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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玉 曹树基:土地产权与1950年代的富农“倒算” ——以山东梁山李继盈倒算案为中心

更新时间:2019-12-24 18:49:36
作者: 景文玉   曹树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也是在契约文书中所见不到的,可以回答了不少学者的疑问。以共享为核心的地权占有,是土地交易的普遍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试图厘清“一田一主”与“一田两主”的比例,是没有意义的。

  

   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结论:民国时期山东的土地买卖大多数是与信贷联系在一起的。土地交易的本质就是信贷与金融。土地市场与金融市场是融通的。

  

   3. 山东的押租与“一田二主”

  

   在山东,无论是土地“抵押”还是土地“活卖”,由于处置权被一分为二,所以,就出现两个主人——“田底主”与“田面主”。田底主拥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拥有部分或没有收益权,拥有或没有使用权;田面主拥有土地的部分处置权,拥有或没有使用权,拥有部分或全部收益权。

  

   在南方地区,与山东类似的“抵押”被称为“当田”。在“当田”与“活卖”之外,还存在“田面权”的市场交易。人们通过购买田面,取得土地的田面权。例如,一块土地价格为50元,每年所收租谷价值10元,某农民付价30元取得田面权,年获租谷价值6元。原业主保留价值20元的田底权,年获租谷价值4元;其中包括农业税0.5元。于是,田底主所获地租为“大租”,田面主所获地租为“小租”。

  

   在南方地区,通过交纳“押租”可以取得土地的田面权。正如民国学者陈正漠说:

  

   因为各生产部门中的资金都要算利息,佃农交给地主的押租金当然也要算利息。我的家乡——湖北枣阳县的习惯,是押租金多,租额、租率都少;押租金少,租额、租率都大;押租金的大小与地租的多少成反比例。据我的调查,其他各地也多如此。

  

   在上例中,一块土地价格为50元,每年所收租谷价值10元,某农民原来付价30元取得田面权,年获租谷价值6元。现在改为交纳押租价值30元,每年少交租谷价值6元。押租即为田面价。当押金交到不纳地租的水平,这时的押金已是“典价”或“活卖”。这样一来,“押租”与“典当”即“活卖”溶为一体。

  

   山东是否存在“非典当”或“非活卖”型的押租制度?如果存在,就一定会在《山东土地租佃条例》(以下简称为《条例》)中反映出来。《条例》第26条:

  

   承租人原来有永佃权,及依法取得永佃权者,保留其永佃权;无永佃权者,不得强行规定。

  

   这里的“永佃权”其实就是“田面权”。“原来有”主要指继承所得,而“依法取得”应当包括购买田面,或交纳押金、押租取得田面。中共山东民主政府承认田面权,同样也承认田面权与田底权形成的地租分割。《条例》第27条:

  

   无永佃权之土地租约期满时,出租人有自由处置之权,包括出典、出卖、出租、自耕及雇人耕种在内。

  

   中共民主政府仍然保护“出典”即“活卖”的这一地权转让方式。也就是说,在“出典”之状态下,田底与田面的存在是合法的。《条例》第33条:

  

   禁止包租、转租。如承租人将其租得土地转租时,出租人应即将此项土地直接租于第二承租人;其原转租而致额加重者,加重部分须由原承租人如数退还第二承租人。

  

   禁止转租的对象一定是无“永佃权”者。也就是说,普通佃农是不可以将租来的土地转租给别人的。这一条提醒我们,在山东,押租是普遍现象。依上文所揭,押租是有利息的。押租多则地租少,押租少则地租多。本条再次证明山东存在以交纳押租购买田面为特征的地权分化。

  

   总之,从薛暮桥的相关论著中,可以发现山东存在与南方相同的地权结构:既存在土地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分化的“一田二主”,也存在追加找价,以实现土地活卖(即典)向土地绝卖的转换,更存在交纳不同押金暨押租购买田面为特征的地权分化。更为重要的是,中共民主政权保护这一地权关系。这是因为,以上各种土地交易方式,体现的是市场原则,而非其他。

  

   《土改法》第12条规定:“原耕农民租入土地之有田面权者,在抽动时,应给原耕者保留相当于当地田面权价格之土地。”这表明土改政策的制定者认为,土改中的地权计算,必须尊重事实上的“一田二主”,将“田底”与“田面”进行分割计算。从某种意义上说,针对南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制定的《土改法》,蕴含来自包括山东在内的北方老解放区丰富的实践经验。


三、李继盈案中的地权关系

  

   本文选取1955年发生在梁山县靳口村的富农李继盈倒算案为案例。依照时间顺序,将本卷宗中收录文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该村搜集的有关李继盈的倒算罪证的材料,包括当年农民会长的反映材料1份,县局干部的调查材料9份。被调查者中有小区改革委员成员和“受害人”亲属,日期在1955年9月12日到20日之间。第二类是案审阶段的材料,内含县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逮捕报告书》、人民检察院菏泽分院《批准逮捕决定书》、县公安局的《受理案件书》、《审讯笔录》,人民法院的《预审笔录》、《审讯笔录》、《刑事判决笔录》和人民检察院的《起诉决定书》等,日期在1955年10月到11月之间。案卷中并没有李继盈的刑事判决书,但从他的上诉状中可知,他被判处7年有期徒刑。第三类是法院再审材料,1956年8月1日已在监狱服刑的李继盈提出上诉。再审材料的内容主要是对李继盈成份问题的调查,包含3份县人民法院的调查报告,日期在1956年10月。最后法院认定李继盈是富农成份,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真当”与“假当”

  

   李继盈自幼贫苦,没上过学,18岁前一直在家务农,后外出抗活,学习染布,直到自己开设染坊。李继盈以开染坊攒下的积蓄置地30余亩,出租十余亩,自留十余亩。40岁以后他重返家乡务农。1946年土改时,李继盈54岁,此时家中有其妻、父母、儿子和儿媳,共6口人,被划为中农成分。

  

   李继盈土改前“出租”的这十余亩地,在土改过程中发生了变动,其“倒算”罪因此而生。梁山县公安局《起诉意见书》列举李继盈“罪行”如下:

  

   被告李继盈,男,年60岁,富农成分,出身为农,现住本县七区荆口二街。查该犯于1952年倒回李玉山地三亩半,于1954年倒回高继安地一亩七分,于土改前假当给张庆待三亩四分,在1953年该犯要回来,又给张庆待二亩孬地种的罪恶。触犯了国家宪法八、十一条法律,应予刑事处分,特移请山东省梁山县人民检察院。

  

   李继盈的成份由中农变成了富农。李继盈的罪行是“倒算”了三份土地。其中,李玉山的3.5亩地和高继安的1.7亩地被其“倒回”,若此为土改中按程序被“征收”了的土地,可视为“倒算”行为。张庆待的3.4亩地是土改前李继盈“假当”给他的,又在1953年被李继盈用2亩“孬地”所置换。本案的焦点围绕张庆待的“假当”土地而展开。

  

   有“假当”就有“真当”。如果“假当”非法,那么“真当”则是合法的。上引《土改法》第12条在议及土地产权的计算中,提出依市场价格计算田面与田底的方法,再联系薛暮桥对山东“一田二主”的有关论述,则可知“假当”所涉即为“一田二主”。

  

   1953年李继盈用2亩“孬地”换回了张庆待名下的3.4亩好地,其交换式应为2亩孬地=1.7亩好地,基于常识,等式成立。这也意味着,在李继盈“假当”给张庆待的3.4亩好地中,李继盈和张庆待各拥有其中50%即1.7亩的地权。只不过,张庆待的1.7亩好地的地权被李继盈用2亩孬地的地权所换回。因此,所谓“假当”实为“田底”与“田面”的分割。李继盈为田底权人,张庆待为田面权人。2亩孬地=1.7亩好地的背后,是李继盈收回了自己的一半产权。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文简称《宪法》)第8条规定:“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第11条规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在本案中,作为中农的李继盈,其地权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均受保护。由于《宪法》规定富农拥有公民权,其财产也依法受到保护。也就是说,即便李继盈是富农,其土地与财产也应受到保护。严格地说,在《宪法》的意义上,“富农倒算”一词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然而,《起诉意见书》引用《宪法》第8条和第11条,却只保护李玉山、高继安和张庆待的土地产权。

  

   进一步讨论上文所涉数人之间的地权关系,看一看这几块土地是否在土改中被“征收”。张庆待的叔伯兄弟张庆祥说:

  

   张庆待土改前给继盈种的三亩四分好地,土改时继盈私自给了张庆待啦。到前年丈量土地时,继盈又给庆待二亩孬地,要回来三亩四分好地。

  

   土改前,张庆待给李继盈“种地”。由于不知道地租率的情况,他们二人可能是租佃关系,也可能是“田底主”与“田面主”的关系。到土改时以“私自给”的方式进行地权转移,意味着这块土地并不是土改时“改出”的,即不是政府“征收”的,而是私下交易的。

  

   很显然,这是李继盈在土改划成份时采用的一种策略,或是将3.4亩土地的田面权“给”了张庆待,如此,则为《起诉意见书》中所称之“当”;或是将3.4亩土地的田底、田面都“给”了张庆待,如此,则土地交易的性质为“卖”或“送”。在1951年梁山县丈量土地并确认地权的过程中,两人各分了一半地权,可以看出土改前他们“交易”的性质是“当”。

  

   另一“受害人”高继安之母也是类似的说法:

  

   俺种他的地早啦,有几十年啦,共种他三亩多地。他没有钱花,很难,他卖了一亩七分。

  

   高继安家长期租种李继盈的地,不能确定是普通租佃,还是田底、田面。由于李继盈因缺钱卖了其中的一半,说明他卖的是他自己的一半。很显然,在这三亩多地中,高继安与李继盈各享有一半的权利。高继安是田面权人,李继盈是田底权人。

  

   第三个证人李相坤是“被倒人”李玉山之子。李相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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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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