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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国滢:“法理”:概念与词义辨正

更新时间:2019-12-17 21:23:31
作者: 舒国滢 (进入专栏)  

  

   法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完全遵循自然科学范式和方法法则的“科学”,也不能说它的学科形成是一块处自然科学管制下的“知识殖民地”的结果。我们看到,自然科学的普适性和它可以派生出有明显实效性的技术的独特优势并没有在知识领域完全取代法律人的思考和法学家们的工作方式,特别是, 自然科学取代不了法学家们的法学知识建构方式和法学家们诠释法律的方式。职是之故,现任美国范德堡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一译“范德比尔特大学”)法学和政治学教授爱德华·L·鲁宾(Edward L. Rubin)在1996年为《法哲学与法理论指南》(A Companion to Philosophy of Law and Legal Theory, 1996 )所写的词条“法学者”(Legal scholarship)中指出:“法学者把法律作为一套被人们设计为一种意义体系的规范性述说(normative statements)来加以研究。……他们考察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在笔者看来,鲁宾所谓的“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其实就是“法理”。

  

   但何为“法理”?“法理”可否认知并加以描述?如何认知和描述?我们要澄清法学的知识性质,首先需要研究上述问题

  

01 中西文献中有关“理”和“法理”的表述


   从词源学上梳理“法理”一词的含义是必要的。我们先来看汉语“理”的用法:无疑,“理”很早就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汉字,其所指对象及意义差别较大,既可以指“物质组织的条纹”(纹理),也可指“事情的内在之理”(事理),还可指“理事”(对事情的管理、办理),其与“法”、“事”、“情”、“义”、“天”、“人”等组合成不同的汉语词汇:比如,汉代班固著《汉书·宣帝纪》中载:“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此处“法理”实为“理法”(司理法律),“法理之士”翻译成现代汉语,则指“司法人员”或“司法机关”(故此,郑玄注曰:“理,治狱官也”)。魏末晋初注律家张斐在《律注表》/《律注要略》亦已表达“理”的思想:“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比如:“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彤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

  

   《唐律疏议》中多有关“理”之规定:比如,《名例》“十恶”条疏议曰:“五服至亲,自相屠杀,穷恶尽逆,悖逆人理,故曰恶逆”,《贼盗》“夜无故入人家”条曰:“夜入人家,理或难辨,纵令知犯,亦为罪人”,《断狱》“疑罪”条疏议曰:“诸疑罪,各依其犯,以赎论。是非之理均”, 《户婚》“有妻更娶”条“答”曰:“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 等等。有学者认为,唐律中的“理”乃唐代律令之外的价值判断依据以及断罪的“第三法源”,包括三类:其一,为人之道以及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人理”(如,君臣、父子之人伦之道)、“言理”(涉及言辞的内容)、“词理”、“情理”(情节、实情,含有行为动机、目的)等;其二,事务存在之道以及处理事务之道,即“事理”,与法两者均为判断是非对错、判定犯罪与否的依据,其精要在于“义理”(含有礼的义理);其三,“天秩”、“天常”(上天的常理、常道、天德,自然界的运行原理,被用来规范人事)与“天理”(表示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法则,宋代以后也被用来表达“三纲五常”之人伦道理)。总体上看,中国古代的所谓“理”可以解释为“是非对错判断的依据”,或谓“正当理由”、“道理”、“行为的正当性”。“理”也可作为推断之词,如“究理”、“正理”、“歪理”、“乖理”、“失理”、“合理”、“非理”等。高明士在分析唐代律令中的“理”时指出:“顺天人的道理,可视为广义的理;论人道之理,可视为狭义的理;而律、令正是规定人道之理,所以律、令当中所意涵的理,可称为狭义的理,也就是义理。”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古代刑法之理时也曾说:“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

  

   在西方语言中,“理”也有名词和动词两种用法。作为名词,“理”通常有4种意义:(1)解释某事造成某种状态(或者:某事为何发生)的“原因”;(2)说明或论证某人作出、思考或说出某事的“理由”或“理据”(说理根据);(3)做某事、感觉某事成为正当、合适的事实、条件、情境或动机(“合理”);(4)逻辑地认识、思考、理解、判断(区别正确与错误、是与非)、确信、计算、衡量和决断的(健康)心智能力或心智状态(“理智”、“理性”)。作为动词,“理”主要是指“推理”,即,运用逻辑的方式思考并逻辑地得出结论或判断。在英语中,“理”一词,可以用reason表示(来自法语raison,古法语写作:reisun),该词最早起源于希腊语“逻各斯”(λ?γο?,logos),后者在罗马时代被译成拉丁语ratio,意指“计算金钱”。在英语中,“法理”一词可以译为the reason of the law,该词对应于拉丁文ratio juris,与这个词相关的是“法律之理”(ratio legis),后者强调“理”来自于制定法文本(the letter of the statute),而前者则更强调“理”不包含在制定法体系本身,它们可以被称为“高级规则”(a higher rule)或“一般原理”(principium generale),现行法规则仅仅是此种“法理”逻辑演绎的后果(结果)。在拉丁语格言中,我们可以找到较多有关“理”或“法理”的表述:诸如,“理同,法律亦同”(Eadem est ratio, eadem est lex),“理不局限于一地”(Ratio non clauditur loco),“法律之理是法律的灵魂”(Ratio legis est anima legis),“法理乃公正的衡平” (Ratio in jure aequitas integra),“理是习惯的来源和因由”(Ratio est formalis causa consuetudinis),“理是法律的灵魂,法理改变,法律也改变” (Ratio est legis anima; mutata legis ratione mutatur et lex),“可疑之处应予以探究,因为通过推理我们可以得到正当之理”(Quaere de dubiis, quia per rationes pervenitur ad legitimam rationem),“法律是理性的命令”(Lex est dictamen rationis),“法律总是以合理为目的”(Lex semper intendit quod convenit rationi),“法律与理相一致时最值得称道”(Lex plus laudatur quando ratione probatur),“理性和权威是世界上最亮的两盏灯”( Ratio et auctoritas duo clarissima mundi lumina),“自然之理在所有人当中确立的规则被称为万民法”(Quod naturalis ratio inter omnes homines constituit, vocatur jus gentium),等等。

  

02 “理”和“道”的哲学阐释


   不管怎样,在中西古代法律文献中,“理”和“法理”这些词语的运用是不统一的,受语境支配的。我们要想对问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把握,必须对此类概念有较为统一的、清晰的词源及词义变迁的厘定。

  

   我们先来考察一个哲学问题。这里的关键在于:“理”和“法理”是不是“独立于心灵的实在”(mind-independent reality)?如果它们是“独立于心灵的实在”, 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实在?显然,我们在这里必须要从本体论上讨论“理”和“法理”问题。应当看到,无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还是在西方文献中,“理”和“道”这两个词总是如影随形,纠缠不清的。

  

   比如,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拉丁文译作:ratio)经常被说成是宇宙秩序和人类知识的“初始原则”(赫拉克利特)或者“贯穿宇宙并使之永存不朽的积极之理”、“宇宙的生成原理”(斯多葛学派)。当然,“逻各斯”一词还有其他诸多用法,比如,“根据”(ground),“借口/托词”(plea),“意见”(opinion),“预期”(expectation),“词语”(word),“言语”(speech),“因由”(account),“比例”(proportion),“话语”(discourse),等等。这其中的词源变迁历史漫长(包括希腊化时期的罗马拉丁语翻译,《新约》以及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诠释[比如,《新约·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把“基督”与“道”/ logos等同,说耶稣“道成肉身”]等等),需要专门的词源学考古。

  

   不管怎样,“逻各斯”作为哲学的用语所指对象并不是特别固定化。故此,对于该词的用法,笔者关心的问题有三:(1)“逻各斯”到底是指宇宙(世界)生成的初始“根据”(原则/原理)或宇宙(世界)统一的内在秩序结构(此种意义上的“逻各斯”最好理解为宇宙[世界]之“道”)?(2)还是指我们人类通过“沉思”(meditation)而映射(reproducing)宇宙(世界)之“道”的“理”(在此意义上,“理”是对宇宙[世界]之“道”的镜现[mirroring])?或者,(3)“逻各斯”兼有宇宙之“道”和“理”二者?在笔者看来,对于上述问题,西方古代的先贤们提供的解释各不相同。

  

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作品之中:例如,春秋末期道学创始人老子(老聃,名李耳,生卒不详)在《道德经》中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依照他的说法,“道”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依归(“万物之宗”),在它之上没有什么更本源的存在(“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象帝之先”)。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约前369—约前286/275)在《庄子·缮性》中称:“道,理也。……道无不理,义也”, 比较早地将“道”和“理”互释。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在解释老子《道德经》(《解老》)有关“道”、“理”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 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万物各异理而道尽。……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他既承认“道”是“万理构成的总汇”(万理之所稽)或“道”、“理”同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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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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