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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泉:重识佛朗哥:西班牙式的保守主义政治家

更新时间:2019-12-22 21:36:07
作者: 严泉 (进入专栏)  
对佛朗哥政权而言,这种同盟关系保证了西班牙能在西方世界合法生存,是西班牙外交不可动摇的基础,对美国而言它增强了对苏冷战的力量,捍卫了自身在欧洲的利益。正因为如此,1963年该条约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又再次延长五年,1968年则第二次延长。西班牙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与西欧国家的经济融合,最终打开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门。因为西班牙国内市场规模有限,只有把本国市场与不断扩张的欧洲市场融为一体,才能保证本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动力。1959年西班牙加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2年和1964年两次提出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0年签署西班牙与欧共体之间的最惠国协定,最后直到1985年终于完成加入欧共体的目标。

  

   其实作为一种回报,“重新融入战略”使西班牙得到大量国外资金和技术援助。1953年签订的《马德里条约》,西班牙政府获得2.26亿美元的美国经济援助,此后美援又进一步增加。1959年,又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私人银行,获得4.18亿美元的巨额贷款。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西班牙的贸易伙伴中,美国居第1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居第2位,法国居第3位,这充分显示了西班牙与西方国家的密切关系。有论者强调,开放市场使西班牙经济发展成效卓著,有效的缩小了西班牙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为西班牙最终融入欧洲并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一员奠定了基础。

  

三、作为保守主义者的佛朗哥

  

   与以往对佛朗哥的反革命或反动的负面评价不同的是,其在本书中的历史定位是一位过渡性的政治人物。但是在笔者看来,仅仅指出佛朗哥的过渡性特征是远远不够的,在近现代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中,他更是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家。

  

   首先,佛朗哥的政治思想无疑是保守的,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位西班牙传统的君主主义者。正如本书评价所说,“他的原则基本是君主主义的,因为他相信,君主制是最正统的政府形式,尽管他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最喜欢它。”佛朗哥从未构建任何属于自己的政治理论,是一位缺乏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领袖,当然作为虔诚的天主教教徒和职业军人,他敬仰上帝,热爱祖国西班牙,这些是他一生都坚持到底的原则。

  

   共和派的极左主义是佛朗哥所不能接受的,正如书中所言,作为一位温和右派,他对第二共和国的态度始终如一,一直强调政府要遵守法律,直到最后关头才参加叛乱。由于极左派推行的是一种全新的极权主义主张,此时民主与自由在西班牙已经寿终正寝,“内战初期的问题并不是西班牙政府是否变得极权,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个极权政府。”当然,佛朗哥对民主共和制同样没有好感,1957年他授受法国《费加罗报》记者采访时,再次重申了反对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现行制度绝对源于西班牙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体制、我们的心灵,并以之为基础。自由主义正是丢失了、污染了这些源泉,忘记了西班牙心灵的需要,使我们在世纪和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受到折磨,使我们付出了丢失帝国和灾难性的衰落的代价。”

  

   其实对于赢得1939年内战胜利的佛朗哥来说,在政治体制选择方面,作为现代极权政治的法西斯主义,在当时无疑是最具有吸引力。这不仅是因为在内战期间,佛朗哥集团得到德、意法西斯国家大量的军事援助,更重要的是西班牙极右势力业已成立法西斯政党长枪党,该党是前军事独裁者德里维拉将军的儿子何塞·安东尼奥于1933年正式组建的,完全认同法西斯主义,在组织形式上实行领袖原则的独裁制。作为反对共和派的坚强的力量,长枪党是佛朗哥不可或缺的支持者。然而让人大跃眼镜的是,佛朗哥政权虽然在二战时期采用了一些法西斯主义的作法,一度出现政权法西斯化的倾向,但是很快就扭转了这一转变趋势,开始去法西斯化。待到二战结束后,正式蜕变为战后非常流行的威权政治体制。

  

   内战后西班牙威权政体的选择,虽然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然而对于佛朗哥来说,并不是标新立异的作法,而是比较类似于欧洲传统君主制国家的开明专制。毕竟对他来说,最熟悉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而不是法西斯主义式的现代极权政治。只不过在20世纪中后期的西班牙,君主是没有皇冠的国家元首佛朗哥,而不是来自波旁王室的王子。所以说威权政体的选择,是对佛朗哥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最好的写照。

  

   其次,作为一位保守主义者,其执政风格始终是实用化的。二战期间,在共和派有苏联、共产国际、各国左派极端势力支持的情况下,佛朗哥不得不求助更有战斗力的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这使得他轻易地被归入法西斯轴心国一方。但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佛朗哥巧妙地周旋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间,但就是不真正投向纳粹的阵营。“佛朗哥一直是个实用主义者。只要绝对必要,他总是愿意做出根本调整。有时他可能会非常固执,如1943-1944年他的外交政策;但只要必须,他迟早会调整的。”果然在1944年5月,佛朗哥与英美达成“中立协议”,开始倒向同盟国。这种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最终避免西班牙加入战争,并使西班牙奇迹般置身于二战战火之外。

  

   保守主义者并不反对变革,只是反对激进的变革,较为喜欢稳妥渐进的方式,如同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所言:“无法接受改变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在经济政策方面,佛朗哥最初是提倡自给自足的中央集权经济,并不热心自由市场经济,“佛朗哥一直在追求经济现代化,尽管这种现代化偏重工业与国家安全,而不太注重消费产品和出口,当然也没有导向市场资本主义。”1959年西班牙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及之后的经济自由化,虽然并非佛朗哥所希望的,但是为他所接受。经济发展产生的社会日趋多元化,工人和知识分子的抗议日益增多,佛朗哥也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而是顺应时代变迁的潮流,允许大学生组织并参加非官方组建的学生会,承认工人进行经济罢工的权利,特赦部分政治犯,放松对报刊控制检查等。

  

   在培养继承人问题上,1948年佛朗哥选中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孙子,9岁的胡安·卡洛斯为培养对象,招其回国接受教育。在佛朗哥的刻意安排下,王子从小接受的是与欧洲其他君主立宪国家王室成员相似的教育,包括欧洲的历史、法律、政治学等,导师米兰达是著名的宪法学专家,流亡在外的父亲亦是君主立宪制度的坚定支持者,而佛朗哥更是从来不把自己的执政理念灌输给年轻的卡洛斯,也不愿意直接指导王子进行治国理政。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未来国王具有强烈的民主倾向,早在佛朗哥去世前就公开表示,他将放弃手中绝对的专制权力,未来西班牙是君主立宪的民主体制。

  

   佛朗哥政权虽然是从军政府起家,但是他却出于务实的考虑,始终保持军队力量的相对非政治化状态。他和军队高级将军们一直保持着特殊的关系,但同时也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操纵他们,对高层职务进行调换与轮转,避免权力集中。虽然在执政初期,军人占据了非常多的部长职务和其他高层管理职务,但是佛朗哥却不准军队干涉政府,禁绝了军人在其职务范围之外结成独立社团或扮演体制内角色的可能性。担任民事职务的军官只是国家机构内的行政官员,而不是军方的代理人。“与政治进程的相对去军事化同时,国家预算的去军事化也在持续增加,这一点的重要原因并不是佛朗哥对于教育的重视,而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武装力量现代化上花费大量资金,因为这可能会改变它们的内部平衡。”这种军政分离的务实主义作法,无疑保证了西班牙政局的长期稳定。

  

   最后,佛朗哥是一位坚定的、传统的天主教徒,虔诚的宗教信仰是决定其保守主义立场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同时代的独裁者相比较,“他是唯一完全忠诚、尽职尽责的丈夫和父亲。而且他也是其中唯一的基督徒,尽管他的仁慈和灵性有限。”正如作者在书中不时地提到,佛朗哥的宗教观念是传统西班牙式的,晚年经常忏悔,在礼拜形式和礼仪方面十分注重正规做法,而不过分接受从个人冥想或者宗教研究方面得到的信息,也不太注重教义的实际应用。在教会的长期支持下,其统治的合法性无疑得到加强,政权基础也得到了扩展。“他懂得国家的发展与福祉需要有文化的人民与更为先进的教育制度,尽管他希望这些都在新传统主义天主教文化的指导下出现。他追求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基本福利与爱国主义全国动员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在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意义上的发展。”

  

   然而一个吊诡的现象是,佛朗哥生前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传统社会文化结构的巨大变迁,到了他生命的暮年,随着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目标的完成,一个不同于传统天主教国家的现代西班牙社会已经形成,他的文化保守主义目标无疑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某些方面,佛朗哥可以被视为西班牙传统主义的最后一位大人物。如果从这一角度观察,佛朗哥和他的政策及价值观,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而不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虽然本书对佛朗哥本人的历史评价较为中肯,并不否认他的历史局限性,强调他是一位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代表着西班牙从卡洛斯三世王朝到1975 年间,跨越两个世纪的传统与现代化的漫长冲突的高潮与终结。“佛朗哥的政权和他的时代,标志着西班牙历史上一个漫长的动荡时代的结束,并以一种矛盾的方式,为更有希望的下一个时代铺平了道路。但就像摩西一样,佛朗哥也只能站在历史的岸边遥望彼岸,而永远无法踏入其中。他无法创造下一个时代,因为他受到了他的基本特点、性格和价值观的阻碍。他是保守社会的军事元首,而甚至在他去世之前,这个社会基本上就已经不再存在。”

  

   不过通读全书,笔者以为最大的问题还是对佛朗哥威权统治的历史影响反思不足。西班牙威权政体作为一种过渡体制的合理性,以及向民主政体和平转型均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与战后没有经历过威权统治的西欧、北欧民主国家相比较,民主化之后政治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积重难返。当代西班牙被称为欧洲最腐败的民主国家之一,人们为此常常将原因归咎于民主化本身。但是,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来看,佛朗哥的威权统治时期的政治腐败、官僚主义、贫富差距等负面遗产,对当代的影响是确实存在的。

  

   正如西班牙著名女性作家阿尔穆德纳·格兰德斯所说,当前西班牙的很多问题都源于独裁时期,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进入了过渡时期,向民主国家转变,但是当代民主是“凭空而建”的、西班牙是一个没有民主和反极权传统的国家,这和欧洲的很多国家都有所不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本书在此问题上却没有进行过多的探讨。民主化之后的治理困境当然并不是西班牙所特有的现象,而是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虽然我们不能苛求佛朗哥,但是作为持续统治国家近四十年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历史责任同样也是不容回避的。

  

   (上海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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