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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论中西小说理论的哲学和美学根基

更新时间:2019-12-24 18:53:53
作者: 顾明栋  

  

   摘 要 小说研究是当前的国际性课题,但是,小说理论的研究一般以西方的概念为指导,使用诸如摹仿说、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基本不关心非西方的小说理论,甚至视不合西方小说理论的创作方法为缺憾。因此,很有必要从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概念性探索,审视其哲学和美学的基础。本文试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从比较的视角关注中西小说的基础性概念问题,从其与哲学的关联之处探索中西小说的美学基础。在将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的美学基础予以比较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小说美学是哲学的诗性表现,在中国传统中,是“道”在语言艺术层面上的诗性表现,在西方传统中是希腊哲学的“理念”及其变体通过摹仿而获得的诗性显现,在两大传统中都是融历史、哲学和诗歌为一体的叙事学存在。

  

   关键词 中国小说 西方小说 小说理论 叙事美学 传统哲学

  

   作 者 顾明栋,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广东深圳 518060),达拉斯德州大学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系教授。

  

   在世界文学的几大传统门类中,小说无疑是当下最热门的艺术形式,随着叙事研究的兴起,小说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性的课题。但是,谈起小说理论,人们总是依赖欧美的小说理论。除了对拉美的小说理论稍有涉及,基本上不关心非西方的小说理论,即使面对中国小说这样历史悠久的叙事传统,关于小说理论的论述也通常以西方的概念为准绳,使用诸如摹仿说、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中国小说(散文体虚构)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远远早于西方的散文体虚构。由于中国小说产生于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传统,因此,其理论无法完全用西方以模仿论和现实主义为核心的小说理论予以解释和构建,这是因为中国传统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叙事艺术、美学特征和写作技巧不仅使现实主义的小说理论无法囊括,还预见了现代主义、甚至是后现代的小说写法。

  

   但是,国内外研究中国小说的关注焦点是门类众多的小说史,对小说理论的概念性研究兴趣似乎不大,这样的结果就是,至今仍然无法开展与西方小说理论的对话,更少见对中国小说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进行的概念化研究。这样的匮乏不仅阻碍了认识中国小说,也遮蔽了小说这一普世文学类型在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复杂性。因此,很有必要在国际叙事大背景下对中西小说进行比较研究。本文试图从比较哲学和美学的视角审视中西小说的概念性问题,通过概念性对话以找到一些有关小说理论的跨文化洞见。本文将研究对象限为欧美后现代之前的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后者不包括现代小说。如此选择研究对象的原因是,中国现代小说基本上是西方文学影响下的产物,只有将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出现之前的一个独立的叙述体系来探讨,方能找出中国小说的本根。本文关注小说的基础性概念问题,从其与中西哲学传统的关联处探索小说的美学基础。通过审视中西小说理论基础的异同,找出中国小说有别于西方小说的本土特征,重新评估中国古典小说对世界小说理论的贡献。在将西方小说和中国小说的美学基础予以比较研究之后,也希望能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关小说美学的见解。


中西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关系

  

   散文体小说(prose fiction)作为一种文学形式是中西方所共有的文学现象,但在中国和西方传统中,小说与历史和其他叙事话语很早就表现出不同之处。与诗歌、散文相比,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中西传统中都出现得比较晚,中国现代意义的散文体小说兴起于东汉,而西方现代意义的散文体虚构产生于以北欧传奇和薄伽丘《十日谈》为代表的14世纪。因此,在两种传统中,相对于早已成熟的诗学和戏剧理论而言,小说理论的产生都要晚一些。在欧洲的传统中,18世纪的小说虽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但是关于小说的理论仍然只是一些零散的著述,如著名小说家亨利·菲尔丁为其小说正名的文章。最早称得上小说理论的可能是约翰逊博士的《论虚构》(1750),而且关于文学理论的批评话语仍旧集中在诗歌和戏剧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晚期,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艺术》(1884)标志了小说理论的成熟。在中国传统中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尽管散文体小说很早就在普通的大众读者中非常流行,但其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和戏剧一样低下的文学形式,无法和诗歌相提并论。主要的文学理论家们和批评家们仍旧把精力集中在诗歌和散文上,而拒绝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讨论小说。只有处于文坛边缘的学者们才会对小说进行研究,而且其主要兴趣集中在对小说作品的评论上。他们以“小说评点”为名,进行了大量的评论性工作。这种批评话语主要从小说写作的实用技巧方面关注小说话语本身,并且只是以一种次要的方式参与对小说的本质、概念、功用、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概念性探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对建构系统性的小说理论毫无兴趣,这种情形甚至延伸到当下。尽管中国的小说理论家们可能对小说的概念性研究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在创造性写作中,他们却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来处理所有的主要概念性种类,结果是诞生了一种隐性小说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与欧洲传统中关于小说的主要理念有共同之处,但在一些重大领域仍有相当的不同。

  

   中国小说和小说理论存在一些鲜明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前现代的西方小说中是不常见的。如果将基于摹仿论和现实主义的西方小说理论奉为圭臬,中国古典小说的许多特点都好似成了缺点或局限。的确,曾有一位西方学者,用西方现实主义作为准绳来衡量中国小说的成就之后,得出这样一个仓促的结论,那就是中国小说有着“无法确定的不足”和“令人莫名其妙的缺憾”。在西方后现代之前的小说理论中,对现实主义的坚守演变成一些教条式的原则,这些原则甚至演变成笔者称之为“现实主义的专制”。这些教条包括:“所有的小说必须模仿生活,并忠于生活”,“真正的小说必须是现实主义的”,“小说家应该是客观的”,等等。中国传统小说与这些原则相去甚远,而且如果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中国小说的确像是一种并不成功的艺术。但是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对这些教条的背离却预示了现代小说研究所显露出来的深刻见解。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小说理论家韦恩·布思就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向这些已被广为接受的小说原则发起第一次挑战,而后现代小说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则将这些原则赶下了圣坛。我们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几百年来中国传统小说的理论和实践早就对这些教条构成了挑战。笔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对于国际上的小说理论,中国小说理论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它对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摹仿说的摒弃,以及对不同再现模式的包容吸收。

  

   由于中国小说产生于一个与西方截然不同的传统,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小说理论体系是无法用摹仿再现的现实主义理论予以解释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些特质从任何一种意义上讲都不能说是缺点或者说局限。它们是从中国传统的哲学、社会、文化和美学条件中衍生出来的,是小说之所以成为大众艺术的构成因素。实际上,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有意识的叙述策略,是小说艺术的巧妙构思,并且,有些特征还预见了现代的、现代主义的甚至是后现代的小说写作技巧。中国传统小说的一些观念与现代小说理论的相似性说明,它一直稳步地向国际化发展,但各个文学传统的小说不可能呈现出千篇一律的美学特征,西方的小说理论不应成为其他非西方传统的模仿对象,更不应成为价值判断的准绳。

  

中西小说创作模式的异同


   西方散文体小说在现代主义兴起之前的主导形式是现实主义及其变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经过新古典主义进一步构建,以摹仿自然界和人类世界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念成了小说叙事不可动摇的基石。这一原则在欧洲传统中主要作家的小说作品中被严格遵守,不论这些作家是否运用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或者自然主义的模式来创作他们的小说作品,他们在思想上都坚持小说必须忠于生活这一原则。在西方现实主义传统的杰出小说作品中,它们的作者很少采用魔幻、奇幻或者是超现实的元素,也很少运用超自然或奇幻的结构来构建情节。少数违反了这种原则的小说作品被搁置一旁。早期文学批评对哥特式小说文学价值的轻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连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这样兼有科幻文学和后现代特征的伟大小说也被归入迎合大众猎奇娱乐趣味、不怎么入流的文学作品之列。即使是被视为高雅经典的小说,如果出现了与现实主义教条相冲突的叙事情节,也往往被归入非正常心理或模糊叙事的范畴。现实主义的专制持续了如此漫长的时间,即使在现代主义兴起,乔伊斯、劳伦斯、卡夫卡、普鲁斯特、伍尔夫、福克纳和其他作家对小说进行了变革以后,其地位仍然十分稳固。但是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情形却恰恰相反。如前所述,超自然、奇幻和魔幻不仅仅构成了叙述元素,而且还成为了叙事情节的一部分,甚至是显性的结构构思。像《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石头记》《聊斋志异》等经典的小说作品,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抗着现实主义的专制。中国小说对摹仿说、现实主义、客观主义和作者在场等观念不持教条主义的态度,在现代之前就催生了多重再现模式的兴起。

  

   这种多重再现模式可以在与西方虚构理念的比较中看出其独特之处。加拿大文学理论家诺斯若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一书中针对隐含在西方文学传统发展过程中的小说模式提出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理论,即历史性批评模式。他通过对摹仿论在西方小说的历史性发展中的重新定义,将欧洲小说按照大致的时间发展顺序划分为由五种模式统治的几个阶段:即神话模式、传奇模式、高级摹仿模式、低级摹仿模式和讽刺模式。弗莱以“主人公所具有的相对的行动力”为概念性基础提出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亚里士多德《诗学》中摹仿说的翻版,不过他做出了一定的修订,加上了这样的观点:主人公的力量“也许比我们的要强大,也许更弱小,或者从大体上说,基本上一样”。在用弗莱的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小说的一篇文章中,笔者提出,弗莱的理论具有广泛的意义,对中国文学的历史性发展也同样适用。但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中讨论小说的美学特征时,笔者希望指出中西小说性状的不同之处。弗莱的五种小说模式是其根据模仿说对欧洲小说发展史的宏观考察而获得的,他的研究超出了学者们把欧洲小说的兴起限定在16世纪的共识,而是把过去15个世纪中的所有文学虚构都视为大致等同于中国的小说(fiction),在这样的广义小说框架中,他把欧洲小说的发展分为五种历时的模式,他还认为,在一个历史阶段,通常是一种模式,或是一种文类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中国传统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弗莱所归纳的西方小说发展史上由一种模式占主导地位而排斥其他模式的现象。几乎是从一开始,弗莱提出的五种模式在中国小说作品中就一直是共存的,或者说相互融合,难解难分。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古典哲学的一元论和文体的包容性,中国小说的性状是多元共存的,再现方式五彩缤纷而又相互混合,这种创造模式不仅涉及主题、主旨和叙事内容,而且涉及叙事技巧、文本模式、语言用法、视角、语调和样式等。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形式难以一一归类,笔者勉为其难,归类如下:(1)多重模仿模式(就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论而言):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自然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浪漫现实主义、仿真的和幻想;(2)多重主题模式(就弗莱关于小说模式的理论而言):神话模式、传奇模式、高级模仿模式、低级模仿模式和讽刺模式;(3)多重叙述模式:正史、野史、传记、自传、神话、传奇、民间故事、寓言、通俗故事、街谈巷议等等;(4)多种文本形式:类史诗、家族传奇、抒情诗歌、戏剧性对白、散文、讽刺文学、戏仿、拼凑等等;(5)多重语言运用:文学语言、古典化语言、方言土语以及未受教育的人使用的白话等等;(6)多重视角的运用: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人物兼作叙述者和评论者、作者闯入、戏剧性旁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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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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