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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

更新时间:2019-12-15 16:36:20
作者: 任锋  
落实为合乎实践经验的判断。任公所持的思维方法,主张在理论价值上如其所是,在方法考察上客观比较。如林肯三原则所谓,民有和民享的公共道理,中国已有践行,民治方法则依据国情——所谓“因地理及其他关系所产生之社会组织”来判断是非。中国文明产生于大平原,民族气度伟大,广纳众流,国民思想极富于弹力,善于和齐斟酌。中国政治理想是通过君主统治实行民本精神,即使屡遭专制摧残,精神不能磨灭。这也是建立中华民国亚洲第一共和的传统基因。

   任公此序清晰表达了对所谓绝对真理、绝对价值的质疑,认为理论上是一番模样,由理论演进为制度,是非得失则不易判断。西方现代世界在启蒙鼓动下不断实验各种主义,主义兴盛往往伴随极大流弊,制度实验如走马换灯难以安顿,一次世界大战使人深陷怀疑恼闷之渊。任公的现代理解,在晚期阶段更强调历史传统的力量。“盖现代社会,本由多世遗传共业所构成”,思想与制度是共业积累中两大项,思想传统尤其是历史权威,透过国民意识影响现代实践。现代的政治事业与理解,必须洞见制度背后的思想与文化共业。新文化运动号召改造思想,梁任公提醒时人,改造是为了建设,建设绝不等于全盘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任公开启推动的启蒙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发先声,至此任公对启蒙主义的激烈反传统提出异议,质疑依据所谓普世真理全盘否定本国传统,呼吁实践与智识上的双重审慎。就政治学而言,从价值、理论到方法,从意识、思想到制度、行为,对于所谓现代启蒙要克服其教条化、绝对化和神圣化,从而形成面对中国实践经验的实事求是精神。

   梁启超一生思想多变,历经维新变法、立宪、革命、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多重转变。“为我国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这样的使命感不知激励了多少现代知识人!这种善变的动力一方面来自现代世界各种意识形态的不断冲击和挑战,另一方面来自他对于复杂实践经验的多面深化体察。这后一方面的实践机遇当是辛亥革命后民国初建的共和经验。梁启超在20世纪头十年的大多数时间深度参与了共和立宪的政治试验,他的学思演变其实出于一个现代立国者的智识和精神深化。后者在学理上既以历史意识为透镜,为启蒙主义政治学提供了理论真理的验证材料,也为反思启蒙主义提供史学意义上的实践依据,鼓励我们去修正启蒙主义信条。这一历史意识不限于史料学的历史维度,而是上升到历史理解和反思的方法论、认识论层次,打开了政治思维的广阔空间,促进了文明自觉意义上的智识和精神反省。启蒙主义政治学为接引接纳现代国家学、建立学科体系形式做出了贡献,深化历史和文明意识的政治学则为反省前者、开放思维、促成学术的文明自信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不仅是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奠基人,也是历史政治学的现代源头之一。

  

   二、钱穆视野中的梁启超转向及其学术得失

   钱穆在1986年《晚学盲言》“道义与功利”一篇论中国社会的士精神,至晚清部分,围绕梁任公提出一番评价。“惟如最近世之新会梁启超,不幸而幼年即从师于康有为,名满朝野,未及六十而死。其晚年实迭有契悟”。所谓“晚年契悟”,除了在野为师、步武曾国藩,在思想学术上,一是创办《国风报》,远胜于早先之新民说,一是提倡中国崇尚礼治之说,一是欧游之后对于早年醉心欧化的反省。“以梁氏如是不世出之奇才,而惜其幼年从师康氏”,“近百年来之新风气新潮流,灾祸未知所终极者,则梁氏之影响实更大更广于康氏,此诚近代史上一大堪惋惜嗟叹之事”。

   这类对于梁启超转向及其学术启示的评价,特别凸显了其中的政治学意蕴。在钱穆学思生涯的最后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曾有多次集中表述。

   1983年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提出《略论中国政治学》,“民国以来,犹有通旧学者,当以梁任公为殿。任公著《中国六大政治家》一书,惟王安石可入儒林,张居正已非其比,其他四人皆非儒。然安得谓凡主变法即属大政治家。抑且全部中国政治史,其变多矣,变而不觉其变,斯为善变。新莽与王安石皆非善变,史迹昭然。以如此胸襟,如此见识求变,亦浅之乎其言政矣。任公师康有为主张变法,而曰求速求全。清德宗倘能加以任用,则亦必为新莽王安石之继矣”。对于民国政治学能通传统者,首推梁启超,并指出其早年激进变革的思想之偏颇。

   其后任公议论渐趋中正通达,创为《国风报》,知一国有一国之风。则中国之为政,又岂能尽效英美。其所见识,已超同时提倡新文化运动者之上。又曾亲预讨袁之役,终为于政治史上有贡献。其后又能退身仕途,一意为学,惜其不寿,否则论史论政,并世无出其右,其为学终当有得于儒学之传统矣。要之,晩清若康有为,若章太炎,若梁任公,皆一代杰出人物,惜其涉身政治太早,又以领导政治最高理论自任,而未得优游潜心完成其学。

   创办《国风报》在1910年,可算梁启超思想中期,远非晚年,这一时期是理解后期转向的一条伏线。梁启超学术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的成熟,不能单独从知识理性上来理解,需要看到民国初建这一段前所未有之深度政治体验对于任公思想的催化作用。换言之,历史政治学之所以能由学思上在现代发轫,梁启超作为现代立国者的创建性角色和经验远未得到应有认知。而钱穆这里是以任公晚年转向来批评新文化运动的醉心西化、否定传统。我们应该在政学两重意义上来领会钱穆对于这一点的大力表彰。另外,历史学与政治学在钱穆看来是传统学术的两大核心,他指出任公与康、章一样,“以领导政治最高理论自任”,对其转变后在这两个领域的可能造诣,表达出极高期望(“论史论政,并世无出其右”)。反思西方现代文明弊病、尊重国风、正视礼治,这些创见与“政治最高理论”的结合,会为现代政治学开辟出什么样的新境界呢?

   1986年钱穆最后一次登堂授课,回顾自己的学思历程,同样还是从梁启超对于王安石的现代大翻案讲起,批评求变求新的时代风潮过于偏至,引申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和政治的忧思。他数次述及自己对于专制论说、政党政治的终生异议,欲从历史学术的真确阐释中汲取对于现代中国道路的反思资源。苍茫悲悯之情怀,如暮鼓又起晨钟,绕梁难息。

   1988年收于《学龠》中的《谈当前学风之弊》,堪称钱穆的晚年定论之一。其间也可见钱穆在梁启超评价问题上的斟酌难定、欲抑又扬。钱穆在评价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胡适这类人物时,区分了学术人物与时代人物,前者能够产生悠久的传统价值,后者仅限于时代风潮的影响。梁启超一方面受康有为等时代风气限制,跻身时代人物,塑造社会舆论;另一方面,其学术见解随年俱进,随时发挥,自有新境界,实多有远出康氏之上者。梁氏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钱穆还曾概括为“依违其间,其坚持固执之力不强”,终归于发扬旧学。国风说、礼治论、反思西方现代文明,足以使其成为中国现代传统的学术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人物!钱穆先生反复称道梁任公的这些晚年创见,同时惋惜其囿于尊师传统,年寿不享,创见终不能充分畅发。

   钱穆自陈早年受梁启超启发极大。除了学者多有提及的《中国不亡论》(《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之意识刺激,钱穆曾回忆,对于梁启超清末民初的论述曾极为关注,并以不能亲见亲炙为终身遗憾。钱穆拈出的梁启超之转向(归为“晚年契悟”),与本文关注的历史政治学之现代源起尤为切题。我们可以对照梁启超的启蒙主义论说与历史政治学线索两方面来了解钱穆对其学术得失的回应。

   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政治学依据舶来的西学公例对中国政治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解读评判。钱穆在这方面的回应有很多。比如前文提及的王安石与宋代政治之评价。钱穆对王荆公甚表崇敬,也自陈梁任公的《王荆公》曾长期影响他,“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绕了一大圈,才能跳出他范围”,经历深刻反思才从其间的求变求新思维中抽身出来,促使自己更为合乎历史实情地、审慎全面地去了解历史与政治。这一点此处不能畅论。

   梁启超启蒙主义政治学影响最大的还是政治传统专制论。众所周知,钱穆对此反驳不遗余力,最具代表性。1932年钱穆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选修课,遭历史系以民国不必研究专制为由阻拦,历史系学生无一选课,听课者全为政治学系学生。其他细节这里不能缕举。我们可以重点领会梁、钱二人学思关切视角的差异。

   钱穆在《中国历史上的政治》(1951年)中提出,中国政治重“一统”为精神,西洋尊“多统”为常态为本质。他概括,“中国人受其几千年来的历史熏陶,爱讲‘传统’,西方人则根本不知有所谓传统。无论就时间讲,或空间讲,他们都是头绪纷繁,谁也不肯承认接受了谁的传统。也有人说,中国今天,就吃亏在这‘一统’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头’上。这话对不对,我们暂可不论。但我们先要问,专就政治讲,究竟应该一统的呢?还是多头的呢?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政治系统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机构的问题”。钱穆富有洞见地指出“一统”或“多头”是一个理论意义上的系统性问题,而不是急于或陷于做出价值评价。

   所谓“也有人说,中国今天,就吃亏在这‘一统’上,西方人也就便宜在其‘多头’上”,这类论调自晚清以来逐渐流行,尤以梁任公1902年开始连载于《新民丛报》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为代表。梁启超在建立现代新学术的立场上,提出对于学术思想传统的系统整理和评价。四千年传统有伟大源泉、全盛繁荣,也有大不幸,即秦汉之交的儒学统一,所谓“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师一统”。政治一统支配了学术统一,导致缺乏竞争进化,国家走向僵化凝滞。西方文明是经过学术自由竞争形成自力的统一,不同于中国出自政治权力的“他力”统一。这是秦汉之际专制政体控制人心的势出必然。政治一统束缚学术思想自由,导致学术一统,最终导致国运颓废。

   钱穆提出来的“一统”与“多头”之辨,直指中西政治主导形态的不同。与梁启超一统批判的对比,显示出这个问题包含政治上的两个不同层面,国家政治统一与君主制政体(君主专制)。梁启超将问题主要归向政体论域,国家政治一统化约为君主专制,学术一统一尊也被理解为专制意识形态,二者都妨害进化所需要的自由竞争。钱穆则显示出不同的思维视野。“试问偌大一民族,只有些低级迷信,更无一崇高的共同信仰,如何可以使此民族不涣散,不分裂,日滋日大,共同向一历史文化之大目标而前进,又绵延如此之久,而不停不辍?岂果是中国历代皇帝专制,能使其达于此境?只细读中国史,便知其绝非如此。”这一诘问将视野提升至国家民族的凝成即立国层面,系统考察作为国家精神根基的政教政学关系、社会一政治治理模式与核心群体构成,较之政体论视域更为宽广辽远,避免将其化约为一个专制论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共和革命之后的梁启超,在这个问题上也体现出基于政治实践的成熟取向,趋于强化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积极意义,这一点在学思上的表达即是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专门列出一章来阐发。

   在历史政治学方面,钱穆反复称道的梁启超之国风说、礼治论,都显示出历史传统思维在政治理解上对于西方现代政治学的反思潜能。

   《说国风》(1910年)开篇明义,“盖既积民以成国,则国内之民之品性、趋向、好尚、习惯必画然有以异于他国,若此者谓之‘国风’,国风之善恶则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也。故季札观《风》,以推知各国存亡之数短长之运,未或有忒,而中外古今之言治本者,亦罔不致谨于是”。并世荦荦数名国,各有其国风。每个国家的发展特性,要从国民品性、趋好和习惯中去探索深层要素。

“我国积数千年之历史以有今日,而结集此最多数之国民以享有此最形胜之国土,则我先王先民之遗风,其所以诒谋我者,当必有在。而今也我国国风,其有足以夸耀于天下者否耶?以视英、德、法、美、俄、日则何如?以视西、葡、土、犹太、高丽则又何如?嗟乎!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我国人安可不瞿焉以惊蹶焉以兴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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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2019年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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