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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潘光旦

更新时间:2019-12-20 17:06:36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大约十二三年前,我开始将潘光旦的社会思想作为研究重点,同时还研究了他在研习西方优生学、社会学、性心理学等新兴学科并结合中国实际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过程中所发生的若干具有思想史意味的问题。依循这种学术路径的努力,最后集中反映在200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中。

   在出版之前的课题结项评审过程中,对于能不能将潘光旦放在“思想家”的行列,从而使他在思想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参与评审的思想史专家们不无疑虑。同样的疑惑还浮现在为那本书写序的黄兴涛教授的心头。感谢黄先生从“一般思想史”角度对我的学术思路所做的善意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帮助我消除了一部分同行专家的疑惑。他认为,近代中国精英人士在大众媒体上,就恋爱、婚姻、家庭、性、生育、民族、国家、文明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所发表的有特色有影响的“社会思想”,可以成为近现代中国“一般思想史”所关注的对象并丰富其思想内涵;潘光旦的社会思想就属于这样一种可以纳入“一般思想史”范围内加以评析的研究对象。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一书中,我确实比较重视那些发表在非专业学术刊物上的,对社会公众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而且在学术文化界引发了诸多反响乃至争议的文章。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这项研究的宗旨不是学术史的梳理,而是以思想史的视角来分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想的学理依据和论证逻辑,以及它们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和文化建设上具有怎样的意义。从这个意义说,黄兴涛教授的理解是准确的,当时我确实无意于讨论从严格意义上说潘光旦算不算一个“思想家”这样的问题。论英雄排座次,为潘光旦争得一个“思想家”的头衔对于彼时的我并没有什么兴趣。

   暂时搁置算不算“思想家”的问题,“使思想回归历史”的路径自有其学术价值;但它并不能回答潘光旦的社会思想是否有一以贯之的线索,有没有思想体系,他的社会思想本身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等更具思想意味的问题。在“一般思想史”范围内评述潘光旦的“社会思想”,固然能较好地揭示其思想的广度和社会影响,但也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其思想的深度。

   我的这一认识不仅来源于个人的阅读感受,而且也能够在前人的看法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如1947年底发表于《观察》周刊上的《潘光旦的人文思想》一文就比较全面地叙述潘光旦人文思想的主要内容,对于社会问题的基本见解以及与其他学派的关系。[1]潘光旦20世纪40年代指导的研究生,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韩明谟教授指出:“社会学界皆知潘先生是一位矢志不渝的优生学家。其实,潘先生不过是以优生学作为他追求‘提高民族素质’、‘探索中华民族强种优生之道’的基础,在更深一层的思想气质中,他实是一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家,一个以‘不同而和’的思想路线,构筑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2]潘光旦的东床、北京大学生物系胡寿文教授更是对潘光旦的新人文史观倾心不已,认为相较于具体的、容易被后人研究超越的学术研究成果,这是潘光旦在思想上的主要贡献,也是比较具有长久价值的部分,所以他先后发表了《优生学与潘光旦》和《潘光旦与新人文史观》两文予以阐释。[3]前人的看法提示我们,要围绕人文思想(或称人文主义、新人文史观,这三个提法表述有所差异而内涵基本一致)来理解潘光旦的社会思想。我的看法,潘光旦社会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他所阐发的融会古今、中西、文理的人文思想,他看待一切社会制度、社会观念乃至于一时一地所发生的社会事件,都是从人文思想的角度来加以衡量评判的;潘光旦对于社会问题的评析,不是零碎地结合学科知识有感而发,而是在其背后有一套包含价值评判的社会思想作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院派学者,或喜好评论时事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具有独特思想体系的学者型社会思想家。本文将对潘光旦人文思想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作一些简要的勾勒,相信会有助于读者们更深入地理解主要选文的思想主旨。

   潘光旦一生主要是在社会学界开展教学研究活动的,但他的研究范围却相当宽广,不仅在社会学领域有所建树,而且对于优生学、性心理学等学科也有很深的造诣。这大概主要源于他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留学时期主修生物学,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历。他在社会学界被看做是唯一的一位生物论者[4],其社会研究大都打上深深的生物学烙印。他自己坦承,“对近代生物科学所发现的事实与原则,有十分的信仰”并以其来分析人类社会的种种问题。对于有人将他概括为“极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则拒绝承认。他认为:“这种看法不能说是唯物的,他实在不‘唯’什么。一定要说‘唯’,那末,与其说我是一个唯物论者,不如说我是一个唯人论者,是一个科学的唯人论者。”[5]

   以生物学原则来解释人类社会问题还不等于人文思想,在潘光旦这里,还经历了一个对于儒家社会思想和西方社会思想的比较分析,然后综合融会而成的过程。

   现有文献显示,启发潘光旦往人文思想这个方向努力的人物,可能是他的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同乡金井羊。金井羊生于1891年,长于潘光旦8岁,20世纪20年代末期曾在政治大学、光华大学与潘光旦同事,1932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金井羊以政治经济为业,虽门墙甚盛,但多未闻其“性与天道”之言;只有极少数与他熟稔的人方了解其“惟哲学及社会思想,亦为平日简练揣摩所及,且所见亦极深刻”。[6]他颇能洞察玄学冥想的弊端,认为西方哲学过于关注所谓“宇宙观”的问题,与程朱理学所谓的“格物”同一弊病,都没有探到问题的根本在于人的问题。金井羊属意于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认为可以其为中心来统摄各种思想学说,为世界和平确立新的基础。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社会文化转型,他认为:“中国非有人焉能建立一新伦理学,则一切事业悉谈不到。”[7]他的这些见解和设想并没有系统地写出来,仅见于私人交谈与书简之中,潘光旦就是其极少数知音之一。金井羊没有系统发挥自己的哲学与社会思想,原因在于,他认为不在坚实的自然科学与史学基础上探究哲学问题,是自欺欺人,所以一直不曾将其思想加以系统化。而幼于他8岁的潘光旦在自然科学与史学上均有很好的学术基础,也喜欢琢磨一些社会思想问题,应是完成这一思想构想的理想人选。1932年7月,潘光旦在悼念金井羊的文章里着重讲了金井羊这一不为世人所知的思想构想,其中大约蕴含着某种思想上的因缘。

   1930年发表的《文化的生物学观》与1931年发表的《人文史观与“人治”“法治”的调和论》这两篇文章,大体上可以归入阐述其“科学的唯人论者”的追求,是他在阐述人文思想方面最初的努力。

   1933年在评论母校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哈维(Edwin D.Harvey)关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社会学著作《中国心灵》(The Mind of China)时,潘光旦认为作者过于注重神鬼崇拜之类的宗教实践,没有能够给予儒家人文思想以应有的地位。而在他看来,“儒家不是反宗教的,但其宗教不加掩饰地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确切地说是拟人的(anthropomorphic)和以人为中心的(anthropocentric)”,“神为人所造,是人造品,它们能够被塑造出来适应人的意图”。[8]他又发挥了儒家“祭神如神在”的精神来阐释中国人对神的崇敬,但这种人文思想始终对神保持着清醒的敬而远之的态度,以免为其所役使。在神对人的祈求不能很好地回应时,神像甚至有被义愤的民众砸毁的危险。简言之,这种态度意味着崇敬神、祈求神的人掌握着神的命运。这里,潘光旦对于美国学者中国宗教观的批评以及对于儒家思想的阐释,已经相当明晰地呈现了1934年两篇主要论述儒家人文思想文章(《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迷信者不迷》)的基本精神,以英文anthropomorphic和anthropocentric两个词语概括儒家人文思想的特征,简洁而有力,令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1932年,潘光旦从太平洋国际学会获得2000元美金的资助,用来研究中国的人文思想。1934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发表,标志着他对人文思想的探索达到阶段性的小结。在这篇文章里,潘光旦将中国儒家人文思想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对人以外的各种本体,第二方面是对同时存在的别人,第三方面是对自己,第四方面是对已往和未来的人。他认为,儒家思想对于人以外的神道、物道,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流品之别和相互之间应有的关系,对于自己的情欲,对于祖先、师承和后辈,都能够恰如其分地照顾到而不损害到人本身的中心地位。他所谓人文思想者眼中的人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只是专家、公民、社会分子等等身份都不能算人,职业、阶级、国家、家庭等空间关系也不能够限制囫囵的人,使他自甘维持一种狭隘的关系或卑微的身份;不仅如此,他对于自己承受下来的生物的和文化的遗业,以及未来的世代都要有所交代。这样超越了社会身份、空间关系、时间关系限制的人,才是一个整个的人,囫囵的人。他认为人文思想的这四个方面都受分寸或节制的原则所制约,过犹不及。他固然强调人的重要性,但从不使用“人文主义”的字眼,只说是“人文思想”,因为“主义”一词有“执一的臭味”[9]。如马戎教授所言,中国的人文思想不可能达到潘光旦所归纳总结的完整体系,他这里所说的人文思想一定程度上又吸收了西方文化的精华。[10]

   此后的几年间,他就此搜集了不少资料,可惜抗战的烽火使他留在北平的书籍、资料损失殆尽,人文思想的资料也在其内,致使他最终没有以完整的形式来完成这项研究计划。不过,思想探索并没有因此停顿,而是继续有所发展。1934年的《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一文已经搭起中国人文思想具有四方面内容这一骨架,抗战时期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则是为之填充筋肉。如属于第一方面的有《说本》(1939年)、《说“文以载道”》(1943年),属于第二方面的有《明伦新说》(1940年)、《论品格教育》(1940年),属于第三方面的有《类型与自由》(1944年)、《散漫、放纵与“自由”》(1943年),属于第四方面的有《悠忽的罪过》(1943年)、《所谓“历史的巨轮”》(1943年)。抗战时期比较集中探讨人文思想的文章至少有8篇之多。

   有了这些积累,抗战结束后,潘光旦已经可以综合上面这些文章的成果,并提高一步,试图提出一套较为系统的思考。1946年5月发表的《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1946年9月在苏州浒墅关为费孝通《生育制度》一书所写的长篇序言《派与汇》是两篇比较重要的讨论人文思想的文章,可以看作是继1934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之后,潘光旦对自己人文思想研究所作的又一次小结。

   《说童子操刀——人的控制与物的控制》一文的核心观点,是认为仅有对于物质世界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问题的根本在于对于囫囵的人的了解,而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或人的外围兜圈子,或将人切割为支离破碎的部分分别研究,都没有真正把囫囵的人作为真正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真正的人的学术包括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控制,用中国的古语说是“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今后人的学术的任务,我以为就在更清楚的阐明此种看法,更切实、更精细的讲求它的做法,而此种学术上的任务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务”。[11]

在《派与汇》这篇序言里,潘光旦认为,费孝通强调社会文化作为一种超越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对人类的支配,过于抹杀了社会文化满足人类自身需求以及人类改造社会文化的主观能动性的一面。费孝通的这一观点与潘光旦一向强调的人生为本、文化为末的人文史观相对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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