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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活着,又不仅仅是活着

—— ——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更新时间:2019-12-17 18:15:51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摘要:当代文坛上,“活着”成为世俗化浪潮中一个格外引人瞩目的主题。作家们对这一主题的书写体现出他们对底层的理解、对“国民性”的重新认识。另一方面,也有作家以对于“成功”故事的讲述表达了对超越“活着”的活法的探询,而关于成功以后的悲剧的揭示则具有发人深省的思想力量。此外,还有一批作家在世俗化浪潮中执着于生存意义的追问、生存“底线”的思考,对超越“活着”的可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也与“活着”的主题形成了潜在的对话关系。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在叩问生命的意义、帮助当代人“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活着  成功  追问  底线

  

        一   活着的不同意味


   活着,是一部当代小说经典的题目。余华在《活着》中将普通农民在政治折腾年代里活着的辛酸、不易、麻木、坚忍写出了耐人寻味的境界:如果生活中没有幸运,如果厄运接踵而至,普通人除了顽强地活,麻木地活,还能怎样?小说发表于1992年,正是商品经济大潮再度高涨、世俗化红尘滚滚、铺天盖地的时刻。那股大潮成就了许多商界巨子、成功人士,却也将无数弱者抛入了社会的底层。也许余华写《活着》的初衷是表达自己对“国民性”的理解——普通百姓的“国民性”看似麻木、逆来顺受,然而,麻木中也许有坚韧不拔,逆来顺受中也隐隐蕴藏了顽强的生命力。这里,不再有鲁迅式“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而体现出在革命年代的疾风暴雨已成往事、种种苦难却并未因为革命而烟消云散的现实社会,如何理解那些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逆来顺受的人生态度?其中有的是理解、感慨,还有显而易见的悲悯。这部小说因此感动了从评论家到中学生的广大读者,已经成为当代书市的长销书。

   《活着》发表五年之后,刘恒于1997年发表了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小说成功塑造了北京普通百姓朴实、本分、善良的性格,逼窄的生存空间、遭遇的家庭不幸,没有使他沉沦,而是使他明白:“没意思,也得活着。”“有我在,有我顶天立地的张大民在,生活怎么能不幸福呢!”他的贫嘴,充满北京人苦中取乐、知足常乐的幽默感。而这也是张大民与《活着》中的福贵的重要不同所在:都遭遇了不幸,都顽强地活着,一个麻木也坚忍,一个却在苦中作乐。刘恒说过:“张大民的幸福,我称之为不幸中的幸福。在生活中不幸是绝对的,幸福是相对的。任何人的任何角度都能看到不同的幸福与不幸,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得出自己的结论。”①这样的理解富有哲理也令人感慨。这部小说延续了《活着》的思考,却写出了幽默的意味。

   到了2007年,贾平凹在长篇小说《高兴》中讲述了捡垃圾为生的农民刘高兴一直在艰难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好心态的故事。刘高兴也善于苦中作乐,善于“精神满足”,但他与福贵和张大民的不同在于,“刘高兴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农民。他加减乘除从不算错;曾经饿着肚子跑30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爱洗澡,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爱逛公园还会吹箫;生就的嘴角上翘,乐观、幽默爱开玩笑;他和城里人一样,把鸡爪叫凤爪,爱穿皮鞋,说西安话。他想出人头地成为西安人,有户口买楼房,讨个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城里女人。”②他甚至异想天开,梦想着“弄出个大名堂”,到时候连自己住过的地方也可以成为“革命圣地”(可结果还是梦想幻灭)。他生活在底层,有侠肝义胆,因为见义勇为成为新闻人物。他时时记得“咱们不能让人小看”,可也有“不清白”的时候,为了多赚钱而想去“鬼市”与那些偷窃者做交易,也违规收过医疗废品。他的处世之道是:“该高尚时高尚,该龌龊时我也龌龊得很哩!”由此可见,虽然作家写《高兴》有为农民工呼吁、希望引起全社会关注的出发点,③但他其实也写出了一个新时代的“边缘人”形象:身份卑微也心志高远,有侠肝义胆却不时会做错事,到头来终于没有成为城里人也回不去故乡。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因此既有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又不那么猥琐、窝囊;既有福贵的坚忍,又比他们多了一些乐天情怀和见义勇为的侠气。因此,可以说贾平凹在重新认识“阿Q精神”这方面,有了新的发现。尤其是在那些一再刻画刘高兴见义勇为的情节中,同情和理解的情感已经明显升华为讴歌了。而刘高兴的原型人物也因为这部小说改变了命运,一度走红,并且出书《我和平凹》。④这样的成功“逆袭”在当今这个媒体发达的年代屡见不鲜。

   这样,《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就将如何认识普通人、怎样重新认识“阿Q精神”的主题摆在了读者面前。常说1990年代以来文学的主潮是世俗化。然而,世俗化其实有不同的境界——池莉的《生活秀》、王安忆的《长恨歌》、张欣的《爱又如何》等等作品为普通人在世俗化浪潮中载沉载浮的活法唱一曲婉转的理解之歌;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少年血》等等作品则撕开了平庸生活的残酷与绝望;而《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这些作品则突出了理解普通人的生命力、从而达到对“国民性”(或读作“民魂”?)的新认识,其间这些耐人寻味的不同,值得辨析。有的作家善于渲染人间烟火的亲切感,有的作家擅长直面人生的虚无,还有的则烘托出底层的皮实与幽默。虽然,在许多当代作品中,“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仍然常写常新(例如新世纪以来阎连科的《丁庄梦》、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等等作品中揭示的“国民性”痼疾),虽然,也有张承志的《心灵史》、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都梁的《亮剑》、《血色浪漫》那样的名篇谱写出讴歌民魂的新境界,可以《活着》、《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为代表的这一批作品还是引发了我们对“重新认识‘国民性’”的新思考。

   而且,《活着》的沉重感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和《高兴》的幽默感又很不一样,也颇有意味。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在动辄得咎的生存环境中,连相声、喜剧也常常遭遇“莫须有”的非议与批判,幽默心态当然难以呈现。“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人们才有了畅所欲言的情绪。还记得当年“四人帮”刚刚倒台,王景愚、金振家创作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名噪一时,姜昆讽刺“文革”的相声《如此照相》轰动四方,人们开心地笑、尽情地笑,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虽然,与此同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充满了控诉的愤怒与哀伤,但后来高涨的“王朔热”再度把人们导入到幽默的氛围中。“王朔热”以“躲避崇高”、“一点正经没有”的“京油子”风格冲淡了当时文学界乃至社会的焦虑氛围,为许多青年提供了化解苦闷、在玩世不恭中开心片刻的一方园地。王朔式的幽默与油滑不仅在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十分流行,影响所及,从王蒙那样的“少共”出身的老作家(如他欣赏王朔的评论《躲避崇高》)、刘震云那样的讽刺作家(如他的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手机》、《我不是潘金莲》)到更年轻的一代人的“网络文学”(如宁财神的小说、电视剧《武林外传》)中,也都十分深远。这样的幽默与油滑与同时代的赵本山等人的喜剧小品、还有香港的“无厘头”电影(以周星驰的喜剧电影为代表)一起,成为当代青年调侃人生、化解烦恼、玩世不恭的心灵润滑剂。这股思潮对当代文化心态的改变,意义不可低估。生活中有不可承受之重,也有不可缺少之轻。

   在冲破了动辄得咎的政治牢笼以后,在解决了温饱的问题以后,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走上了坎坷的探险之路,而广大青年和百姓则在宽松的生存环境中,开开心心地生活着。当年,林语堂倡导的“幽默”心态一直要到百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改观以后,才会变成无处不在的现实。幽默地生活、快乐的生活,已经成为相当一部分普通人的价值观。这意味着,活着,不仅仅是活着,更要活得开心。

  

   二   光活着还不够,还要追求成功


   只是,这世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不想仅仅活着的。中国人从来就追求“事功”、出人头地,渴望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活着”,只是人生的底线。不安于现状,不断进取,才是许多青年孜孜以求的活法。1980年代末,书市有“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的流行语,就彰显了那个年代的“从政热”、“下海热”。19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热”、“职场小说热”的此起彼伏,也折射出类似的心态。

   想当年,“改革文学”风起云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燕赵悲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柯云路的《新星》、贾平凹的《浮躁》为改革中涌现出的英雄好汉呐喊助威,一时好不热闹!但同时,在那呐喊声中,也透出了改革艰难、暗箭难防的悲凉感。“改革文学”没有红火几年就烟消云散,令人叹息。另一方面,也有幸运的人们,抓住机遇,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果。其中,既有池莉在《生活秀》中塑造的性格泼辣的个体户来双扬,也有范小青在《城市表情》中刻画的在改造城市中长袖善舞、勤奋有为的副市长秦重天……正是无数中国人竭尽全力的奋斗,才成就了这些年经济起飞、迅速崛起的复兴奇迹。

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家们对某些成功人物的深刻洞察与隐忧——例如周大新发表于1994年的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其中写廖家先人的遗嘱:“人世上做啥都不如做官……人只要做了官……世上的福就都能享了”。廖怀宝在官场上一路顺风,也与他渐渐悟出为官之道有关:“你要想在工作上受到表扬,你就必须尽早摸准上级的意图,摸准后你就回来赶紧把他变为现实,不管下边有多少怨言”。为了让上级满意,他弄虚作假、委过于人,甚至可以忍痛牺牲爱情,才在向上的台阶上步步高升。此篇对基层干部政治情结的刻画突出了传统政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忠于上司而不是黎民百姓),和向上爬的人工于心计、自私冷漠的阴暗心理。再如李佩甫出版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羊的门》,其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有心计、有手段、有想法的村官形象——“通天人物”呼天成。他的原则是:“于呼家堡有利的事我干”,这样的原则浸透了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也是本位主义)精神,不可谓不崇高。然而,他的责任感又是与“真正的领袖意识”和一套变幻莫测的政治手段紧密相连的。他知道如何恩威并济,以各种法子镇住人心又笼络人心,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知道如何克己,不仅生活简朴、心态低调,而且时时提防被人抓住把柄。这使他不同于许多作品中常见的那种“为所欲为”的“土皇帝”形象。他既善于利用某些政治仪式(如每天早晨播《东方红》,制定“十法则”等等)引导村民追求上进,更擅长经营“人场”,在几十年的时光中,放长线钓大鱼,织成一张从上到下威力巨大的“关系网”,直至关键时刻能够翻云覆雨、左右一方政局,可谓成功吧。应该说,这样的人物在众多的“土皇帝”中已相当罕见了。作家写出了一个乡村政治家不一般的跋涉历程。因此,他才成为了那片土地上的“神”!这样的“神”,对于土地、乡村、农民、政治的深刻理解,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是一种中国特色吧:与其让家族与家族、家庭与家庭的斗争闹得鸡犬不宁,还不如有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去号令一切,带领众人过上羊一样驯顺的生活。然而,问题还在于,一旦这样的“神”寿终正寝,他的“人治”(专制统治)也埋下了隐患,又该怎么办?《礼记·中庸》中就记载了这样的教训:“其人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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