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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周兴: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

更新时间:2019-12-15 23:51:39
作者: 孙周兴  

  

   虽然技术问题是伴随人类文明而来的一个恒久问题,但只有在最近几十年里,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基因工程(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们对现代技术及其效应的关注热情才变得空前高涨。这种关注与人们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期待和忧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我们今天大概已经不知道是应该期待未来还是忧虑未来,或者是喜忧交加。有一句话已经悄然成了流行语,即所谓“未来已来”。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广泛传播的学术用语“后-”(post-)和“终结”(end)——诸如“后现代”“后工业”等以及“历史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人的终结”等——传达出我们时代人类文化的深深的没落感,那么,今天流行的“未来已来”一说也一样,同样传达了我们人类面对动荡不安的现实和不确定的未来的普遍焦虑和恐惧。

  

   无论如何,“技术与未来”已成一个急迫的时代命题,而且更是一道哲学难题。老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前不久在《大西洋月刊》2018年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启蒙运动是怎样结束的?》的文章,专题讨论人工智能(AI)问题。文章主要指出三点:1、人工智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2、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人工智能可能会改变人类的思维过程和价值观;3、人工智能可能在达到预期目标,但无法解释其得出这一结论的理由。有鉴于此,基于人工智能的种种不确定性,基辛格老人内心充满忧虑,呼吁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出场,建议美国政府赶紧成立一个由杰出思想家组成的委员会,以帮助制订国家意愿——他的说法是:再不开始,就太迟了。

  

   除了上述呼吁,基辛格这篇文章之所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还在于他的下面这个判断:“随着世界变得更加透明,它也将变得越来越神秘。”我以为,基辛格在不经意间触及了一个现代性批判中多有争论的问题,即“启蒙”与“反启蒙”、“祛魅”与“复魅”之争执。在技术工业的支配下,启蒙之后被祛魅的世界变得越来越清晰、理性、规则和明白了,越来越成为一个可测量和可计算的世界,但同时,它又变得灰暗不明、不可预见、不可评估。我们比从前更无法确知和把握未来世界了。就此而言,我们今天的“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这个主题可能是令人气馁的。在今天,技术专家们虽然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经常信心满满,但恐怕没有人能提供出一个系统而稳靠的未来预判和未来规划;同样受技术的控制,职业政治家们忙于利益算计和平衡,以及社会局部方案的商讨、制订和实施,无暇于全局和整体的考量和研判。基辛格只好期待和要求哲学家,他的意思是说,关于现代技术支配下的未来人类文明,我们需要有一种宏观的预判和整体的把握。

  

   这一点当然是对的。但我们遗憾地看到,总体说来,哲学家和人文学者们却是完全落伍了,而且早已经被边缘化了。事出有因。一方面,这是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人文与科技之间的隔阂之深已经无以复加,人文之声无人理睬;另一方面,可以说也有哲学家和人文学者本身的原因,因为这些越来越被冷落的人物今天最喜欢——或者说长期习惯于——以虚情假意的哀怨之态去虚构历史,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总是告诉我们,历史上某个时候(比如前苏格拉底时代,比如中国先秦时代)的古人活得多么多么美好,而后来世风日下,失了“乐园”,而现在更加不行了。实情真的如此吗?人类历史上当真有过一个美妙“乐园”吗?当真是今不如昔吗?其实正如尼采所言,连最美好的时代即悲剧时代的希腊人也没活好,反而是最痛最苦的一群——所以他们才需要正视人生痛苦之真相的悲剧艺术。

  

   缅怀过去的哲学和人文科学属于旧时代和旧文明,后者可以被称为“自然人类时代”和“自然人类文明”。自然人类文明是依循自然节律的前工业文明,自然的线性时间观念乃是这种文明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民族的自然状态下的观念世界和文化世界。而随着技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自然人类文明过渡为技术人类文明,传统线性时间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其主体是宗教、哲学和艺术等)渐失势力,过去和传统不再成为文明的焦点和基点,哲学和人文科学需要启动一种新的时间经验以及相应的新文明样式。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想,尼采的“未来哲学”构想和超人理想,以及海德格尔的实存论和未来之思,都已经是这方面的试验和努力。反思性的哲学开始转向前瞻性的哲思了。这时候,哲学理应担当起前述基辛格所讲的任务了。

  

   今天我们尝试来做这样一件似乎不可能的事。我们的讨论主题是“现代技术与人类未来”。我们不准备处理细部的技术现象,也并不谋求伟大的创见和预言,而只希望能够提出问题,试图形成关于此课题的相关探讨的宏观问题结构。本文的讨论分为如下四个问题:一、地质学上的“人类世”意味着什么?二、现代技术与古代技术有何区别?三、自然人类与技术人类有可能达成平衡吗?四、未来之眼:如何应对技术支配下的未来文明?

  

一、地质学上的“人类世”意味着什么?

  

   我们首先从地质学家和哲学家们近些年来经常听说和讨论的“人类世”(Anthropocene)和“人类纪”(Anthropogene)概念开始。这方面也颇多误解,需要加以澄清。“人类世”首先是一个地质学的概念。地质年代表有“代”“纪”“世”之分,从太古代、元古代(震旦纪)、古生代(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纪、石炭纪、三叠纪)、中生代(三叠纪、侏罗纪、白垩纪),一直到新生代(第三纪、第四纪),而人类就出现在新生代的第四纪,所以也有人主张把“第四纪”叫做“人类纪”——“人类纪”(Anthropogene)概念只是在此意义上被使用的,是“第四纪”的另一个说法而已。新生代的第四纪分为“更新世”和“全新世”,其中“全新世”(Holocene)始于11700年前,是最近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来临的(故又称“冰后期”),与其他地质世通常以百万年甚至千万年的跨度相比较,“全新世”还是一个刚刚开始的地质时期。但有地质学家宣称:现在地球已经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人类世”概念最早是由地质学家阿列克谢·巴甫洛夫(Aleksei Pavlov)于1922年提出来的,但一直都未得到确认;直到不久前,在2000年《全球变化通讯》的一篇文章里,生态学家尤金·斯托莫尔(Eugene Stoermer)和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正式提出了这个概念,并且在文章标题中使用了“人类世”这个术语。美国莱斯特大学的地质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指出,“人类世”的最佳边界为20世纪中期(即1945年),“全新世”结束,“人类世”开始。

  

   地质学是讲证据的。“人类世”必须在地质史上留下有别于前世的痕迹和印记。总结起来,地质学家通常认为有如下地层印记:第一是放射性元素,核武器试验和原子弹爆炸,加上后来的核电站建设,尤其是核废料泄漏,在地层上留下了大量的放射性元素;第二是二氧化碳,化石能源的燃料燃烧后排放出巨量的二氧化碳,马上要烧完了,同样会在存埋于地层中;第三是混凝土、塑料、铝,人类巨量生产和使用这些材料,举例说来,人类已经生产了500亿吨混凝土,地球上每平方米可铺上一吨;第四是地球表面改造痕迹,借助于技术工业,人类对地球表面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改造;第五是氮含量,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化肥,导致地球表面氮含量激增;第六是气温,由于地球气温上升,通过所谓“温室效应”,一说20世纪已经上升了0.6-0.9度,又说比前工业时代上升了1度,且以每十年0.17度的幅度上升,一旦比前工业时代上升2度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第七是物种灭绝,地球历史上正在发生第六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恐龙灭绝。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球地形和地球进化的地质力量。按照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的说法,“自从生命在大约40亿年前出现后,从来没有任何单一物种能够独自改变全球生态。”

  

   地质学家们首先关注的是地质沉积上留下来的印记。若以此为准,我们似乎还不能像个别地质学家那样把1945年定为“人类世”的开始,因为以前人类的活动(技术活动)都会在地质史上留下痕迹(在第四纪即广义的“人类纪”)。不过,此前自然人类活动的印记并不明显,并不构成地层印记上的急剧变化和显著标征。虽然“人类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起源于欧洲18世纪的工业革命,那是现代技术的开始,但1945年核弹的爆炸确实是现代技术加速进程的一个标志,也是自然人类文明转向技术人类文明的大裂变的标志。

  

   无论如何,地质学家们的工作已经给我们很好的提示:人类以及人类居住于其上的地球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了。这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提示,而且已经给出了一个充分的证据,足以让我们在哲学上更系统地、更深刻地理解技术的本质和人类的未来。哲学必须比地质学更进一步,要深入到人类生活和文化的层面来追问和探讨。那么我们要追问:在哲学上,地质学家们讲的“人类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从人类社会形态的转变角度来说,“人类世”意味着人类统治形式的转变,更确切地说,是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或者说,是技术统治压倒了政治统治。

  

   所谓“政治统治”,以我的理解,是自然人类的基本统治方式,即社会组织和治理方式。两千多年的自然人类文明史实施的是“政治统治”,这种统治形式的核心要素是哲学和宗教。在欧洲-西方文化中,源于古希腊的哲学提供了一种本质主义(普遍主义)-集体主义的制度构成法则和社会组织原则;而源自希伯来的宗教(基督教)则提供了指向个人心性的超验绝对主义-道德主义的信仰和人伦规范,两者作为自然人类的精神表达方式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政治统治”的两块基石。

  

   然而,这种以哲学的本质主义和宗教的道德主义为基础的政治统治方式,在19世纪下半叶以来渐渐露出颓败之态。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我们可以从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知识等多个方面找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无疑在于技术工业的产生和兴起。18世纪后期发明的蒸汽机是一个划时代的进展,所谓蒸汽机是把蒸汽的能量转换为机械功的往复式动力机械,开始在冶炼、纺织、机器制造等行业中获得迅速推广。1804年,英国人发明第一台蒸汽机车,原理是利用蒸汽机,把燃料(煤、柴油、天然气)的化学能变成热能,再变成机械能而使机车运行。蒸汽机的出现引起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人类从此快速进入工业化时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得以形成。马克思是最早洞察到技术工业的本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的哲学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这样写道:“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看到了一个新人类文明时代的到来,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

  

如果说马克思看到了技术工业的人类学本质,那么,出生于1844年的尼采则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洞察和揭示了技术工业的意义和后果。(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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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未来哲学》(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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