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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论中西小说理论的哲学和美学根基

更新时间:2019-12-24 18:53:53
作者: 顾明栋  
及作者、读者、评论者、编者和人物(如《红楼梦》)的并存;(7)多重风格和文体的使用:它们亦庄亦谐、若即若离、繁简相间。这种多重样式还表现在话语样式的混合和笔调的多种多样。多元的主题、视角、形式、风格和语气之间的杂糅使有些小说作品有意无意地去戏仿和讽刺其他写法和文类,从而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带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小说的意味,比如《金瓶梅》对《水浒传》情节的挪用就带有戏仿(parody)的性质,这表现在叙事框架和人物刻画方面,对西门庆、潘金莲和武松的人物刻画。在有意识层面上是作者受求新的创作欲望的驱使,去创作一部与以前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作品,但至少在无意识层面上,这样的做法引出了一种新的再现模式和创作风格,堪称古代的“后现代”叙事。

  

   既然中西小说的起源都是远古的讲故事,那么中国传统小说为何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西方小说颇为不同的特点呢?首先,从文体分类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小说体现了兼容哲学、历史、诗歌和诗论的特点。胡应麟对古代小说有过详实的文体研究,他指出:“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他如孟棨《本事》,卢瓌《抒情》,例以诗话文评,附见集类,究其体制,实小说者流也。”胡氏的概括点明了中国古典小说对多种文类兼容并蓄的特点。本文以下拟从中西小说的起源与哲学基础和美学特征入手,探讨中西哲学思想与小说美学的相关性,集中分析中西哲学对小说美学的深刻影响,重点关注哲学和美学理念与小说理论的内在联系。

  

中西小说起源论的异同


   世界各国文学传统的小说都可以说起源于讲故事:远古时期,尚未进入文明的人们会在一天的狩猎劳作后围在火堆旁,聆听见多识广的长辈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或者是孩童聆听母亲凭借想象虚构的神话传说,这就是小说的口头形式起源。但作为一种成熟的散文体文学形式,各个传统的小说的源头有不同的情形。以西方传统为例,欧洲小说起源于史诗(verse epic)和以韵文或散文体写就的传奇(romance)。相比而言,中国小说的起源通常有三种广为接受的观点:一、神话说,即认为小说起源于神话传说;二、稗官说,即认为小说起源于封建统治阶级的下层官吏收集民间的街谈巷议;三、史传说,即认为小说起源于历史文献所记载的历史实践和人物传记。这种共识给小说的起源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源起和视域,但是其视角是外在的,它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小说与历史和社会的关系,却无法对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兴起从内在的视角做出概念性的解释,而且也无法将小说与其他相关的文体和写作形式完全区分开来。因此,我们除了关注小说起源的外部因素以外,不应忽略其内在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小说的起源具有普适性的意义。

  

   关于主要文学形式的起源,曾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诗歌生于痛苦,小说生于快乐。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大而化之的不足。比较严谨的说法也许是:诗歌的起源多与抒情表现有关,小说的起源多与模仿再现相连。然而,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抒情传统和诗歌批评的主导地位,小说一直与诗歌竞争以图获得合法地位,因此,中国小说既不脱离模仿再现世界的本性,又带有抒情表现的特征。这种抒情表现和模仿再现的并重决定了中国小说起源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受抒情传统的影响,率性而发,是表现主义的,并具有心理净化之功效;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再现生活、反映现实的模仿性、政治性和社会性。审视中国传统小说作品,可以发现,与西方传统不太相同的是,心理净化和表现性因素在小说的起源中表现出同样重要的意义,在有关中国小说起源的议论中我们可以找到抒情表现和心理治疗的双重作用。某种意义上说,小说源于心理净化和抒情表现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但是司马迁是针对广义的写作而言,更能说明小说起源的理据应来自小说的创作实践和批评。明代的李贽对当时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表现了强烈的兴趣,写出了达100卷之多的《批评忠义水浒传》,在其小说评点中,他从小说产生的内在动因入手,发挥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的思想。在其对《水浒传》所作的评论中,他如此写道: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

  

   明末清初学者陈忱在《水浒后传论略》中评论《水浒》及其《后传》说得更为直白:“《水浒》,愤书也……《〈水浒〉后传》为泄愤之书。”这种关于小说创作的动因在其他古代文士的论述中也有相似的论述,如瞿佑在《剪灯新话序》中指出,创作小说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哀穷悼屈”;刘敬在《剪灯余话序》中也指出小说作者“此特以泄其暂尔之愤懑,一吐其胸中之新奇,而游戏翰墨云尔”;余集在《聊斋志异》序中写道:“先生(蒲松龄)少负异才,以气节字矜,落落不偶,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之气,无所宣渫,悉寄于书”。余集甚至认为小说像佛教经文那样具有令人开悟之功效:“释氏悯众生之颠倒,接因果为伐喻,刀山剑树,牛鬼蛇神,罔非说法,开觉有情。然则是书之恍惚幻妄,光怪陆离,皆其微旨所存,殆以三闾侘傺之思,寓化人解脱之意欤?”

  

   李贽等人所描述的这种创作目的表现了一种抒情表现以及寻求心理治疗的创作状况:创作欲望是如此不可遏制,只有在文学作品完成之后,强烈的欲求才能得到宣泄或满足。这样的满足显然是负面的快感(negative pleasure),可以称其为起消极治疗作用的一个起源,与抒情诗歌的创作同源,是表现主义的一面。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更直接指出小说具有排遣郁闷、“一哂而忘忧”的心理治疗作用。这种追求负面的创作快感只是小说起源的一个方面。小说兴起于那种与诗歌、散文和其他美学活动同源但又有所不同的创作冲动,其不同之处乃在,小说发端之初就有人认识到其娱乐作用,到小说已成一种文体以后,宋人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游戏笔端,资助谈柄。”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小说者流,或骚人墨客,游戏笔端。”这一观察十分有见地,其高明之处在于,在创作一部小说作品的时候,作者寻求愉悦的欲望超过创作诗歌时寻求痛苦的解脱。笔名为“酉阳野史”的人在《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中开篇就点明:“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于消遣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换言之,小说往往产生于娱乐,追求的是正面的快感(positive pleasure)。

  

   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人类的模仿本能是生来就有的,儿童通过模仿获得愉悦,诗人通过模仿获得美学享受。亚氏在声称摹仿的冲动是诗歌的最初动机时,也强调了在摹仿中固有的追求愉悦的机制。小说具有诗歌和散文虚构的双重机制,通过模仿生活使作者和读者获得正面快感,通过抒发情感获得痛苦的解脱,两者构成了小说起源的完整画面,这不仅是中国小说的特性,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在西方传统中,由于小说的理论基础是以模仿论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西方小说理论直到现代才关注小说的心理治疗作用,在这方面,D.H.劳伦斯堪称西方认为小说具有心理治疗功效的第一人。西方是在浪漫主义的表现论融入小说创作以后,小说的双重起源才得到关注。相比之下,在中国传统中,从一开始小说起源的动因就是双重的:寻求快乐的渴望导致对现实生活的模仿,减少紧张的需求引起抒情的表现主义。中国有关小说内在起源的看法深刻地洞察到了小说起源的复杂性,既看到了小说模仿生活的一面,也看到了小说的抒情性和表现性。这一关于小说起源的观点从一个不同的文化视角印证了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观点:“很多优秀的诗歌采用的是小说的形式,而在几乎所有好的小说中都有真正的诗歌存在。”小说起源的抒情表现和摹仿再现的融合归根结底是历史、哲学和文学在小说这一艺术载体中的融合。

  

中西小说的本体性根基

  

   中西小说的本体性基础是什么?这与各自传统的哲学基础相关。西方小说理论的概念性基础是古希腊哲学,确切说是肇始于占主流地位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在现代主义出现之前,西方的小说理论的核心一直是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亚氏学说对西方小说产生了历久不衰的影响,据此发展的摹仿再现论统治了西方小说的创作和理论达千年之久。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西方小说的本体论是以摹仿再现说为基础的,的确,从亚里士多德以降,西方就将小说的本质看作是对生活的模仿再现,直到当代才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在一些新近的西方理论中,学者们对小说是摹仿生活的这一广为接受的观点发起了挑战。小说研究者如多勒则(Lubomir Dolezel)、库恩(Dorrit Cohn)、帕维尔(Thomas Pavel)和其他的学者们反对把小说简单视为生活的再现或缩影,他们在承认小说是模仿再现的结果的同时试图重新来定义摹仿说概念。这些不同于模仿再现说的思想只是晚近的看法,跟中国传统相比,晚了上千年。因此,我们通过比较视角研究中西小说的本体论思想,可以在国际大语境中为小说摹仿说的重新定义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中国古代小说也深受传统哲学影响。刘廷玑在《女仙外史》总评中说:“自来小说,从无言及大道,此书三教兼备,皆彻去屏蔽,直指本源,可以悟禅玄,可以大圣,此为之奇而归于至正者。”但在小说的概念性基础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重大影响的不是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而是处于陪衬地位的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孔子虽说过小说“必有可观者焉”,但他又告诫读书人,小说毕竟只是“小道”,“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孔子的这番话对中国小说的发展起着相当大的阻碍作用,自先秦以降,历代一直把小说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与戏曲一起一直不被视为正经的文学,直到《红楼梦》问世,这样的状况才有所改善。因此,小说的概念性基础转向处于辅助地位的道家哲学,对于小说发展起着概念性塑造作用的是道家有关“道”的本体论,特别是形而上的“有”“无”的本体概念。与西方的模仿论不同,中国关于小说的概念并不将摹仿视为小说的唯一来源,而是认为小说可以“无中生有”,或者说是从“不存在”中衍生出“存在”。中国传统小说理论家在对一些伟大的作品的产生进行详实的分析以后,认为“无中生有”是中国小说理论的基本概念。金圣叹比较《史记》和《水浒传》后认为,后者与前者不同之本质就在于,《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是“顺着笔性”去写,这其实是在说,像《水浒传》这样的小说是作者无中生有的结果。明代的叶昼是中国小说理论的先行者,他也认为“无中生有”是小说的本质。他在对《水浒传》所作的评述中明确指出,小说是“劈空捏造”的。后来又说,“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然趣了,何必实有其事,并实有其人”。叶昼的观点不仅来自其对中国传统小说中所没描绘的现实的观察和概念性思考,亦深受中国传统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

  

因此,我有理由将中国小说的本体论定位于“无中生有”。显然,这一概念源于道家思想中的形而上学观点,即认为世间万物皆生于无。这种道家思想对中国关于文学的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无中生有”的本体思想也可能受到早已成熟的诗论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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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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