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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他山之石——民国社会学者的历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9-12-25 15:15:13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他山之石

--——民国社会学者的历史研究[1]

  

引言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而今天我们习见的历史学已经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了。这里面既有历史的延续,也有近代学科分立所带来的重新定位。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甚至表述方式上,清末以来西学的冲击,其作用无论如何都是不可低估的。这里所说的西学,不止于西方近代历史学一门学科,还包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其中,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山大学的几位师生已经做了局部的分析[2],尽管他们的研究只是冰山一角,但其揭示出的影响程度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往的认识。

   中山大学姚纯安先生的博士论文《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研究中国社会学史,将时段集中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萌芽时期(1895~1919年),作者告诉我们,这时经由日本和英美两条渠道大量输入中国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国学研究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其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我们以往的估计。但毋容讳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社会学知识还很单薄,学科化的程度还很低,1920~1940年代才是中国社会学的成长时期,学科化程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20年代初期,不仅西方社会学著作被大量介绍进来,而且伴随着国内少数教会大学社会学教育体系的确立以及留学归国的中国学人的成长,中国社会学的从业队伍急剧扩张,更多的社会学系在大学里建立起来,社会学学术刊物、学会组织也蓬勃发展。系统探讨这一时期社会学与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历史学的关系,可能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可惜的是,目前的研究还只有很少的一些个案,而且都集中在社会学说如何影响专业历史学者一个维度上面,对中西文化激荡时代的早期社会学家的历史研究有哪些特征注意得还很不够。[3]

   当时社会学者的历史研究成果,除了极个别的,如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和《科举与社会流动》以外,长期以来乏人问津[4]。学科问题意识的差异导致相互之间一定程度的隔膜,可能是一部分原因;历史社会学在社会学界历来处于边缘地位,相比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不够发达,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但这些解释还不够充分,因为我们发现,在局部范围内,这些从事历史社会学的学者与文史学者是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学术交往的,并非像我们今天界限划得这么清楚[5]。更大的原因可能在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学被长期取消、大学教育制度上的专才教育取代通才教育等制度性的因素,使得学科之间本来不甚清晰的门墙陡然高耸起来。

   中国社会学史的研究本来就比较薄弱,历史社会学这一分支的研究既需要跨学科的素养,是一块不容易啃的骨头,同时它又在社会学史中处于边缘地位,所以最近二十余年以来缺乏有深度的研究。

   学术界的长期冷落并不能掩盖这批历史社会学成果的光彩,随着部分学人文集或专著在近些年的出版[6],我们开始有机会重睹这些“出土文物”的丰采,据笔者有限的见闻,目前历史学界不乏注意阅读这些成果的学者。假以时日,它们必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个别地看,这批社会学者的历史研究成果数量似乎不多,但众多学者的成果加起来,数量算来也很可观。吸引我们的是这些成果的独特视角——与历史学出身的学者有所不同,带有其学科特色——对于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具有不可多得的启发意义。全面消化、吸收这些历史社会学的具体成果需要今天历史学界、社会学界的学者携手努力,本文只能以举例的方式勾勒出民国时期历史社会学的基本特征、发展趋向的轮廓,指出一些值得今天史学界继续思考的问题。

  

一  社会学者的早期国学教育

  

   民国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历史社会学成果有:潘光旦的中国家族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儒家社会思想史研究等[7];吴景超的秦汉社会史研究[8]、近代几个企业失败史研究等[9];李安宅关于《仪礼》与《礼记》的社会学研究[10];瞿同祖中国法律史的社会学研究[11];费孝通的亲迎习俗地理分布研究、与潘光旦合作的科举与社会流动研究、绅权研究等[12];林耀华的中国宗族研究[13];董家遵的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等。

   这些社会学者中,潘光旦和吴景超分别出生于1899年和1901年,属于19、20世纪之交的一代。他们两人均出身于清华学校,前者1922年毕业,后者1923年毕业。毕业后留美求学。董家遵出生于1910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毕业留校。瞿同祖、费孝通、林耀华3人也出生于1910年,而且几乎同时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求学,毕业后前后几年间赴美或赴英留学。他们4人在年龄、学龄上大约晚潘光旦和吴景超10年,属于学生辈。而同样出身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李安宅在学龄上则是介于这两拨人之间,他出生于1900年,1929年才从燕京大学毕业,1934~1936年在美留学。

   目前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描述他们的早年学习情况,这里只能交待一些大概的情形。在进入清华学校之前,潘光旦主要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他只在1905年读过1年的私塾。吴景超则是于1908年开始,在安徽歙县岔口村的私塾读书[14]。清华学校重视英文教学,忽视中文教学,但学校当时也颇有一些有学问的中文教师,如果想在这方面下功夫,也还是有师可求,有路可循的。潘光旦幼年主要上的是新式学堂,旧文献并没有打下深厚的基础。由于诗书家庭环境的熏陶,他年龄稍长时,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中国人,不能对本国的旧学没有研究。他的办法是平时利用自修时间读线装书,还充分利用长达近3个月的暑假和1个月的寒假,每个暑假学习一种经书或史书,还曾搞过一个暑假的《说文》。这样,经过七八个暑假,他对中国旧文献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出国留学时,他随身带了一部缩印的《十三经注疏》[15]。“旧学商量”、“新学培养”,奠定了潘光旦日后在学术思想上会通中西的基础。吴景超的情况,据同级同寝室的同学梁实秋描述,他“好读史迁,故大家称呼之为太史公”[16]。吴景超还是清华文学社的成员,与闻一多、梁实秋等文学素养深厚的同学交往颇密[17],所以他应该是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学素养的。1934~1938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王勉先生(笔名鲲西)近期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景超和光旦师是我接触最多的两位师长。我曾见景超师在清华阅览室查阅《汉书》,那时他在写一篇论文。最近在他同时代人写的回忆文中才知道在清华学堂时,吴先生就专心读中国古籍。研究西洋社会学的学者并不是只看西书,他们都有极高的中国文化修养。对于潘先生自然更是如此。”[18]

   瞿同祖出身世家,祖父瞿鸿禨是清光绪时的军机大臣,父亲瞿宣治曾在瑞士和荷兰的公使馆里任职。他13岁时父亲过世,由叔父瞿宣颖(兑之)接到北京读书。瞿宣颖熟于社会史料与历史掌故,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等校任教,有《汉魏六朝赋选》、《中国社会史料丛钞》等丰富的著述。据王健先生1998年的两次电话采访,瞿同祖的叔父给予他的家学教育相当丰厚:

  

   我记得他在家里给我讲汉赋,他指点我古文,还教我历史,我对历史的兴趣就是受他影响的。(1998年3月14日电话访谈记录)

   上中学时,我叔父请人给我和我的堂兄弟一起教中文,觉得中文学校不够用……。有一件事印象很深,我在汇文中学时,自修古文,怎么办呢?自己拿了一本线装的《书经》,不带标点。《书经》是最难懂的一本书。我每天晚上自学,自己标点,不懂就看注疏,帮助理解。那时,“四书”、“左传”一类的书都已经看过了。(1998年5月25日电话访谈记录)

  

   读过周一良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的读者,对世家子弟在新式教育的时代浪潮里还能够接受优良的国学和西文训练,当能记忆犹新。瞿同祖的早年教育也颇有点这个味道。后来他能够在大学时代将“中国社会史”作为自己毕生的主攻学术方向,在同辈人里面脱颖而出,成为中西文俱佳的一流历史社会学家,追根溯源,早年的家学熏陶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燕京大学上学时,瞿同祖除了上社会学系的课程外,还广泛涉及其他学科的课程,如萧公权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吕复的“比较宪法”、张东荪的“西洋哲学”、陆志韦的“心理学”、郭云观的“法学通论”等,在国学方面,主要有钱穆的“国学概论”等,在历史系方面,他受影响较多的是邓之诚和洪业两位教授[19]。

   林耀华出身于闽南的农民兼商人家庭,早年上过私塾,据1988年他对学生庄孔韶叙述,小时候私塾先生教背孔子的话,一遍又一遍,“当小孩子背不出来的时候,他就用竹板打我们的手心”[20]。不过,林耀华上私塾的时间大约不很长,他后来中学上的是教会学校,接受的主要还是新式教育。费孝通从小到大接受的一直是新式教育,于国学的训练稍有欠缺。据他自述,在小学和中学阶段,以国文、英文、算术三科为主,“我们这一代人学习时经史分开了,国文只讲语言,不讲文化,语言又从古文变为白话文,经过五四运动,旧书都被反掉了,旧教科书里的四书五经都不学了,学文字只做为工具,可文化包括做人,这方面欠缺了,国文工具化为语文,就是学识字和作文”[21]。不过,中学时代,在课外费孝通也阅读了顾颉刚的《古史辨》一类的书[22]。

   这几位1910年出生的学者上大学的时代,正是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据林耀华在1931年的叙述,“自从欧风美雨东渐以来,国内学者以趋新潮为荣者已大有人在。就近说到燕京大学的学生,研究自然和社会科学者以人山人海的堆积起来;但翻身一顾,所谓思想落后而研究国学者则寥寥无几”[23]。费孝通近年回忆说,大学时代自然科学似高一等,才高的就选理科,而且以为西学就是科学,“进了大学历史不是必修课,学生也不认为中国历史是个重点学科,上课时学生也是心不在焉,虽然学过进化论,也没有把封建主义讲清楚,倒是把历史看为封建的东西,抛弃了,不但不将其看为学术,作为常识也学得不够。当然也有例外,那时清华大学情况好些”[24]。

   时代思潮如此轻视国学,国学在教育体系里逐渐边缘化,对于国学的传承与创新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能够抓住机遇的,就是那些接受过较好国学训练,而又同时具备新知的人才。谁在这两方面的功底深厚,谁在这两方面的结合上下功夫,谁就会在历史社会学领域领导一时风气。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身的几位学者之所以对历史有兴趣,也与他们系的几位教授教导与课程设置有关。如杨开道曾发表过历史社会学的论文,瞿同祖的硕士论文《中国封建社会》“大纲及全文俱经其指导和修正”[25],他还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赞扬“瞿君誓以十年二十年之精力,从事于中国过去社会之研究,从此异军突起,行见新进少年为之胆寒,老师宿将将为之心服”。吴文藻是清华1923级的学生,早年在清华受过国学的教育,在燕大教书后就开设历史社会学方面的课程。据他自述,他重视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这一学术倾向与他在清华时期听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课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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