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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玉 曹树基:土地产权与1950年代的富农“倒算” ——以山东梁山李继盈倒算案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9-12-24 18:49:36
作者: 景文玉   曹树基  

   1946年土改是把地均给俺三亩半,当年起,土地产量二百,平均分开,至1950年为止。

  

   这里所说的“均给”,即是土改中平分土地后从李继盈那里“改出”的土地。问题是,若土地已被正式“改出”,那为何李相坤还愿意给与李继盈平分产量,继续保持土改前的租佃关系呢?

  

   总之,以上三名证人的叙述反映了三种不同的情况。张庆待的地是李继盈“私自给”后被要回一半;高继安的地种了几十年,被李继盈卖了一半;李相坤的地是土改中“均给”他的,但此后每年与李继盈平分产量。严格意义上,只有李相坤所述与“倒算”行为有关。这一点,留待下文讨论。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本案的核心证人都是“受害人”的亲属——张庆待的叔伯兄弟张庆祥、高继安之母和李玉山之子,却唯独不见“受害者”本人的控诉。从县政法干部访问高继安之父的记录中可以看出,高继安之父“有所顾虑”,不承认给李继盈种地,也不同意按手印,最终只得从“在炕边掏粮食”的其母那里获得一点相关证词。占有阶级仗势与话语优势的贫雇农当事人集体沉默。

  

   2.  土改后的土地确权

  

   根据审讯中李继盈的供词,这几块地都是土改前以粮食为价“当”给这三人的:

  

   问:你当这些地是怎样当的,平半分粮还是怎样当的?

  

   答:向外当地时,依粮食为价,李玉山是600斤,张庆待700斤,高继安也是600斤粮。

  

   问:你倒回这些地都是什么方式倒回的?

  

   答:方式是我托李中流(村干)倒回来的地,换那二亩地是依年老不能走路要回的。

  

   在另一份材料中,李继盈的邻居侯言议印证了李继盈以粮当地的情况:

  

   在1945年,因我没有地种,我和他分种了四亩半地,到1946年土改时,他把这地就当给我啦。当价是每一亩地卖200斤小麦,结果四亩半地交700斤麦子,还欠他200斤,后来又要了200斤,是52年恶的这200斤麦。

  

   以李玉山家的3.5亩地为例,1952年该地卖了200元,以当时每斤小麦人民币新币0.1元计算,全部地价为小麦2000斤,即每亩地价合小麦571斤。1948年南旺县1亩地价值65元,每亩地价650斤小麦。鉴于地有好坏之分,平均每亩地价约值600斤小麦。根据李继盈的供述,当地时,李玉山和高继安按“每亩地220斤小麦”,张庆待和侯言议的地按每亩200斤小麦收取。根据薛暮桥的调查,在山东,典价一般相当于地价的一半,而李继盈当价只有三分之一多。

  

   尽管典价偏低,但从产量来看,3.5亩地年产小麦200斤,600斤相当于3.5亩土地三年的产量,普通的佃农如何能一次性拿出如此多的粮食?李玉山、高继安和张庆待对于当时以粮承典的情况只字未提。若他们真的拿出这么多粮食,则一定会像侯言议一样,在举证材料中说明。从最终的土地分配情况来看,侯言议与李玉山等人根本区别在于,侯言议的四亩半分地李继盈没有要回,意味着李继盈将自己原有的一半田底权也给了他,侯言议只用较低的典价就完成了土地的绝卖。

  

   李玉山与高继安和张庆待的情况也有不同。李玉山此后仍要与李继盈每年平分产粮,而高继安和张庆待却未提及有分粮的情况。与上文逻辑一样,粮食对农民来说至关重要之事,若有分粮则一定会主动说明。高继安与张庆待此后不用分粮,则说明他们虽没有将全部典价付于李继盈,但也一定支付了一定数额的押金,成为拥有部分田面权的田面主。李玉山则属于薛暮桥所述的“假当”的第三种情况,即“假立典约,佃户用粮食按年交纳典价,数额乃与原租额不相上下”。也就是说,李玉山只交了少部分的押租,由于所交的部分也是有利息的,此后每年地租本应相应减少,而李玉山仍保持相同的原租额,多交的部分是为了补足所欠的那部分押租。

  

   1951年确立地权改变了这一局面。1951年梁山县颁发土地证之时,经私下协商,“当”给李玉山家的地,户主为李相坤。1952年李相坤将土地卖出时,又按照田底、田面两家平分地价。为了掩盖“假当”,李玉山多拿了20元。高继安、张庆待二人与李继盈有关的两份土地与之类似。登记土地证时,通过村干部的证明后,三个之间重新分配地权。高继安所种3.4亩地与李继盈按一人一半分。1954年李继盈“倒回”的1.7亩地是已经过村干部证明,是1951年在土地证上登记过的属于李继盈的地。对于侯言议的地,李继盈也是在这时要回所欠的典价后,将全部土地权归属了侯言议。

  

   据此,可以将土地改革重新划为了“土地改出”与“土地确权”两个阶段。在山东梁山,1945-1946年的“土地改出”与1951年的“土地确权”合为完整的土地改革。在“土地改出”阶段,所谓的“被改出土地者”和“改入土地者”都没有按照政治规定的要求进行操作,而是采取私下交易的方式,遵循土地市场交易的原则进行了地权的转变。在“土地确权”阶段,“改出者”与“改入者”在相互协商后通过官方途径,即干部证明和土地登记的方式完成确权。对于支付了完整典价的侯言议,在确权时,李继盈以典价进行了土地绝卖,而对于李玉山等人,他们没有支付完整的典价,但以不同方式交了部分押金,李继盈最终按照“真当”将一半的田面权给了他们,最终土地平分。这一过程是村民认可的,并没有任何一方吃亏。李继盈虽然多付出了一部分财产,却得以安然度过土地改革激进风暴。李玉山等人则依市场规则取得自己应得的份额。这也是三个当事人本人不愿意举报李继盈的原因。

  

四、山东的“假典”与中共对策

  

   1. 山东的“假典”

  

   土地改革时期梁山县的“假当”,被薛暮桥称为“假典”,其源可以追溯到中共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以后。在上引《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一文中,薛暮桥认为,地主为反对减租,借口抽地,逃避负担,实行假典,或者假卖。在李继盈案中,“地主”实为中农,或为富农,实为“业主”。

  

   薛暮桥认为假典方式主要有四种,逐一分析如下。

  

   其一,“假立契约,地主不要典价,减轻租额,佃户代交公粮”。这一“交易”方式的真实内涵,是以“卖”为名,在转移地权的同时,转移高额农业税。李继盈自称收李玉山600斤小麦,其实未收,即属此类。薛暮桥称此目的是减轻公粮负担,土地越多,土地税率可能越重。相关案例,可以参照1950年在新解放区进行的“大户加征”。这颇类似于明清时期的“诡寄”,即穷人将土地托于绅矜之家,借绅矜的优免特权,逃避赋役。现在是地主将土地托于穷人,借其身份减轻公粮负担。性质相同,方向相反。不过,“土改时”李继盈将土地假当给李玉山,似乎不是避税,而主要是压低阶级成份。

  

   其二,“地主立典约,佃户立借约,纳利代替纳租,形式上已变为借贷关系”。这一种以借约代替租约的形式虽然没有出现在李继盈案中,但却是分析的路径之一。如果如李继盈所说,他从李玉山处得到“当价”600斤,那么,李继盈付给李玉山的利息何在?李继盈不仅不支付利息,每年反而从李玉山处得到大约100斤小麦,不合情理。总之,正常情况下,田主需钱,将田典出,以后有钱,将田赎回。因此,典田的性质是典出者借钱,承典者放款;反方向的解释完全不通。

  

   其三,“假立典约,佃户用粮食按年交纳典价,数额乃与原租额不相上下”。薛暮桥说的是,如果典价不是一次纳清,而是分年交纳的,且与原租额相同,其实就是普通租佃。李继盈与李玉山之间的“假当”,属于此类。

  

   其四,“佃户出少数典价,讲明几年以后‘价烂产回’,实际等于预付几年地租”。由于预付的地租是有利息的,预付地租越多,每年交纳地租越少。假定佃户交纳了5年的地租价,依信贷市场年利率为20%计算,其实就是地价。交纳了2.5年的地租价,其实就是田面价。由于典价与地价存在差额,所以才有“追找”的可能。这就是“少数典价”的内涵。李继盈案不涉及这一类型。

  

   很显然,薛暮桥差不多将山东农村所有的地权转移方式,都称为“典”。这意味着,在山东乡村,“典”是最为普遍的产权交易方式。

  

   2. 中共的对策

  

   薛暮桥讨论了对于中共民主政权对于假典、假卖的三条处理原则,兹不一一详述。其总的精神是,依照市场的原则,在保护承典农民与佃户的前提下,将假典改为“正式的典当关系”。所谓“正式的典当关系”,用薛暮桥自己的话说,其实就是“双方均不吃亏”的“普通卖买关系”,也就是买卖公平的市场关系。

  

   具体而言,薛暮桥将买卖公平的市场关系解释为以下几点。一是按照当时地价或近似数额订立卖买契约者;一是按照习惯交付典价,并按习惯添价改订卖买契约者;一是进行抵押贷款,且按照当时长期贷款普通利息,本利合计已与当时地价不相上下者。按“当时地价”、 “习惯”和“当时长期贷款普通利息”所显示的地权转移方式分别为断卖、典及抵押,表明中共民主政府尊重农民的买卖习惯,尊重市场惯习,在一般情况下,并不特别保护田底主或田面主的权利。

  

   薛暮桥特别强调,对于乘人困难,采用各种方式廉价取得土地,出卖人虽系自愿,但确实吃亏很大,现在要求回赎者,“准许备价回赎。赎价按承买人所付贷款本利或典价买值,及从该项土地所得收益多少决定之”。这一强迫性回赎看起来有违市场交易的原则,但其内核仍是公平的。因为,民主政府规定不仅要计算承买方所付款额的本金与利息,也要计算其在土地上的所得收益。

  

   其实,这里的“廉价”,依薛暮桥的解释,就是买价低于市价半数以下,典价在当时地价三分之一以下且未追找,以及贷款年利低于20%的交易。这一规定,不仅区别了市场价格的波动与超经济的强卖强买之间的关系,还保护了许多学者视为万恶之源的高利贷。或有人认为“保护高利贷”是中共民主政府的权益之计,但本文更想强调,在这一规定中,中共民主政府保护的是市场秩序——包括土地市场的秩序与信贷市场的秩序。

  

在这一交易关系中,土地出典者与土地入典者是市场的两个主体。他说,在中共民主政府建立之前,以及减租减息法令尚未认真推行之前,出典人多系贫苦农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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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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