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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人格权法的新发展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

更新时间:2019-12-23 20:55:39
作者: 王利明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民法的人格权制度迅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人格权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日益丰富,强化了对生命尊严的保护,确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隐私权的内涵和外延迅速拓展,各国普遍重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日益注重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人格权保护方式的多层次和多样化,人格权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法的保护。为适应人格权制度的发展需要,我国正在编纂的民法典应当构建较为完整的人格权体系适应人格权益发展的需要,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细化人格权的具体规则,强化对人格尊严的维护,进一步完善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规则,在人格权保护方面,应当强调预防与救济并重。

  

   关键词:民法典;人格权;隐私权;人格尊严

  

一、引  言


   人格权制度是现代民法最为活跃的发展领域。虽然“人格权”一词很早就已出现,但人格权的基本理论最初是由德国学者噶莱斯(Karl Heinrich Franz von Gareis)于1877年提出的。他首次区分了人格权与主体资格,并区分了人格权与其他私法上的权利,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人格权概念,其理论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人格权法的发展。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人格权并没有独立成编,但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都逐步强化了对人格权的保护,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人格权制度逐步勃兴、迅速发展,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生灵涂炭,使世界各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这也使得战后世界各国人民权利意识与法治观念逐步觉醒,愈来愈强调对个人平等、人格尊严以及人身自由的保护,这也极大地促进了20世纪中叶的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迅猛发展,从而促进了人格权观念的普及。另一方面,20世纪是互联网、高科技时代,现代网络通讯技术、计算机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高科技的发展,对自然经济状态下产生的罗马法以及风车水磨时代的19世纪民商法的挑战无疑是革命性的。美国学者福禄姆金(Froomkin)在总结许多高科技的发明(如红外线扫描、远距离拍照、卫星定位、无人机拍摄、生物辨识技术、语音识别等)后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也由此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使个人隐私保护面临巨大威胁,导致个人隐私暴露,无处藏身。他认为,如何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也是现代法律所遇到的最严峻挑战。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信息分析与利用日益多样化,但借助于数据分析,不仅可以了解每个人的过去,也能知道他的现在,甚至能够预测其未来,因而,不少学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成了“裸奔的人”。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对个人的肖像、隐私、声音、形体动作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的可能性大为增加。例如,声音可以被模仿和篡改,肖像可以被以移花接木的方式随意“换脸”,凡此种种都说明,在现代社会,高科技的爆炸更加凸显了人格权益保护的重要性。还应当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产生了人格权与财产权发生冲突以及法律平衡等问题。

  

   庞德曾经指出,“法律存在稳定必要性与变化必要性的冲突,所有法律思想的目的都在于协调这种必要性与变化性”。可以说,近百年来,民法为适应社会变迁而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人格权制度的勃兴。而人格权的发展是人格自觉的体现,在人格自觉和人格尊严意识不断进步的今天,人格权也正在经历着迅猛的发展与变迁。准确把握这一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制定与完善都将带来重要的启示,也会为我国人格权理论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当代人格权的发展趋势


   (一)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

  

   所谓人格权消极保护模式,是指并不在法律上详细规定人格权的各种类型,而只是在人格权遭受侵害后,通过侵权法的规则对人格权予以救济。所谓人格权积极确权模式,是指立法通过正面列举的方式,对各种人格权益予以确认,从而实现对人格权的积极保护。从人格权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其主要经历了由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的发展过程。

  

   早期的法律在人格权保护方面主要采用了消极保护模式,即主要通过侵权法的规则保护生命、健康、名誉等人格权益。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最早采纳了消极保护模式,该法第1382条规定:“任何行为使他人受损害时,因自己的过失而致行为发生之人,对该他人负赔偿责任。”该条只是规定了侵权损害赔偿的一般条款,广泛适用于各种侵害人身、财产权益的行为,而没有具体列举各项人格权。该条保护的范围十分广泛,既包括有形的权利客体,也包括无形的权利客体,在人格权遭受侵害时,权利人也可以依据该条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此种模式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瑞士等国家所采用。1900年的《德国民法典》对人格权保护也主要采用了消极保护模式,该法除在总则第12条对姓名权作出规定外,其他人格权益都是通过侵权法规则予以保护的,例如,该法第823条第1款对侵害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侵权责任作出了规定,第824条规定了侵害信用利益的责任,第825条规定了侵害贞操利益的责任。可见,《德国民法典》主要通过侵权法规则对人格权益进行保护,而没有在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主观权利。这主要是因为,立法者深受萨维尼关于人格权与主体资格不可分离的观点的影响,认为民法典“不可能承认一项‘对自身的原始权利’”。此外,《德国民法典》第253条还严格限制了侵害人格权益的财产损害赔偿责任,依据该条规定,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权利人才可以主张财产损害赔偿。可以说,《德国民法典》主要通过主体制度和侵权法规则保护人格权,从总体上是采用了消极保护的模式。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消极保护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自20世纪以来,各国民法典也大大增加了人格权保护的规定,并且普遍强调通过积极确权的模式保护人格权。1907年的《瑞士民法典》在法典中用多个条款规定了身体完整权、名誉权、隐私权等权利。法国于1970年修改民法典,该法典第9条规定了隐私权保护的一般条款,该条规定:“一切人拥有要求其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关于身体权的保护,《法国民法典》就增加了十多个条款。尤其是该法典第9条的规定适用范围极为广泛,许多学者认为其具有人格权保护的一般条款的特点。近几十年来,德国法在保护人格权方面也开始向积极确权发展,1954年,德国联邦法院在“读者来信案”中,通过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中的“其他权利”,遂通过一般人格权的概念扩张了人格权益的保护范围。

  

   积极确权模式也被其他一些大陆法国家所采纳,例如,1991年的《魁北克民法典》与2009年的《罗马尼亚民法典》在第一编第二章规定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和精神完整权、尊严、肖像以及隐私等人格权。1960年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在第一章第二节专门规定了人格权,该法采用了24个条文(即第8~31条)规定了人格权。2002年的《巴西新民法典》第一编第一题第二章(“人格权”)专门规定了人格权,该法采用了11个条文(即第11~21条)对人格权作出了规定。1984年的《秘鲁共和国新民法典》第一编(“自然人”)第二题也对人格权专门作出了规定,该题采用了16个条文(即第3~18条)规定了人格权,同时,该编第三题第19~32条也对“姓名”作出了规定,二者加起来共30个条文。除各国民法典外,一些保护人格权的国际公约也日益增加,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都通过大量篇章对各类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可见,人格权发展最新的趋势是从消极保护到积极确权,这不仅有利于明确各项人格权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区分不同的具体人格权,而且有利于权利人对于自己人格权的正当行使,并提升权利行使的可预期性。

  

   (二)具体人格权的类型日益丰富

  

   在现代社会,人格权的类型和具体内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丰富,具体体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格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展,具体人格权的类型不断增加。例如,《德国民法典》仅规定了姓名权以及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等人格权益,但近几十年来,司法实践中逐步承认了隐私权、名誉权、尊重私人领域的权利以及尊重个人感情的权利等,虽然部分人格权益是通过解释一般人格权而产生的,但部分人格权(如名誉权、隐私权)逐渐成为独立的具体人格权。普通法国家也通过一些成文法确认了对隐私权的保护。例如,自1968年到1978年十年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6部有关隐私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美国一些州也制定了一些单行法,以强化对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迄今为止,至少有10个州的宪法明确了对隐私权的保护。

  

   二是从物质性人格权到精神性人格权的发展。早期立法主要对生命、健康等物质性人格权提供保护,以后逐渐加强了对人的社会属性的关注,并认可了对肖像权、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的保护,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精神性人格权的地位日益凸显。在瑞士等国家民法中,已经承认了儿童享有知晓其身世的权利。例如,现行《瑞士民法典》第268条c第一款规定:“儿童自18周岁起,有权获得关于其生父母的有关信息。在未满18周岁之前,如果证明有合法利益,儿童亦有权获得此种信息。”从普通法的经验来看,其最初主要对侵害个人生命和财产等有形(physical)利益的行为进行调整,在美国,自20世纪以来,隐私权制度迅速发展,其涵盖了私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了有关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私人空间、通讯自由、姓名、肖像、个人信息等各种人格利益,甚至包括了对个人生活的自主决定,其不仅仅是一项私法上的权利,而且也成为一种宪法上的基本权利(constitutional privacy)。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一些案例中通过解释宪法修正案,扩张了对隐私权的保护。例如,1965年,在Griswold v.Connecticut一案中,正式将隐私权认定为独立于宪法第4、第5修正案的一项宪法权利。1973年,法院又在罗伊诉韦德堕胎案(Roe v. Wade)中,确认堕胎自由是宪法保护的隐私权。从今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精神性人格权益的保护将成为未来法律关注的重心。

  

三是一些新类型的人格权不断涌现。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各类新型人格利益不断产生。例如,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逐渐成为一项新型的人格权益;再如,随着影视技术以及声控技术的发展,声音的用途越来越广泛,其利用方式也日益多样化。由于声音具有独特性,能够独立识别个人的身份,具有替代指纹等其他人格标志的功能,越来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利益。从实践来看,复制、传播、模仿个人声音的方式日益多样化,这既可能侵害个人的人格利益,甚至可能对个人的声誉造成毁灭性的损害,这就有必要强化对个人声音利益的保护。因此,一些国家的民法典(如《秘鲁新民法典》第15条)就明确规定了声音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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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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