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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南方之光

更新时间:2019-12-16 20:19:06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南方具有怎样的玄妙意义?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东方、西方之间的对抗成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百年间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巨大的历史事件。也因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格外引人瞩目。相比之下,南方与北方文化的碰撞或多或少就被轻看了。而事实上,南方文化对北方文化的影响也是改变百年中国文化的重要力量。

  

   近代以前,虽然也有倭寇从海上的入侵,可对中国社会冲击最猛烈的,却是来自北方的异族——从汉代的匈奴到南北朝时期的“五胡乱华”,一直到蒙古族的元朝、满族的清朝的统治时期,前前后后,一千多年,对中华民族生存发展曾经构成严重威胁的力量,主要来自北方。为了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从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明朝这两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多少代人才修筑了万里长城。尽管如此,仍然没能逃过一次次异族入侵、山河破碎的浩劫。西晋时北方士族衣冠南渡,揭开了中原文化南下的历史篇章。南方,从此成为中原文化的避难地。江南、岭南因此开始发展起来。

  

   然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就有过一次辉煌的崛起——楚国的强大扩张。从建国之初领地只有区区五十里,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幅员辽阔、问鼎中原的强国,创造了灿烂的楚文化。后虽灭于强秦,却终于在秦朝暴政摇摇欲坠之时,由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实现了“亡秦必楚”的梦想。

  

   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的江南,不是也有过吴越争霸的历史壮剧吗?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都在历史舞台上留下过威武雄壮的身影,“卧薪尝胆”更成为一直激励中华民族报仇雪耻的著名成语典故。还有西施的美貌传说,范蠡辅佐勾践报仇雪耻、功成名就以后经商致富的过人智慧,伍子胥为逃难一夜愁白头,为报仇投奔吴王、功成以后没有身退,到头来兔死狗烹的悲剧,都一直是人们世代相传的历史故事,其中的人生真谛,启迪了多少人。

  

   楚国、吴国、越国的崛起,是南方文化的第一次辉煌。甚至,连名不见史书的小小曾国,也在两千年后因为考古发掘震惊世界——在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因为制作之宏大而精美、音乐性能绝佳,成为国宝。

  

   往后,无论是三国时的吴国与蜀国,还是南北朝时期的南朝,或是南宋,都止于偏安,没有宏大气象。虽然,有文学名著《三国演义》让三国故事家喻户晓、举世皆知,然而,南方英雄的故事毕竟止于“三国归晋”。一直到安徽人朱元璋乱世翦灭群雄,建立明朝,才再度弘扬出南方的威武豪气。只是朱元璋杀功臣,后来朱棣夺了侄子的皇位,明朝从一开始就充满戾气,危机四伏,难称辉煌。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充满风云诡谲,耐人寻味。一直要到晚清,一批又一批南方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英雄辈出,为挽救民族的危亡前赴后继,历经百年奋斗,才终于实现了民族复兴的伟业。从福建人林则徐、严复到湖南人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粟裕,从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到浙江人秋瑾、鲁迅、蒋介石、周恩来,从四川人张澜、朱德、邓小平、郭沫若到安徽人李鸿章、陈独秀、胡适,从江苏人恽代英、瞿秋白到湖北人董必武、林彪……还有成千成万的普通革命者,都以空前的热情、巨大的牺牲投入到推翻封建王朝、建设新社会的伟大斗争中。这段历史,可谓是南方文化的第二次辉煌吧。

  

   而当代随着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的大潮,南方得天时地利之便,迅速完成了社会转型,如“深圳速度”和“浦东大开发”。在“一线城市”中,除了北京,其他三个城市(上海、广州、深圳)都在南方。《2018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中,有十五个“新一线”城市排名,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岛、宁波、东莞、无锡,北方城市五位,南方城市十位。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时间里,南方的经济腾飞堪称南方文化的第三次辉煌。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北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明显长于南方文化。然而,在一百多年来这场追赶现代化的长跑中,南方人创造出的政治奇迹、经济奇迹、文化奇迹却的确超过了北方。

  

  

   中国的南北分界线,一般以秦岭、淮河为别。然而在中国的文化辞典中,“南方”常常泛指的是江南、两湖、岭南、西南一带,也就是长江以南,北纬30度以南。那一带,少有北方的缺水,多有水乡的灵秀可人;少有干旱的苦涩,多有湿润的空气,因而也就有丰富的物产、富饶的田园。那一带,离那些战乱频仍的古都(从西安到洛阳,从开封到北京)相当远,而离大海、青山绿水更近。在南方,虽然也出现过杭州、南京这样的古都,却多为偏安的小朝廷所盘踞,而且,常常不敌北方强大力量的攻击(例如东晋、东吴、南朝、南宋、南明,乃至中华民国)。中国的王气在北方,激烈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也就必然频繁爆发在北方。从皇帝战蚩尤的涿鹿大战到历代群雄逐鹿中原的战争,大多发生在北方。相比之下,南方的战争与政治动荡就少得多。而南方也就相对显得安宁得多。

  

   我们的历史上政治斗争一向激烈,激烈到为争权夺位兄弟不惜相残的国度,像胡亥逼死兄长扶苏、《三国演义》中的兄弟争王、“玄武门之变”、宋太宗“烛影斧声”、雍正与兄弟们的夺嫡之争……那样的悲剧不绝于书,不可思议!还有为了争权夺利,连父子、母子、叔侄也居然常常反目成仇——如宋文帝被太子所弑、史思明被史朝义所弑、武则天连废亲生儿子、朱棣从亲侄子建文帝手中夺得帝位……那些残酷的宫廷政变为什么常常发生在北方?还有此起彼伏的军阀混战、农民起义为什么也大多发生在北方?

  

   那么南方呢?南方不是也有激烈的政治斗争么?像楚国吴起变法失败,横遭射杀;秦末的项羽、刘邦起义,西汉的绿林军起义,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明末的红巾军起义,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有北伐战争,以及骁勇善战、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奇功也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桂系军阀(如大败日寇的台儿庄大捷)和川军(据统计,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日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但战乱发生的频率明显少于北方。“江南佳丽地”“杏花春雨江南”“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草长莺飞二月天”“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从古到今,这些家喻户晓的谚语、脍炙人口的诗句都道出了南方的富庶、安逸、闲适、平和。那里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人们安居乐业、耽于享乐。中国八大菜系中,只鲁菜产自北方,川菜、粤菜、苏菜、闽菜、浙菜、湘菜、徽菜都是南方菜。中国多好酒、好茶,而好酒、好茶也多产于南方。中国以丝绸、瓷器享誉世界,而丝绸、瓷器也多出自南方。江浙一带,素以盛产丝绸闻名。中国的“四大名绣”全在南方。江西景德镇自古就有“瓷都”的美名。广东佛山、潮州亦因盛产陶瓷驰名。再看各地的传统民居,曲径通幽的苏州园林、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岭南一带风格独特的镬耳屋,都不同于北方的四合院和窑洞,显得更加注重与自然风水的和谐相处,追求精致、别致的审美趣味。还有西南一带依山傍水的吊脚楼、福建聚族而居的厚重土楼,则体现出南方人因地制宜,或者抱团御外的特别追求。关于南方人,林语堂先生曾云:“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欢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吾国与吾民》)其实,南方人可常常不是“战场上的胆小鬼”啊。从伍子胥到项羽,从太平军到湘军,从黄埔军校诸杰到桂系诸将,还有川军在抗战中的赫赫战功,以及川籍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占了四位(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的显赫地位……南方有南方的强悍力量,南方有南方的豪情万丈。不过,在和平年代,在远离政治斗争的世俗生活中,他们显然更善于创造丰富多彩的生活,品尝人生的精致与隽永韵味。

  

   说起南方,在早期中国历史上,似乎更多是蛮荒之地、逃难之地、偏安之地。想当年,楚国先人“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左传·昭公十二年》),其国君熊渠自认“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史记·楚世家》)。湖湘一带,“榛莽多而居人少”。还有岭南,在中原人眼中,也是“化外之地”“瘴疠之乡”“刀耕火种”“人畜不蕃”。熊渠以后,楚国励精图治,渐渐强大起来,一度与强秦抗衡。后被秦灭,楚文化的异彩渐渐隐入民间。从《楚辞》世代流传,连鲁迅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指出:“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到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跳丧等民俗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再后来,几度天下大乱,北方的大批缙绅﹑士大夫及庶民百姓被迫衣冠南渡,保全了自己也拓展了生存的空间。他们给南方带去了中原文化,在南方打拼出“客家人”的新世界,直至渐渐走向世界。客家人勇于开拓、不断进取、吃苦耐劳、团结奋斗的精神迥然有别于传统南方人安逸享乐的活法,谱写出汉民族开拓进取的新篇章。从孙中山、叶挺、朱德、薛岳到李光耀、他信,都是客家人的杰出代表。而那些被贬谪的失意文人、臣子,常常也是流放去了南方的蛮荒地区,心情可想而知,从唐朝的李德裕、韩愈、柳宗元到宋代的苏东坡、李纲、胡铨,谁不是满怀郁闷?韩愈的名诗“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写出了失意人的苦闷心境。然而,他们在南方留下的纪念地也因此而成为一处处名胜——从潮州的韩山、韩江、韩祠到永州的柳子庙、柳州的柳侯祠,从黄州的东坡赤壁、儋州的东坡书院到海口的五公祠(为纪念受到迫害的名臣李德裕、李纲、赵鼎、胡铨、李光而建),正是:北方失意何足道,南方处处留诗魂。让精于权谋的人们去逐鹿中原吧,南方的人们在青山绿水、和风丽日的环绕下探索着养生之道、棋牌之乐、诗书之艺、生活的艺术、发财的门道。另一方面,生活渐渐富庶起来、文化渐渐兴盛起来的南方人,势必会再次问鼎中原。就如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指出的那样,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也就是说,在北宋一朝,南方人以支持改革为旗,显示了政治上的又一次崛起。千万不要以为耽于享受的人们一旦遭遇危难就会四散奔逃、一败涂地。从朱元璋的崛起到洪秀全、杨秀清发动的太平天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积极参与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黄兴一次次领导的武装起义,罗纶、蒲伯英发起的四川保路运动,还有大革命年代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黄麻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都喷发出南方人的义愤,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南方人有南方人的豪情壮志。他们平时善于享受人生,危难降临时也能投袂而起,奋发有为,排除万难,舍身成仁。

  

  

   南方,辽阔的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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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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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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