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园 杨念群:明清之际的历史记忆

更新时间:2019-12-24 19:11:14
作者: 赵园   杨念群 (进入专栏)  

   我想,类型化很难避免,但同时要打破僵硬、简单化地把人物分类的标准,否则你的历史叙述很难突破已有的范围。当时的士大夫处在很艰难的境地。比如吕留良,他的那两句诗,“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读起来真是沉痛之至。由这些才能知道那时候的明人在伦理方面的标准是什么,他们苛刻到什么程度,士大夫是怎么看待别人和自己的。这些都能够丰富你关于历史、历史生活的想象。在这方面,我认为要弥补史学方面的不足,文学想象还是很重要的。文学最忌的是类型化。我这个年纪的人,耳熟能详的就有恩格斯说的文学形象应当是“这一个”,不能是这一类。那么在这种视野中,很多人物就不会被那种模式化的历史叙事所删减。

  

   所以我想,如果我关于明清之际二十多年的考察还有一点贡献的话,那么这一点贡献中就包括了对遗民这种现象的研究多少有一点推动。我也注意到之后有更多的人研究遗民,有的人材料工作做得比我更细致。比如对清遗民,做了大量史料工作,是我所不及的。不能拿人家的所短比我的所长。这让我很惶恐,对人家未必公正。至少,这个现象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引起更多人对当代有关的文化现象的敏感,这可能是一点点贡献。

  

   我刚才说到《想象与叙述》是收官之作。要结束这个研究,是觉得已经把热情耗尽了,也就是说原来兴奋的状态不存在了。那个状态很难长久维持。所以转移对象,转移到别的方向上,再次激发自己的热情,使自己对于研究保持一种新鲜感。所以我就准备结束那项研究。但那时候做得比较成熟了。一个评论者认为,那本书的文字是你这几本书里最好的,包括《易堂行踪》。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后来感到似乎的确如此,使用材料方面比较能精选了。但这种节制本身,也跟热情不足有关。本来会横溢的,结果不横溢了,节制了,处于冷静的状态,像匠人一样一块一块地码砖。这个状态并不是我喜欢的。所以想换一个方向。

  

   而那时候还没有退休,要对单位有所交代,所以延续了一下,做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人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父子、夫妇。先做夫妇。这时候有了意想不到的发现。有的材料很有意思。比如读冒襄的文集,就有很有意思的发现。原来只知冒襄和董小宛,但是读到了冒襄祭他妻子的长文,才知道冒襄的伦理生活是如此地复杂。他有些文字写到了兄弟之间发生的财产方面的争执,我觉得很震撼。我们想象他过着神仙的日子,其实他也是凡人,也生活在人间,折磨普通人的困境,同样也折磨着他。

  

   材料问题的重要性,在这儿再一次提醒了我。很多时候既受限于理论视野也受限于材料。那个材料在某个地方,只不过你没有看到。你那个东西缺少了有力的材料就支撑不起来。我自己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对材料的依赖,体会得非常深切。如果没有王夫之这个人物,我的很多题目根本就支撑不起来。王夫之的论述成了我论题中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所以我对王夫之心存感激,但绝不敢做王夫之研究。因为我对王夫之,属于瞎子摸象,摸到某一个部位而已,别的部分不敢去碰。

  

   往下做到父子时,做不下去了,因为材料不足。为什么士大夫可以坦然地谈到夫妻生活,但说到父亲的时候就那么谨慎呢?为什么不能给我提供更多的材料呢?在香港听到台湾的学者说,小说和戏剧中这方面的材料很丰富。我就想,如果我对于明清小说和戏剧能够像我对于其他士人文集那样,下过这样的功夫,那么我做人伦,做父子、夫妇的研究,材料会丰富得多。当然,小说、戏剧如何作为史料,它们在什么意义上可以作为史料,是一个问题。这里完全要靠你对材料的理解和掌控。

  

   我多少读了一些史学方面的著作,注意到研究物质文化,不使用小说中的材料很难想象。小说才能够把那个物描写得那么具体,而且把日常生活呈现得那么清楚。后来兴起的社会生活史关于物质文明的研究,使得文学作为史料的可能性得到了认定。当然,他们在什么意义上如何处理史料是一个问题。但对于研究那个时期的人伦而言,文学比如小说和戏剧的确很重要。但我已经来不及补这个课了,只能写到什么程度算什么,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虽然自己并不满意,但补这个课已经很难了。我很清楚我的限度。

  

   一辈子能做的很有限。怎么样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发挥你的潜能,认识到你的可能性,同时激发你的活力,使得你的能力最大限度发挥出来,这是我们能够做的。至于最后我们能做多少,在学术的积累中,提供的可能只是一点点,也可能是一个基础工作,我们把这个基础变得稍微高一点,使得别人可以从这儿再出发,做得更多。即使是著作等身,名满天下,真正说得上学术贡献的,也许根本没有。那么,有一点点就足矣。

  

   我认为学术就是这样的一种职业;对于自己的选择,我从来不后悔,觉得这个选择对于我是很合适的。这二十多年的付出也很有价值,没有辜负我自己。否则明代跟我有什么关系,明清之际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些人物跟我有什么关系。学术研究、对象扩充了我的世界,使我的世界变得丰富而充实。这是一种境界。谢谢。

  

   杨念群:

  

   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活动,尤其和赵园老师一起参加讨论有关明清之际的历史转折和士人精神状态这个话题特别觉得有意思。刚才赵园老师非常谦虚地谈到她是文学出身,中年以后才开始研究历史,她的谈话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是强调对史料进行精细解读的重要性,另一个是对目前有些学者听凭己意任意剪裁史料的憎恶,这两点恰恰是历史学界特别需要反思和改进的问题。

  

   我自己曾经长期做晚清和民国史研究,最近五六年才转到清前期历史方面,在史学界,有关清前期历史的研究著作非常多,也有不少优秀的著作。但当我看到赵园老师的著作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我也在试图学习把握前清历史演进的脉络,却面临着很大的困惑,那就是对鼎革之际“人”的活动状态只有模糊的印象。

  

   大家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是知人论世,但以往历史学最大的毛病在于用一种刻板的意识形态或者西方式的理论,对历史进行任意剪裁,形成了一个貌似可以准确把握的历史认识图景。在这套整体认知的图景中我们可能会习惯性地知道一些历史演变的大趋势或者对所谓总体规律和大结构有所认识,但唯独看不到其中“人”是如何活动的,人在整个历史演变的框架里消失掉了,我们常常会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空洞判断和结论,无法看到“人”在活生生的历史场景里是如何活动的,在他面临历史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而不是那样的选择,所有的细节过程根本不在我们的考察视野中。

  

   赵园老师的著作则完全是从人的角度切入,关切一个人在非常具体的现实场景中,面对周围复杂历史条件的制约,怎么样发挥他自己本身的能力去做出历史选择。这个选择在后人看来可以对也可以错,你可以用是非判断加以评价。但首先应该尽可能完整地展现这个选择过程本身是如何在历史中发生和展开的。如果我们无法知道某个人在具体历史场景中是如何行动的,以及选择这个行动的心理和思想根据是什么,那我们对历史演变的整体脉络和状态也就无从把握。所以如果从传统的“知人论世”的角度评价,以往的历史学往往是论世而不知人,反过来说,只有知人才能够论世,也就是真正做到“知人”以后,历史发展的变化也就是所谓“世变”的状态才能了然于胸。

  

   我自己写了一本《何处是江南》。但我选择的研究方式,跟赵园老师有一些区别,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研究取向,恰恰是因为受到了赵园老师著作太大的压力,如果仅仅谈明清之际遗民、士大夫群体的变化,那么赵园老师的研究细致入微的程度几达与古人心境合为一体之程度,我自忖不可能在这方面继续有所推进。我必须选择另外一种方式进入这段历史。在我看来,明清之际的士人并非是个孤立的群体,他们的思想、行动和心态至少面临着几个大的历史条件的形塑和左右:

  

   一是异族对汉人文明的态度及其统治方式的影响,清朝不是一个汉人的王朝。他们进入到汉人生活区域后,会有自己的一套行为逻辑,这套行为逻辑与汉人统治的方式既有关联又有不同。关于清朝统治的性质问题以往争议很大,有人说它完全继承明朝的制度,才能最终完成中国的统一和实现有效的疆域治理,有人说清朝实现了大一统恰恰是因为满人皇帝运用了一套不同于汉人的满族式统治逻辑,这套逻辑跟原有王朝体系不太一样,这个问题非常复杂,这里就不展开谈了。我想说的是异族统治对传统的汉族士人的压力非常大,但这种压力与明代皇权对汉人实施的精神控制有所不同,不可等同视之。同样是士人和皇权的关系,在研究明清鼎革之际时,我们必须还要充分注意种族和文化差异这个背景起着相当大的作用,由此导致清朝士人历史的独特性。

  

   二是南北问题,也就是通常所提到的空间转换问题。空间问题跟种族问题、文化问题也有相当密切的关系。空间问题为什么比较重要?在明清之际转折过程中,实际上对南北异质空间的认识决定了当事人对历史的基本判断。满人入关后建立清朝,是从东北发起,一直往南推进。但如果要看中国的历史和文明的中心,唐以后就不断往南迁徙,宋代以后儒家、士大夫开始真正占据了中国文明的主导地位,跟皇权之间形成了默契和互动。但宋代士人和清代满人建立起的王朝对疆域、文化和种族的理解截然不同。

  

   宋明两代的汉人处理南北文化关系运用的是夷夏之辨的观念框架,强调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为宋代长期与辽金南北对峙。这种走向对中国文化观念的形成有巨大影响,因为宋人往往在战争上处于劣势,比如杨家将和岳飞恰恰是北宋和南宋的著名军人,野史传说中都是骁勇善战的形象,但实际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军事力量衰落最厉害的时期之一,始终无法从辽金那里讨到什么便宜,最后让蒙古人钻了空子打进来拿了天下。

  

   这种南北疆域的对峙格局改变了他们对文化的理解。正是因为军事上处于劣势,宋代士人最后采取一种心态平衡的策略以弥补疆域不整南北分割的态势所造成的心理创伤,他们通过强调儒家文化的高明,并同时贬低北方少数族群文化的方式,加强自身的优越感。儒家思想在宋代以后特别发达,逐渐建构起来一个心理与种族的文化优势,以克服疆域上不断丧权辱国的耻辱,两者形成的内在紧张也成为以江南为中心的士大夫构造其文化历史观的来源之一。

  

   满人入关以后,面对江南区域具有强大心理优越感的士人,心理压力非常巨大,因为是异族入关实施统治,所以一度遭到汉人的剧烈抵抗,如何跟汉人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新型关系就变成一个问题。我们由此背景可以把明清之际纳入到宋、元、明、清演变的历史脉络里,重新加以审视。明清之际有一群士大夫,有一套遗民的观念,这套遗民观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但在明清鼎革之际又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我的设想是,把当时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置于满人由北向南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去观察他们如何对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做出反应。

  

我发现,要想理解鼎革之际的士人思想和行动逻辑,仅仅从其自身的表述和行为中加以观察是不够的。只有把他们放置在与满人统治者互动的格局中进行认识才能展示其时代特征。因为满人皇帝特别注重修纂历史大典,(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572.html
文章来源:无食我黍 公众号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