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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兴庆:从历史大逻辑和全球大背景看我国“三农”发展走向

更新时间:2019-12-24 19:01:44
作者: 叶兴庆  

  

   记者:

   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您认为应该如何提高我们农业的竞争力?

   叶兴庆:

   优势既要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的长期过程来看,更要从全球范围的大背景里来看。确实,我们明显感到这些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人多地少这样一种资源禀赋,不利的一面在逐步凸显。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产品成本和价格倒挂。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国农业的优势在哪里?就是要发挥小规模农业的优势。需要把农业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包括劳动力密集型农产品,中国特色农产品等这样一些特殊的、有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上。还有通过产业链的改造,通过农业多种功能的释放,来重新构造农业的竞争优势。要从以前的那种产量导向,转向品质导向、质量导向;要通过品质的提高,通过品质的优化来弥补成本上不利的一面。最终通过高品质来支撑高价格,通过高价格来覆盖高成本,要让国内的消费者愿意为国产的农产品付更高的价格,这样才让小规模农业有生存的空间,这是未来中国农业的一个思路。

   记者:

   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已经从追求数量转向追求质量的阶段,绿色发展方式成为必然的选择,您如何看待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的关系?

   叶兴庆:

   经过7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几个大的台阶。社会的主要矛盾在变化,老百姓从以前要求吃饱,现在是要吃好、吃得放心、吃得营养。需求的变化就对农业发展的理念带来新的要求,要求农业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适应新变化。

   这就要求农业从过去增产导向,转向更加注重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过去在追求导向的压力下,采取了各种手段,甚至说是不计代价来提高产量。这个代价就包括我们自然环境的代价。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套有效的机制。从过去那种不可持续的或者是不健康的一种发展方式转向绿色生态导向的新的发展方式。最根本的是要让生产经营者有内在的积极性。

   一个方面是希望政府有形之手来撬动,退耕返林,对重金属污染耕地的治理,对地下水超采区的治理,化肥农药的减量,以及畜牧业和水产养殖的布局调整,这些都是朝着绿色生态的方向,对农业进行结构性改革的很重要的抓手。

   另外还要发挥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作用,要让按照绿色生态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够被市场认可,让消费者愿意为这种绿色生态方式生产的产品付更高的价格。这里面有很多工作要做了,品牌的培育,营销模式的改造,可追溯的体系,区块链运用到农业里面来,让消费者对生产者的生产过程有清晰的了解。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对称程度的提高,也是促进农业按照绿色生态这个方向发展,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科技的进步,我们以前评价科技成果水平高低的维度是看增产多少,今后要看的是提高成果对资源环境节约的程度,或者是对资源环境的友好程度。通过科技评价体系的改变,来引导科技创新方向的改变,和科技创新重点的转变。所以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通过多角度来采取措施,最终实际上是一个政策组合,新的政策组合才能够实现新的发展方式。

   记者:

   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对我国农产品贸易格局有什么变化或影响?我们怎么应对这种变化?

   叶兴庆:

   “一带一路”是新时代我国应对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构想。现在的农产品进口结构其实是有一定问题的。目前农产品的进口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一些产品的前5位的进口国所进口的比重,普遍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

   我们是14亿人口的大国,体量这么大,未来农产品进口还会不断地增长。这就要求我们要分散风险,要推进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恰恰就是农产品进口来源多元化。“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有不少是农业资源禀赋比较好的,耕地资源比较多,农产品生产和贸易增长的潜力也比较大,而且这种具有潜力具有优势的产品,又恰恰是我们缺乏竞争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我们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从战略上培育未来更多的农产品来源地,我想这对我们国家也好,对沿线国家也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

   记者:

   您认为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对我国农产品贸易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叶兴庆:

   中美贸易战应该说是中方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局面。当然中方的立场也是非常坚定的,我们不愿意打,不怕打,但必要的时候不得不打。但是中国跟美国在农产品上是高度互补的。中国对美国在工业品上,中方存在顺差,在农产品上我们存在逆差。所以在中美贸易战的过程中间,我们更多的是把农产品的加征关税,特别是大豆加征关税,作为一种反制的手段。

   对我们的市场供应也会有影响。所以在未来的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间,要利用好农产品,中方对美方逆差的贸易格局,来为我国经贸斗争的需要提供一个反制的工具。要发挥反制工具的效果,国内相应产品的供应怎么办?去年以来,特别是围绕大豆,我们采取反制措施以后,的确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把美国大豆的价格压制住了,同时通过进口市场的多元化,通过国内饲料配方的调整,通过豆粕替代品进口的增加,来解决国内市场供应的问题。

   未来如果中美贸易摩擦是常态化,或者是中美相互加征关税的局面不能够得到消除,就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重要农产品贸易的格局,就有可能从临时性的调整,变为一个常态化的布局。特别是大豆,有可能全球大豆的生产和贸易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美国大豆在全球大豆的生产和贸易中的地位肯定会下降。我想如果美国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如果中美经贸摩擦这么长期下去,最终的结局就是全球农产品生产和贸易格局的重构,那么他们就应该想办法尽早地结束这场贸易战。

   中

   记者:

   您曾多次提出我国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需要进行改革,您认为以往的价格支持政策对我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哪些作用?近些年来进行的,比如说棉花目标价格补贴,这种尝试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叶兴庆:

   2004年是一个很关键的年份,是中国新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的重构年份。2004年开始实行粮食的最低收购价,后来的临时收储制度,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补贴制度,包括后来取消农业税。2004年以后,中国农业特别是粮食连年增产,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消除农民的担忧。实际上通过最低收购价,特别是逐年提高最低收购价,实际上是在释放鼓励农民增产的信号,所以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随着最低收购价提高到一定阶段以后,新的矛盾和问题就出现了。比如说价格倒挂,再比如说支持制度本身跟WTO规则的合规性也受到一些人的怀疑。大概经过10年的运行,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一套支持政策有问题。所以从2014年开始对这一套农业支持政策进行改革。实际上2014年又是一个节点性的年份开始。

   2014年我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一个是对新疆的棉花,对东北的大豆,实行目标价格补贴试点,同时取消了油菜籽和食糖的临时收储。从2016年开始,玉米取消临时收储,实行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第一轮棉花和大豆的目标价格补贴结束以后,2017年开始,棉花实行第二轮的目标价格补贴,大豆跟玉米一样,实行生产者补贴加市场化收购。现在来看,我们应该建立一套什么样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仍然是在探讨的过程中。无论是目标价格补贴也好,还是市场化收购加生产者补贴也好,还是一些地方在中央的指导下,开展的目标价格保险,以及最近这些年来的保险加期货。

   总的来看,这些模式都有优点,同时也都有问题。比如说棉花,2019年是第二轮目标价格补贴试点的最后一年,现在面临一个新的节点,明年开始新疆的棉花目标价格补贴何去何从。无论是进一步地完善棉花的目标价格补贴也好,还是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完善也好,我们现在处在一个时代背景,就是WTO规则的合规性问题。今年上半年,世贸组织发布了专家组和争端解决机构的两份报告,一个是认为我们对稻谷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的操作办法,导致的市场价格支持力度超过了8.5%的上限。

   另外一个报告裁定认为中国对农产品的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特别是在国营贸易上的管理办法,跟中国当年加入WTO时的承诺存在一些偏差。所以我们根据世贸组织裁定的结果,已经发布了新的农产品关税配额的管理办法,也对明年小麦的最低收购价的操作办法也进行调整。从主产区在特定的时间敞开收入变为限量收购,这样使我们的市场价格的支持力度能回到8.5%以下。

   未来中国整个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建立,应该说还是要向着符合发展阶段、符合入市的承诺、符合国际惯例,这样一个方向来对整个农业的支持制度进行重新构造。主要的政策取向,还是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农业作为一个特殊产业,农产品特别是稻谷小麦作为口粮,要保证它的供应,保障它的安全。所以政府支持政策又不能缺位。下一步的方向,我个人认为要充分地利用绿箱,在这方面我们的潜力很大。根据世贸组织规则里面的绿箱途径,有大量的措施是可以采取的。黄箱这一部分,特定产品的8.5%空间,怎么去有效地利用,特别是非特定产品8.5%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农业产值,按照10万亿的产值计算,那么8.5%的非特定的空间,简单一个概念就是8500亿,这个空间我们用得很少。

   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按照WTO的规则来做,我们农业的支持空间仍然很大,只要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随着国家财力的增长,新的农业支持政策在未来的农业发展过程中间是大有可为的。

   记者:

   对特定的农产品进行补贴是我们目前主要的操作方式,是不是还可以对比如说农机装备、农资进行补贴?

   叶兴庆:

   对。我们按照WTO的规则,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加大农机购置补贴的力度,来提高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这样就能够大幅度降低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前些年把农资综合补贴调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按照绿箱通报,其实绿箱是没有限制的。原先我们的农资综合补贴,如果是按照黄箱通报,它也是非特定产品方向。

   8500亿人民币的空间,其实我们才用了200多亿,今后即便是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力度,甚至是重新实行农资补贴,我认为在政策空间上是有的,而且从降低农业的生产成本的角度也是需要的。农民培训、科技的研发和推广,农田水利建设,是没有限制的。未来不是说空间没有了,而是说我们有空间,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个空间。

   这就涉及到整个发展在国家的国民收入分配里面,在国家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里面怎么样真正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原则。只要是把优先发展原则落实下来,按照WTO规则的要求,完全可以建立一套促进农业发展的新支持政策体系。

   下

   记者:

   70年来,我国农村治理走过了非常不平凡的一段路程,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健全德治、法治、自治相结合的完善的乡村治理体系。您认为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迎来哪些新变化?有哪些挑战呢?

   叶兴庆:

这些年来在乡村治理上一直是在探索。我们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在县下的乡村建立一个新的治理体制,一般通俗的叫乡政村治。人民公社没有了,我们建立乡镇人民政府;生产大队没有了,我们成立村民委员会。这样一套治理体制,经过了20多年的运作,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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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农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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