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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野性,也是一种浪漫……

—— ——当代文学的野性叙事研究

更新时间:2019-12-19 20:29:10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摘要: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浓郁的浪漫气质。这浪漫气质常常通过粗犷、野性的人生体现出来。当代众多表现平民英雄气概的作品或着力刻画男子汉的血性本色、野性传奇,或通过抒发“行万里路”的豪情展现上下求索的浪漫人生、诗意追求,都在张扬平民百姓的民魂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同那些欣赏“女汉子”、赞美“女汉子”的作品一起,汇成了当代作家探索中国人的浪漫情怀、中国文学的浪漫特质的思潮。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相当浓郁的浪漫气质。从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到孔子与弟子们“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活法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感慨,从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思想到屈原《离骚》、《天问》那样的瑰丽想象,一直到“竹林七贤”的隐居、李白的狂放不羁、苏东坡的“把酒问青天”、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万世开太平”、米芾的“颠不可及”,都光耀千秋,令人神往。一直到鲁迅既推崇尼采也心仪魏晋风度、郭沫若既崇拜歌德也敬仰屈原,一直到金庸的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半个世纪,直至推动“武侠热”走向世界,一直到许多当代作家汇入世界性的“寻根”浪潮……都将传统的浪漫情怀推进到更加阔大的人生境界。另一方面,一代又一代的普通农民也怀有“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替天行道”的浪漫梦想,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次惊天动地的起义,无论最终的结局是功亏一篑还是改天换地,都昭示了农民的不甘平庸、不怕牺牲、敢作敢当、壮志凌云。而每当我们在谈论中国文学的“田园诗”、“饮酒诗”、 “志怪传奇”、“武侠小说”,品评中国文人的“清高”、“隐逸”、“狂放”、“风流”之时,都常常会与中国文化的浪漫气质相遇。认识到这一点,才有可能理解中国民族性中的诸多看点:酷爱自由、敢于反抗、耽于奇想、变幻莫测。

   西方有西方的浪漫主义。如卢梭的自由梦想、雨果的瑰丽神思、歌德的狂飙精神、普希金的本土情怀、海明威的冒险冲动……都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提升了人类的精神境界。人类酷爱自由、崇尚个性、渴望返璞归真、向往美好世界之心息息相通,而中国人的浪漫则自有其格外鲜明的特质——那便是:深深植根于本土文化的神秘异彩、传奇风格、野性力量……

   是的,谈论中国文学的野性叙事,就常常会邂逅中国人的浪漫情怀、中国文学的浪漫气质……

  

            男子汉的野性传奇

  

   与现代文学相比,当代文学显然多了阳刚之气。现代文学中“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是与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的。而1949年以后“收拾旧山河”、建设强国的事业,也使得“英雄传奇”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文学景观。以《红旗谱》、《红日》、《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为代表的小说,以《洪湖赤卫队》、《沙家浜》、《红灯记》、《红色娘子军》为代表的戏剧,都不仅相当真实再现了普通百姓敢于斗争、出奇制胜、改天换地的英雄业绩,而且在塑造平民英雄形象方面,直追《水浒传》、《隋唐演义》的遗风。到了思想解放的新时期,“英雄传奇”也并没有因为文学的多元化发展而衰落。当代小说中,英雄系列大致有四个系列——一是随着“改革文学”的一度兴盛而产生的“改革家”群像(如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燕赵悲歌》、柯云路《新星》中的主人公);二是随着历史长篇小说的繁荣而崛起的帝王将相英雄群像(如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凌力的《少年天子》、《晨钟暮鼓》、《倾城倾国》、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还有农民英雄群像(如姚雪垠的《李自成》、凌力的《星星草》、杨书案的《九月菊》中的主人公),以及士大夫英雄群像(如刘斯奋的《白门柳》、杨书案的《孔子》、唐浩明的《杨度》中的主人公);三是当代“军旅文学”中的军人英雄群像(如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朱苏进的《射天狼》、《炮群》、毕淑敏的《昆仑殇》中的主人公);四是普通百姓中的英雄群像(如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粱》、冯骥才的《神鞭》、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那些急公好义、威武不屈、敢作敢当的普通人)。这一排排英雄形象比起革命年代里那些工农兵英雄形象,在个性的鲜活与丰满方面,成就显然更高。毕竟,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开放的背景下,作家们写英雄的人情味、个性的复杂或血肉丰满,更加千姿百态、生机勃勃。

   在革命年代,文学中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曾经鼓舞过两代人的理想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民气;到了新时期,各有千秋的英雄人物形象的社会影响也不可低估:像《高山下的花环》就曾经是广大青少年人人皆知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名篇,而《老井》、《红高粱》则不仅唤起了一代人的浪漫记忆,改编成电影后先后荣获国际电影节大奖,也为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发挥了历史性重要作用。还有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和唐浩明的《曾国藩》、陈忠实《白鹿原》长期畅销,成为“传统文化热”复兴的一个个亮点,也都是产生过“轰动效应”的文化热点,其影响力毫不逊色于革命年代的“红色经典”。

   那么,这些新时期的英雄人物身上体现出怎样的野性风采与浪漫品格呢?

   像莫言笔下的《红高粱》中的先辈们:“几十年如一日。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像《丰乳肥臀》中的高密东北乡的开拓者们,他们是“一帮酒鬼、赌徒、二流子——当然他们也都是不惧生死、武艺超群的好汉”,他们与德国兵斗争的业绩,一如《红高粱》中他们的子孙的抗日故事一样,惊心动魄、威武雄壮。像《檀香刑》中的“高密东北乡人深藏的血性进发出来,人人义愤填膺,忘掉了身家性命,齐声发着喊,”聚众抗德,连“乞丐的首领朱老八,也是个顶天立地、咬钢嚼铁的男子汉。”莫言一次次写故乡那些普通农民的强悍血性、敢爱敢恨、敢于抗争、不怕牺牲,临刑时也“江湖义气,慷慨激昂。望乡台上,携手并肩;化为彩虹,飞上九天。”都读来酣畅淋漓、感天动地。这是农民的浪漫:不避粗俗,不惧强暴,率性而为,不计成败。这样的浪漫常常带有匪气、霸气,却实实在在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洒脱活法、豪放品格。虽然,他们似乎缺乏李自成、朱元璋那样的雄才大略,在释放了自己的愤怒与豪情后很快归于失败,可这毕竟是与阿Q、祥林嫂、老闰土们很不一样的人生快事了。

   当代文艺作品中,多土匪故事。或如《林海雪原》,刻画出土匪的凶残,或如《红高粱》,渲染土匪的浪漫;也有贾平凹的中篇小说《白朗》,写土匪的奇闻异事,富有魔幻色彩,也有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写土匪对文明的向往和保境安民的才干,令人感慨万千;还有水运宪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讲述解放军湘西剿匪的故事,惊心动魄……这些作品,连同姚雪垠在1940年代的长篇小说《长夜》中对贫穷、乱世中一群土匪传奇经历的描写,以及后来在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对土匪与农民军彼此支持、呼应的描写,都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民间普遍存在的匪性:有强悍的个性、狡黠的手段、啸聚山林的号召力,时而恃强凌弱,时而劫富济贫,无拘无束,从心所欲,常常成为乱世中民间与官府周旋的一支力量,也常常同时昭示了生命的野性与无常。这么多形形色色的土匪故事与那些忍辱负重、克己奉公、鞠躬尽瘁、留名千古的好人故事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也显示了中国民族性中要么自由到为所欲为,要么克己到忍辱负重的矛盾性。而中国历史上那一次次打着“替天行道”旗号聚义起事、在改变历史进程的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民众力量的农民起义,又何尝不是不甘屈辱、冲冠一怒、逞性而活、慷慨悲歌的民性呈现?《孟子》中早就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荀子》中也有“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载舟,水能覆舟”的精辟之论。而以《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唐演义》为代表的描绘农民义军慷慨悲歌的古典小说和“水浒戏”(如《打渔杀家》、《逼上梁山》、《坐楼杀惜》、《林冲夜奔》、《野猪林》等等)、“隋唐戏”(如《秦琼卖马》、《虹霓关》)的广为流传,也都使民间反抗欺压的浪漫精神广为人知、代代相传。这是中国文学史、戏剧史的一大看点。

   于是,不妨把《红高粱》看作一座精神的桥梁,一端通向《水浒传》、《隋唐演义》,还有《李自成》、《红旗谱》、《烈火金刚》,另一端通向《白朗》、《青木川》,还有权延赤的中篇小说《狼毒花》、邓一光的中篇小说《父亲是个兵》、都梁的长篇小说《亮剑》、《血色浪漫》那样写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人血性充沛、野性十足、率性而活的作品。

   《水浒传》野性贲张,可梁山好汉的嗜血好杀、殃及无辜的悲剧(如武松血溅鸳鸯楼一回),以及最后不得不接受招安的结局,难免使人长叹息!那也是无数农民起义中常见的嗜杀悲剧。到了《李自成》、《红旗谱》、《烈火金刚》中,革命时代的政治规范又使得那些农民英雄过于“革命化”、“高大上”了一些。倒是《红高粱》,写男女的“野合”酣畅淋漓,写抗日的伏击粗狂豪放,都散发出中国农民的率真野性,既不伤及无辜,又不高蹈如神,这样才写出了弥漫着人间烟火气的草民的浪漫,读来回肠荡气、心潮澎湃。虽然《红高粱》的续篇《高粱殡》、《狗道》中也充溢着受挫的叹息、虚无的感慨,可作家毕竟在《红高粱》以及后来的《丰乳肥臀》中尽情挥洒了农民率性而活的浪漫豪情,也催生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民族性的新思考。

   《狼毒花》成功塑造了一个“骑马挎枪走天下,马背上有酒有女人”的“罪犯兼功臣”的奇人形象。常发“这家伙苦出身,13岁杀人出逃,不知在哪里向什么人学成一身武艺。18岁闯世界,多数走口外。他也贩烟土,也干劫富济贫的买卖,也干‘采花’的勾当。据说他刺了一身锦绣,很能勾女人的心。到手的女人最后都心甘情愿在马背上随他走天下。”他的酒量也很惊人,“能一口气喝下一坛酒”,而且“喝醉酒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参加八路军后,他凭着过人的武艺屡建奇功,也因为好色而屡受处分,居然也常常因为海量与好色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这一笔,写出了人生的一言难尽、历史的别样风景。小说的主题耐人寻味: “狼毒花一出现,就是草场退化的标志。别的什么草也不长了,只剩这一种草。那么,要不了多久这里就会变成沙漠的一部分。有人就说它比狼还毒,给人带来的是恐惧和死亡的威胁。可是,沙漠里来的人,看到它便看到希望,知道它的后边就是生命和胜利。只有它能够在沙漠的边缘顽强而又奇迹般地活下来,在临界地带伴着死亡开花结果。”小说写出了一个“流氓英雄”的匪气冲天,也写出了人性的弱点在特别时刻可能发挥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一玄机,将匪气传奇写出了哲理意味。

   《父亲是个兵》也有意渲染了一个红军的“匪气”。无论是因为冲冠一怒参加红军,还是成为八路战将后违抗军令并因此受到处分,甚至在回到故乡后“怀着再度闹革命的强烈念头”带领众乡亲拦路抢化肥,都张扬出无所顾忌、敢作敢当的匪气。“他从农民来,又还原成农民,事情就这么简单。”

还有《亮剑》,写八路军团长李云龙好酒、好斗,性格粗鲁,满嘴脏话,“桀骜不驯,胆识过人,意志坚毅,思维方式灵活多变,多采用逆向思维,处事从不拘泥于形式,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纪律性差,善做离经叛道之事。”“他不太喜欢军事民主这个词,东一个主意,西一个主意,到底听谁的?老子是团长,就得听老子的!”因此屡次违反过军纪,也受到了处分,职务升升降降,可打起仗来,依然豪情万丈,“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亮剑”!“只当自己是啸聚山林的山大王,山大王是怎么个活法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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