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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文浩:作为社会思想家的潘光旦

更新时间:2019-12-20 17:06:36
作者: 吕文浩 (进入专栏)  
潘光旦的人文史观认为,文化说到底,是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生存、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任何违背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文化势力迟早都会遭到人类的抵制或摒弃;人自身的素质与能动性才是人文世界真正的主角。潘光旦对《生育制度》不太满足的地方是,费孝通太局限于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立场[12],只是一家之言,并不是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潘光旦提出了新人文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线索。

   潘光旦为什么要提出新人文思想?他的基本考虑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由于自身残疾的生命体验,以及生物学的学术训练,潘光旦对人本身的特征、素质异常关注。在他的眼里,作为生物演化链条上的一环,区别于无机物、有机物以及动物,人类在生物界中是意识、知觉最敏锐、最发达而营群体生活的一类,所以,个体的需要、知觉、意识必须得到相当的尊重,在这个基础上才谈得上做人的尊严。人并不是一堆马铃薯、一架机器、一群狼,他不能被一个公式、一套模式千篇一律地塑造出来。个体与群体在人类这里是并列的两极,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个体有三个方面,一是同于他人的通性,二是异于他人的个性,三是非男即女的性别。对应于个体的这三个方面,群体也有三个方面,一是秩序的维持,二是文化的进展,三是种族的绵延。个体与群体被他看作是两纲,两纲分别包罗的三个方面,合起来被他称为六目。图示如下:

   两纲六目论是潘光旦从纯粹社会学立场提出的一个综合性分析架构。他认为,任何社会制度、观念形态都必须同时照顾到这两个纲、六个目才是健全的,否则就是偏蔽的。在评论任何思想流派、任何社会政治主张时,潘光旦采取的都是这么一个立场。在评论当时英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与苏联的集体经济时,潘光旦认为两者皆有弊端,最好是把两者综合起来,走一条折中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潘光旦认为传统社会只把女人当作女人看,而没有看到,女人除了是一个女人以外,还具有人之为人的通性和个体所独具的个性,而妇女运动则忽视女性的性别特征,走上“男化运动”的轨道,这样对种族绵延极为不利;近代的教育过于强调适应社会的需要,对于人性中个性与性别的层面均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以两纲六目论来评论一切社会制度、思想观念的时候,潘光旦也意识到,单单提出两纲六目的重要性是不够的,那只是一种多少可以用来治标的办法,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必须从思想理论的根本处用力,为人类找出一条更理想的社会哲学。所以,再往前深入一步,他认识到,人本身才是人文世界里最重要的因素,要围绕人的个体与群体需要来构架思想理论。而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却是流派纷呈,以己之是来非他人之是,虽然其中出现了几次小的综合趋势,如社会学创始人孔德、生物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精神分析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会通努力,但一个统一的、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哲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潘光旦所要做的,就是在综合中西思想史上的人文思想与当代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试图构造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宏大的思想体系。其抱负之宏伟、视野之开阔,令人感叹。

   要构造如此宏伟的新人文思想大厦,谈何容易。潘光旦经过多年的探索,直到1946年夏写作《派与汇》时,也才只是看出了新人文思想的端倪,找到了可以用来构造它的几条头绪。由头绪而线索,由线索而脉络,由脉络而纲领,最终达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程度,中间还需要经过无数艰苦的努力。在《派与汇》里面,潘光旦提出的是五个头绪,其关系可图示如下:

  

  

   在《派与汇》发表之后,潘光旦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社会思想的论文,如1946年底发表的《荀子与斯宾塞尔论解蔽》,1947年发表的《人文学科必须东山再起——再论解蔽》等文,对《派与汇》的思路又有所拓展。新人文思想是“汇”,不是“派”;既然不是“派”,就没有关闭大门,而是欢迎同样看重人本身、在以上所说的几个主题范围内的思想流派进入并参与汇合。其中1948年潘光旦发表的两篇短文:《边沁(Jeremy Bentham)二百年祭》、《悼贝蒂也夫(Nicolai Berdyaev)教授》也是他在新人文思想探索上比较重要的成果。

   1948年,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边沁诞辰200周年,英国报刊上发表了许多纪念性的研究成果。在述评了这些成果之后,潘光旦独具慧眼地看到边沁的拟制论没有被人们提到。而他认为,边沁的拟制论是其最值得后人纪念的地方,其余都是枝节。拟制的意思是“明知其无,而假定为有,而此种假定的有在生活上和实际的有一样的可以发生影响,在行为上一样可以引起反应”[13]。比如说,自由、平等一类的观念就是拟制,事实上自由、平等是没有的,也是永远不会有的;但是追求前者,人们可以少受一些压迫,多得一些发展,由于追求后者,人们可以多获取一些机会的供给,多一些待遇的公道。这样,拟制在实际生活中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可是如果把拟制看得过真,看得过真就是拟制的硬化,即把原来用以辅翼人生的工具变成役使人生的教条。潘光旦认为,拟制与教条之间,只有一线之隔,硬化的拟制即教条;它使近代的政治,日渐蜕变为宗教而不自知,替国际与国内集团之间的纷争角逐,平添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强有力的支点。

   俄国基督教思想家别尔嘉耶夫今天在思想界受到很大的重视,在当时却是思想界的一个异数,中国学术界注意到他的人很少。在抗战时期,潘光旦就发现了别尔嘉耶夫(潘光旦将其译为“贝蒂也夫”)思想的价值,并极为欣赏。他说,“我不认识贝蒂也夫教授这个人,不过在抗战期内,有机会读到他的几本著作,特别是《奴役与自由》一书,觉得他的思想和议论,在我所接触到的有限的西文作家里,是最能得我心之所同然的”[14]。潘光旦对别尔嘉耶夫的倾心,还表现在他已经开始着手翻译《奴役与自由》一书,《观察》周刊的编者还计划将该书列为《观察译丛》的第一种。可惜时局变化太快,翻译、出版都没有能够成为现实。潘光旦从新人文思想的角度看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他最欣赏的是他的人格论。别尔嘉耶夫的人格论把足以役使人的可以想得到的事物,从极具体的到极抽象的,都讨论到了:存在、上帝、自然、社会、文明与文化、自我、主权与国家、战争、民族与种族、贵族与阶级、资产与金钱、革命、集体主义与社会主义以至于一切乌托邦的思想、男女性别的性、审美与艺术、历史——无往而不是奴役人的事物。别尔嘉耶夫是一位基督教思想家,竟然把上帝也列在其中,使潘光旦尤其感到发人深省的深刻。他对别尔嘉耶夫学说的价值评价相当高:

  

   贝氏自己是作古了,但他留下这一支“当头棒喝”,留待后死的人消受,当前国家与国际局势的能否澄清与澄清到如何程度,就要看我们能否消受以及消受这一棒到如何程度了。[15]

  

   不过,对照一下1934年《中国人文思想的骨干》所述的役使人的种种外在和自身的因素,别尔嘉耶夫所言,并未超出潘光旦早年论述的范围,在思想力度上两者也未见高下,不过别尔嘉耶夫所言多时代气息,特别能够引起当时人的共鸣罢了。

   虽然潘光旦并没有直接说边沁和别尔嘉耶夫的思想与新人文思想有什么关系,也没有明确地在新人文思想的骨架里正式地给他们的学说安排一个位置,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是潘光旦在人文思想探索上的新进展。

   新人文思想是潘光旦作为一个社会思想家最主要的贡献,由于理论体系没有最终完成,在现代思想史上注意到的人很少。尽管新人文思想还处于管窥蠡测的程度,距离纲举目张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其思想的价值在当时潘光旦所分析的一些社会现象中已经显现出来了,如他对于“迷信”的分析。1934年,在一篇题为《迷信者不迷》的短评里,潘光旦认为:民众祷神求雨并不是迷信,真正达到“迷”的程度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它只是一种“俗信”。其原因,一是农民的信仰并不是完全消极的,在求雨过程中得到了心理上的安慰,工作上引起了一些兴奋,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防旱的努力,专等甘霖的降临;二是中国农民所信仰的偶像和偶像所代表的神佛,并不是无限制的,也不是绝对无条件的,一旦千求不一应便会引起民众的公愤,因而受到相当的处罚。在他看来,中国农民所谓的迷信是“自己寻自己的开心”,“是一种很傻很幽默的行径”。[16]在近代破除迷信的声音压倒一切的时候,潘光旦能够逆流而动,勇敢地站出来为民间信仰辩护,是非常难得的;更重要的是,在80年后的今天来看,对于中国人追求“灵验”而不迷信偶像的民间信仰,他的理解非常深入,配得上余英时先生“很有眼光”的评价。[17]

   1948年发表的《读〈自由主义宣言〉》、《教育——究为何来》、《社会学者的点、线、面、体》、《读书的自由》、《工业化与人格》与《论教育的更张》等文都可以视作潘光旦运用新人文思想分析具体问题的成果。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潘光旦已经可以很熟练地运用新人文思想来分析各种社会问题了,成果也日益丰富。可惜时间已经不多了。1949年初北平解放,他旧有的思想探索不得不随着社会巨变而完全中断。完整而系统的新人文思想终究没有在中国近代的思想史上产生,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影响力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但这并不能成为后人忽视这一社会思想的理由,因为它不是对一时一地具体事物的具体分析,而是具有跨越时代与国界的长久价值。

   潘光旦在关于社会变革的议题上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既理解、尊重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又主张逐渐消除其流弊。这在革命思维盛行的年代里是颇为不合时宜的。在妇女儿童问题上,他优先考虑妇女在家庭中教养子女的作用,强调男女性别差异的重要;在老人赡养上,他主张老人由子女轮流供养,既要有“经济之养”,还要有更重要的“情绪之养”。这些论述,在今天我们走过许多激进主义的弯路之后或许更能理解其合理性,但在激进主义越演愈烈的当时却显得格格不入。为此,潘光旦也时常被卷入与不少新式人物的种种论战之中。这些论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因为潘光旦也是受到过系统而严格的西学训练,又在西方有实际生活体验的“新式人物”。他满怀中国情怀的另类现代化思考,为激进主义所不容,似乎在阻碍历史前进的脚步,但实际上却揭示了历史与现实的更多的复杂性,为寻求适合中国道路的现代化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心力。比如,他强调妇女优先考虑家庭责任,有余力之后再从事社会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在子女教养荒芜、妇女工作家务双重负担的事实同时出现之后,才能深刻地感受到其合理性的一面。比如,不管新式人物把西方式核心家庭以及个人价值鼓吹得如何美好,三代直系亲属同居、老人接受子女赡养并帮助子女抚育第三代始终在中国社会占据主流,这和潘光旦当年所提倡的折中式家庭以及“经济之养”与“情绪之养”并重的主张若合符节。

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其时间、空间的局限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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