单的继续,而是它的‘辩证法的开展’”[12](P331),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并没有真正解放大众。文艺大众化问题作为30年代文艺评论界的一个热点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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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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