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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从1903到1907:王国维的哲学研究与文学思想的形成

更新时间:2019-12-24 18:58:08
作者: 彭玉平  

  

   王国维拟撰的《文学通论》一书未最终撰成, 所以完成于1908年的《人间词话》成为其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但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在1903至1907这五年间哲学、美学、教育学研究的基础上逐渐沉淀而成。王国维从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处以及哲学与文学的契合处, 提炼出纯文学的观念, 强调文学的独立和自身之价值, 其核心理论境界说及其相应范畴体系都烙上了哲学的痕迹。在追求人生慰藉的过程中, 词在“美术”之中给予的力量最大, 故其词学思想最成体系。王国维研究哲学、文学的宗旨在关切当世, 其哲学思想与文学观念都充满着强烈的使命感, 其现实意义值得充分估量。

  

一、引论: 年度递嬗中的哲学与文学


   王国维曾拟撰《文学通论》一书, 以系统阐述其文学观念, 但此书最终未能撰成, 故欲考量其文学观念、文艺思想仍以《人间词话》最为集中, 也最具代表意义。但若要追问: 王国维究竟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开始撰写《人间词话》? 其文艺思想的形成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因为王国维没有留下相关明确的文字, 要精准地回答这些问题, 确实困难重重, 难以遽断。但毫无疑问, 应该与他多年填词、论词经历以及沉潜中西哲学、美学等的经历有关。

  

   王国维研究中西哲学为他认识社会和人生提供了角度和高度, 也为他提倡远离功利的纯文学奠定了基础。他从1903 年至1907 年的五年间, 撰写了大量论述中西哲学、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著述。也正是在这五年中, 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经历了从膜拜到怀疑再到放弃的过程, 并最终将自己的哲学家之梦以及可能的哲学史家身份抛诸身后。但这段经历深刻地影响到王国维的文艺思想, 在对文学的价值判断、审美特性等的认知上表现尤为显著。诸如对“无我之境”、“忠实”、“天才”及其人品格调等方面的强调上都可以清晰见出其痕迹。至于《人间词话》手稿中关于写实与理想、优美与宏壮、抒情诗与叙事诗等文字, 更是留下了颇为浓重的西方哲学美学话语的烙印。同时, 西方哲学美学所讲究的体系性和范畴系统也对《人间词话》的撰写产生了明显的作用。

  

   就词学背景而言, 在1908 年之前, 王国维已有数年的读词、填词、论词经历。王国维代笔的《人间词甲稿序》曾云: “比年以来, 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 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 一灯荧然, 玩古人之作, 未尝不与君共。”①读词、填词实际上成为这一时期王国维深感愉快的生活内容。“以词自娱”四字, 可以见出词与王国维天性天赋的契合之深。《人间词乙稿序》在论述了有关意境的理论及梳理了词史发展后也说: “余与静安, 均夙持此论。”这些虽然都是借用同学友人樊志厚的口吻, 但至少可以说明王国维在1907 年之时, 词学观念其实已经初具格局了。

  

   王国维在填词、论词的同时, 也读了不少词话。如他在1905 年12 月就为周济《词辨》和《介存斋论词杂著》撰有眉批若干、跋文一则。其跋文云: “予于词, 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于北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 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此选颇多不当人意之处。然其论词则颇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 非予一人之私见也。”②如果将陈乃乾辑出的若干眉批, 如对姜夔、张炎、周邦彦、晏殊、欧阳修词的批点与《人间词话》手稿对勘的话, 则其喜欢、不喜欢、厌恶的词人以及相关判断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再如对周济词论的推崇和吸取, 也已经是十分明确, 手稿中采择其词论处甚多, 而手稿对刘熙载词论的接受应该是在周济之后了。如此说来, 王国维的词学思想在1905 年之时已经有了初步的轮廓。如果再加上1906 年撰写的《人间词甲稿序》、《文学小言》, 1907 年完成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人间词乙稿序》, 1908 年7 月完成的《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8 月完成的《词林万选跋》及《词录》一书, 等等。这些有关词学的文献辑录、考订、论述, 其实都为《人间词话》的撰写蓄势已盛。

  

   词学观念往往与文学观念有关, 而王国维的文学观念又与其信奉的哲学美学思想密切相关, 如果按照历史线索梳理王国维关于美学、文学、词学的相关论述, 可以见出其美学、文学观念与词学思想发展之轨迹。本文即综合1903 至1907 年这五年间其哲学、美学、教育学以及文学等著作的思想内容, 以年度为单位考察其从哲学走向文学的内在理路。

  

二、1903 年: 从哲学、教育学到美育———纯文学观念的奠基

  

   在1903 年之前, 王国维除了撰有《重刻支那通史序》、《东洋史要序》、《欧罗巴通史序》等文之外, 主要是译述有关农学、地理、教育学、心理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著作。1903 年之后, 虽然译述的工作仍在继续, 但自撰的文字明显增多, 这意味着王国维个人的学术观念逐渐从接受中自立并趋于成熟。所以1903-1907 年这五年是考量王国维学术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 而其中美学、文学、词学观念尤其值得关注。

  

   1903 年, 王国维撰述的《论教育之宗旨》、《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哲学辨惑》诸文, 已经部分地彰显了其哲学美学观。其中《汗德像赞》、《叔本华像赞》主要是极度赞誉康德和叔本华。此处不拟全面讨论其对康德、叔本华哲学美学的具体绍介与吸收的内容, 仅就关于美学、文学者略作分析。

  

   第一, 研究西方哲学的宗旨在于寻求研究中国哲学之途径。关于这一点, 可能为不少学者所忽略, 甚至有学者认为王国维有意以研究西方哲学来成就个人的声名大业。王国维虽然在数年后撰述的《自序二》中确实表露过欲成为哲学家的宏愿, 但其实这“哲学家”的内涵更多地落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其刊于《教育世界》55 号的《哲学辨惑》一文便直言“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 而“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但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繁散而无纪, 残缺而不完, 虽有真理, 不易寻绎”的先天不足; 相形之下, 西洋哲学的“系统灿然, 步伐严整”显然在形式上占有优势。西洋哲学的这些优势正是深度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向所在, 所以王国维断言: “欲通中国哲学, 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 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无疑也。”③王国维研究西方哲学的宗旨在回归中国哲学, 这个理念在一开始就是十分明确的。

  

   第二, 哲学为教育学之本。在王国维看来, 不通哲学而言教育, 非愚则妄也。他在《哲学辨惑》一文中说: “今夫人之心意, 有知力, 有意志, 有感情, 此三者之理想, 曰真曰善曰美。哲学实综合此三者而论其原理者也。教育之宗旨亦不外造就真善美之人物, 故谓教育学上之理想即哲学上之理想, 无不可也。”④王国维在研究哲学的同时, 如此重视教育学, 这与其志在培养“完全之人物”的理想有关。所以紧接着《哲学辨惑》一文, 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提出“完全之人物, 不可不具备真善美之三德”之说, 智力、感情、意志三者的理想既在真、善、美, 相应的教育也就形成智育、美育与德育三部。

  

   王国维虽然智、美、德三育并提, 而其所重则在美育。这不仅因为德育与智育的重要性已经相对被广泛认知, 更因为美育对于塑造人心之纯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 美育也是德育与智育的手段。王国维说: “……至于美育, 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 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 独美之为物, 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于高尚纯洁之域, 此最纯粹之快乐也。……要之, 美育者, 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 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⑤王国维的这一思想为其后来推崇纯文学奠定了哲学与教育学基础, 因为纯文学以人的情感“达完美之域”为基本前提。

  

三、1904 年: 中西思想化合之下的“无欲之境界”说及“境界”话语的活跃


   1904 年, 王国维撰写并发表的重要文章有《孔子之美育主义》、《论性》、《叔本华之哲学及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释理》、《叔本华与尼采》等, 依次刊发于《教育世界》第69 号至第85 号。这些文章除了论述中西哲学的内容之外, 也颇多涉及文学观念者, 而且开始指向王国维文学观念的核心内容。其要略如下:

  

   第一, 作为诗学理想的“无我之境”说已具雏形。这应该是1904 年之时, 王国维最具创意的理论。《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也因此在王国维文学思想中具有奠基意义。此文虽然仍在“美育”的话题之中, 但其理论可以贯通到稍后形成的诗学体系。王国维把美育看作是挽救人心苦痛、社会罪恶的重要手段, 并从康德、叔本华、席勒等相关学说中汲取理论支持, 将“纯粹无欲之我”作为目标, 以摆脱所有之希望、空乏、恐怖等, 如此方能“其视外物也, 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 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⑥在王国维看来, 西方若叔本华、席勒、康德等学说虽各有其格局, 但叔本华的“纯粹无欲之我”、康德的“美丽之心”、席勒的“审美之境界”, 其实都是追求一种单一、纯净而超然于物外的审美状态。很有意思的是, 王国维此文虽名为《孔子之美育主义》, 但在文章开头却张扬着西学的理论, 只是在文章最后才对“始于美育、终于美育”的孔子学说略作分析, 可以见出王国维相关论说的一种基本范式: 寻找中西学术思想的契合点和平衡点。换言之, 王国维寻绎西学的理论, 宗旨往往落在中国古典上。

  

所谓概念, 就是对种种事物之中的“公共之处”进行抽象提炼并予以命名而成。⑦寻绎中西之间的“公共之处”自然也会成为王国维研究的学理所在。其《论性》、《释理》诸文便是在斟酌“古今东西”相关学说的基础上自加裁断而成。如王国维在《释理》一文中引用朱熹、戴震等关于“理”之伦理学上之价值后, 接着便是“其在西洋之伦理学中亦然”, 然后分别引述柏拉图、康德等人相关学说, 以彼此印证。⑧又如其《周秦诸子之名学》有云:其 ( 引者按, 指叔本华) 《充足理由》论文第二十一章之全文不过荀子此节 ( 引者按, 指《荀子》中“心有征知”一节) 之注脚而已。又其所谓“五官簿之而不知, 心征之而无说”者, 岂不令吾人唤起汗德所谓“无内容之思想空虚也, 无概念之直觉谓感觉盲瞽也”乎!⑨这是一节较为集中地表述王国维学理的文字, 无论是从中到西, 还是从西到中, 在中西之间寻找理论的契合点则是其基本理念。“人知如轮, 大道如轨, 东海西海, 此心此理”。⑩这才是王国维能在不同的文化中发现其相通之处的学理所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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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1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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