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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王瑞民:农业工业化与服务规模化:理论与经验

更新时间:2019-12-23 21:05:00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王瑞民  
试图寻求农业生产的规模报酬。

  

   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就在江苏无锡等地开展了小范围内的土地规模经营试验,但是并未发现农业规模报酬递增的事实。这一时期,土地流转与经营规模扩大,也并不普遍,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仍有超过90%的农户未曾流转过土地。随后,普罗斯特曼等、许庆等、倪国华等的实证分析也不支持土地规模报酬递增。

  

   近年来,农地流转加快,2018年底全国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39%,农户经营土地的规模也在增加。到2016年底,经营10亩以上的农户已经占到全部农户的1/5左右,规模经营农户达398万户。但是土地的规模增加后,土地生产率反而下降,即土地规模和土地生产率呈现出“反向关系”。我们基于全国农户的微观抽样数据测算表明,大规模户的土地单产仅为小规模户的1/3左右(参见表2)。倪国华等基于同一数据的测算进一步表明,家庭农场规模小于616~619亩时,土地规模与农业生产率的反向关系将一直存在。

  

  

   与此同时,随着相当比例的土地流转给专业合作社、企业等,农业生产正在从农户单一主体向农户与专业合作社、企业等多主体共营转变。相应的土地租金与雇工费用快速上升,农地规模经营的利润反而呈下降态势。2010-2017年间,三种主粮(稻谷、小麦和玉米)的亩均流转费与人工成本均翻了一番,农地经营利润迅速下降。2010-2017年间,三种粮食的每亩净利润从227元下降到-84.39元,相应的成本利润率由33.77%下降到-1.16%。实际上,净利润率2016年就已经变为负值。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农业发展尤其是农业规模经营,不仅需要考虑农业生产本身的特征与规律,还需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城乡之间的制度藩篱尚未彻底破除,农民工的候鸟式迁移仍然非常普遍,在进城农民无法定居城市的情况下,他们短期内不可能放弃农地承包经营权。中国人口城镇化率在2018年底已经达到59.5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37%,农民工总量高达2.88亿人,他们仍然持有8亿~9亿亩耕地的承包权。

  

   总体而言,受土地要素禀赋与城镇化进程的双重约束,短期内农业生产中土地规模扩大的潜力仍然非常有限。即使当前近3亿的农民工全部放弃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留驻农村的人口人均耕地也就4~5亩左右。而根据倪国华、蔡昉的研究,现有生产力水平下家庭农场的最优土地生产规模为131~135亩。此外,政府强制性“垒大户”、推进土地的归并与集中,不利于农民土地权利的保障。规模经营主体利润并没有小农高,其仍然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主要诱因是地方政府给予的优于小农的补贴政策。而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地推动土地流转,造成土地流转纠纷等社会问题大幅上升。基于上述考量,我们认为,主要依靠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并非推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优政策工具,农业规模报酬的可能实现路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破题。

  

二、农业工业化与服务规模化:理论分析

  

   (一)农业工业化:农业要素组合的变化

  

   传统理论将工业化等同于农业生产向非农业转变过程,其特征是资本、劳动等要素从农业部门转移到效率更高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本身的重要性及其实现工业化的可能性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实际上,早在1947年,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张培刚在其著名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中,就开创性地提出了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将工业化的范畴扩展,使其涵盖农业部门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工业化的本质是农业部门要素组合的连续性、突破性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赶超战略下的农业仅是为工业发展提供低成本农产品的工具,农业本身的发展被严重忽视,甚至长时间停滞,乡村和城市的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农业要素组合发生连续性、突破性变化,农业机械投入迅速增加,农业生产的组织和制度也在重构,标准化生产环节的服务规模化,促进了区域专业化,呈现出张培刚式的农业工业化典型特征。

  

   (二)服务规模化:农业经济组织与服务专业化

  

   农业规模报酬的实现,意味着随着农业要素投入的增加,必然带来生产率水平的提升,既可以表现为同样要素投入水平下的产出增加,也可以表现为同样产出水平下的要素成本下降。要加以强调的是,在多要素生产函数的情况下,要素组合及其优化也是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在某种单一要素的投入水平增加时,如果其他要素投入水平并未及时予以调整,形成要素之间的良好匹配,生产率水平亦难以得到提高。农业经济活动就是如此,其生产涉及多种要素,除了传统的土地和劳动力投入,还需要农机、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更为特殊的是依赖产前、产中、产后的管理与服务。服务规模化、合理分工以及有效的匹配与组合是实现农业规模报酬最具潜力的方面。美国的农业人口仅占2%,为农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的人口占比竟高达17%~20%,换言之,一个典型的美国农民有8~10人为其提供专业化服务,这是美国农业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伴随农业人口和劳动力在城乡配置变化,中国的农业发展也呈现出新的变化。一是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农业资本深化及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增加;二是实际从事农业的人员不仅绝对量下降,而且呈现老龄化、妇女化,农业生产环节对专业化服务的需求上升;三是农业经营和组织制度发生变化,新型农业主体大量涌现,农业服务的“交易成本”下降。如是,中国农业生产的要素组合正在静悄悄地重构。考虑到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短期内难以扩大,上述要素投入配置效率提高,将主要源于农业生产相应环节专业化服务规模的扩大与服务效率的提升。

  

   从农业生产实践来看,适宜提供规模化和专业服务的环节通常具备以下四个特征:一是标准化程度高,从而易于监督和管理;二是外部性强,如种子、化肥等农资采购,病虫害防治等;三是收割、烘干时农机的大型投入具有不可分割性;四是对提供服务的主体的专业化程度和组织能力要求较高。上述环节提供的规模化服务之所以能够实现农业规模报酬,一方面源于专业化分工带来的效率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型的不可分割投入(如农业机械)的服务能力得以被充分利用,减少单家独户进行重复投资产生的不经济性。不仅如此,服务主体的组织化程度更高,可以带来管理水平的提升,促进农业生产要素组合的优化,成为实现规模报酬的重要来源。解决这些问题后,部分非标准化的环节仍主要由农户家庭完成,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并未因服务规模的扩大而显著增加,这成为农业经营组合中规模报酬的基础。

  

   基于现实的约束和实践的正反摸索发现,服务规模化不需要对小农户的土地人为集中,而是通过农业组织的培育,由农户购买服务实现农业的机械化与要素组合,能够将不同规模农户与现代农业实现有效衔接。服务规模化首先由农民试错成为一种实现农业规模报酬的方式,部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也将其作为一种政策选择。

  

三、农业工业化与服务规模化实施:山东案例


   (一)要素组合变化

  

   农业工业化的主要表现是,伴随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农业劳动力投入显著降低,农业机械、技术服务等投入显著增加,出现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由此带来农业生产方式不断变革。一方面是劳动投入的利用与节约。21世纪以来,山东主要农作物的用工量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小麦亩均用工量从2004年的8.26日下降到了2017年的4.52日,同期玉米亩均用工量从8.8日下降到了4.61日,降幅均超过40%。其他经济作物的用工也是如此,花生、苹果等用工量的降幅都在20%以上。另一方面,农业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山东的农业机械化不仅仅表现为农业机械数量的快速增加,而且表现为农业机械服务在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深化。从1999年到2017年,山东的农业机械总动力增长66.39%,年均增速2.87%。农机服务与农机人员也大幅增加,2015年山东农机人员在第一产业中的就业比重已经超过1/3,机耕面积超过80%,显著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二)服务规模化实施:以供销社为服务主体的要素再配置

  

   除了要素组合变化带来的农业工业化进程,还出现以供销社为主体提供服务带来的服务规模化和要素组合优化。山东供销社服务规模化试验的初级形式为土地托管,即在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后,农民将承包地全托或者半托给供销社,由供销社提供服务或者代耕。随着托管规模的不断扩大,在服务环节出现规模报酬。供销社的服务规模化深化,表现为通过建立为农服务中心形成有系统的服务组合,并探索出每个服务单位“三公里”的服务半径,在服务主体与农户之间利用传统村社组织的优势降低合作成本。以供销社为主体的服务规模化,使农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便利性增加,部分生产环节因享受到专业化服务实现成本降低,服务主体也在规模化服务中实现获得服务报酬。以供销社为主体的服务规模化的制度安排如下。

  

一是供销社作为提供农业规模化服务的主体。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山东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加快、入城趋势出现,农业就业份额不断下降,差不多六成以上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外出打工,近1/3以上的村庄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已经超过七成,农业从业人员呈现老龄化状况,50岁以上的农民在村庄已经超过四成。出现变化的不仅仅是农民,曾经作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主体的供销社也出现状况,尤其是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资企业直接对接后,供销社长期赖以生存的传统农资供应业务受到巨大冲击。正是部分基层供销社面临的生存压力,使这个系统从“坐商”到“行商”,瞄准了农业生产服务环节出现的机遇。它们将传统的化肥、农药等农资供应延伸到耕、种、管、收、加、销等环节,通过为外出农户提供托管服务实现共赢。正是依托独特而强大的农村网络优势,供销社通过新出现的托管服务需求,使系统内在农资供应、农机服务、农产品加工等相应环节中形成优势。基层供销社也尝试领办部分农民合作社,不断拓展农业服务环节与托管作物,实现了服务的规模经济,其逐渐成为服务规模化的主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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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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