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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宁:全球化时代中国对世界文化和人文思想的贡献——从新儒学的建构到“一带一路”愿景

更新时间:2019-12-14 10:56:41
作者: 王宁 (进入专栏)  

   全球化与文化问题,一直是本人在过去二十年里致力探讨和研究的课题,并且在这方面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著述和论文。基于中国的“全球本土化”实践,从中国的思想文化视角对全球化进行全新的阐释和建构,是本文的出发点。本文将着重阐述中国将在全球化的时代为世界作出怎样的贡献。由于本人主要从事文学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或者说得再宽泛一些,主要是人文学术的研究,因此本文的视角和出发点依然是文学和文化以及人文思想。

  

   “全球本土化”语境中的新儒学重建

   正如本人此前所指出的,所谓“单一现代性”只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神话。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条件和发展模式,因此现代性不可能只有一种模式。那么中国的现代性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呢?它与西方的现代性相比又如何呢?实际上,中国的现代性是一种从西方引进和重新建构出来的形态,打上了不少“全球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印记,因而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即使在中国的大语境下,我们也很容易发现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现代性的不同形态,这一点尤其可见于所谓“上海摩登”式的上海现代性以及上海后现代性,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要稍加阐述。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大壮观的场面显示了这样一种超民族的精神: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对儒学观念的大力弘扬;另一方面,所有这些举措都是通过后现代的声、光、电技术手段得以实现的。因此无法否认,在全世界弘扬传统的儒家学说,只有通过后现代的高科技才能成为可能。在这里,儒学与后现代性相遭遇并产生了全球化时代儒学的新变体。按照儒学的观念,中国人素来以友善好客闻名,他们本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态度,热情地欢迎远道而来的友人。这无疑给参会的各国运动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样,按照“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儒学观念,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不同文化传统共存的和谐世界。从事跨文化的人文学术研究,不能总是恪守陈腐的民族主义信条,因为那样必然有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国际学术交流。就这一点而言,一种能动的全球性的文化理论不仅能在中心同时也能在边缘发挥功能和作用。

   另一方面,全球化同时也给中国以及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文化、重构文化认同及理论批评话语体系等提供了可能。但人们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典型的中国理论话语?至少有两者属于这一范畴:产生自传统中国文化土壤的儒学,后来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得到发展,被一代又一代儒学理论家不断建构或重构为当代形态——新儒学;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被证明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阶段。我已经在其他场合讨论过全球化时代新儒学建构和重构的可能性,这里,在讨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前,我将进一步阐发这一理论建构和重构的意义。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绝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方式实行,而更应该与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因而就这一点而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了“全球本土化”或“中国化”,最终在中国的语境下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在当今中国,儒学十分流行并具有影响力,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许多大学、中学设有儒学课程,更在于其还在不同层次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一些很有人气的电视节目由于从当代的视角通俗易懂地解释儒学的思想而走红,并且使得传统儒学为今天的普通大众所接受。中国政府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数百个孔子学院,其目的在于大力推广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但是这对在全世界推广儒学的思想收效甚微。因为“孔子”只是一个象征符号,它被用来指涉中国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因为孔子在非华人那里有着很大的影响。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儒学常用来指涉文化和思想,有时甚至指涉一种宗教教义,因为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因而儒学有时也成了“儒教”。它在古代十分流行,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却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的批判和鞭笞。在那场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和李大钊等重要的思想家和学者,或在西方高校受过教育,或有着深厚的西学造诣,他们率先发起了以反传统、反儒学和反古代汉语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旨在全方位地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而我们可以说,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确实,与道家学说相比,传统的儒学更为专断并更具排他性,比较接近现代主义非此即彼式的思维模式。传统的儒学和后来建构的新儒学都十分积极地参与社会改革,并且干预政治和国家治理。而相比之下,道家学者则以一种与世无争的态度静观社会治乱,他们只关心自己个人的事,无心干预社会改革和国家管理,具有一种自得其乐的逍遥心态。此外,儒学还以其封建意识和男性中心倾向而著称。这样一种男性中心意识受到广大妇女的反对,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男女知识分子的广泛批判。

   新文化运动始终被视为重要和有价值的运动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分子,都积极地参与其中。儒学被视为反现代性话语、反民主、反动的封建主义思想,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上述这些重要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声讨。当然,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场运动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开启,实际上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也许正是我们要在2019年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那场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们都知道,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5—1919),主要以文化和思想为发展方向,其中以《新青年》的创刊为标志;第二阶段(1919—1921),这场运动越来越朝着政治方向发展,其巅峰就是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三阶段(1921—1923),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衰落,其领导集团内部分化,最终分道扬镳。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可否认新文化运动所取得的巨大胜利,尤其是在文化和语言领域内所取得的胜利,这自然也预示了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兴起的文化全球化的浪潮,因此那些年月应该算是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段时期。

   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饱受一系列内乱和战争的蹂躏,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才站立起来。按照规划,指导中国人民思想的理论方略是马克思主义。既然儒学与这一指导原则是对立的,自然受到猛烈的批判并被放逐到边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留在中国大陆的那些专事儒学研究的学者也受到批判并被边缘化了。与此同时,儒学却在海外的华人圈内得到大力弘扬和发展,成为一个日益有影响力的理论话语。在20世纪70年代,儒学更是被当作腐朽的封建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大陆受到猛烈的批判。事实上,儒学在那时几乎被当作非法的并受到严重的曲解和摧残。尽管儒学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严厉批判,但是当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后,儒学迅速地得到复兴,并变得愈来愈有影响。确实,经过数百年来的不断修正、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特别是经过牟宗三、冯友兰、饶宗颐等儒学研究者以及海外新儒家学者杜维明和成中英等人的努力,今天儒学领域内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然,历史上的这些全球本土化实践滋生出了不同形式的儒学流派,例如,杜维明的儒学版本就较具人文主义取向,并且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关怀,而成中英的儒学版本则更具有后现代特征,并强调与欧陆哲学家进行对话和共存。毫无疑问,在由后现代视角重新建构的新儒学中,封建专制成分被大大地摒弃了,而那些具有对话性的中庸和谐成分则得以保留并得到极大弘扬。同样,杜维明等新儒学理论家还呼唤现代性进程中的“生态转向”,这显然对于当今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我们从今天对环境生态的重视便可看到杜维明的前瞻性和预见性。由此看来,后现代新儒学已经包容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家和其他诸家学派的思想,从而成为以孔子、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思想的象征,并逐步从边缘向中心进发,在主要的国际性理论话语中发出愈益强劲的声音。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重新建构新儒学或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新”新儒学或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后现代儒学,其意义就在于,它将作为一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强有力的理论话语体系而发挥作用。例如,在全球化的时代建构一种和谐的氛围以获得双赢,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想生活得舒适和谐,消除那些无端的争斗和动乱。在过去的数百年里,新儒学历经沧桑,经历了全球本土化的变革,已经逐步发展为中华文化和文明的一种强有力并有着重要影响的话语力量,尽管它得到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和文化理论家的修正和重新阐释,但万变不离其宗,其本质的核心思想并没有被摒弃。虽然它不能取代任何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但是它至少可以与诸如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全球主义这些带有西方中心色彩的思想进行平等对话,并且给这些典型的西方话语带入一些新鲜的中国元素,这就是它在当下的意义所在。

   确实,面对西方全球主义的影响,我们更加认识到儒学复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这一思想至少是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得到发展的。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同时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儒学的复兴将对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弘扬中国文化和文明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其推至一个不恰当的极端,就有可能激发某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并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论话语形成一种新的二元对立。例如,在当下的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便试图论证,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终将取代西方的文化和哲学,尤其是在中国的语境中更应如此。显然,当下中国国内不恰当地表现出的新民族主义情绪已受到国际学界的关注,这也许正是我们在重构全球化时代的新儒学时应该给予重视的现象,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一直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中国更应如此。

   现在来分别阐述新儒学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新”新儒学。人们也许会问,当代新儒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按照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的看法,我们应当从儒学中吸取的并不是政治参与精神,而是人文精神,因为当代新儒学所召唤的是“一种更为深沉的人文主义视野,而非像人们所广泛设想的那样,仅仅适应于政治上的参与。儒学为其自身的发展和人类社群理想的实现而具有的象征性资源不仅体现于政治上,同时也体现于宗教伦理上。实际上,他们对‘政治’的感觉不仅体现于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来管理世界,而且也在教育和文化意义上改造世界的同时促使其政治领导地位扎根于社会良知中。儒学知识分子也许并不积极地寻求官职来将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但他们始终通过其诗学的敏感性、社会的责任性、历史的意识以及形而上的洞见在政治上积极地介入对现实的变革”。非西方人士也许对此感到不解,但在此应当强调的是,当今时代的新儒学早已不再是那种“专制的”和“排他的”唯我独尊的思想,而是已经放弃了原先所有的封建思想,并且吸纳了一些道家的非排他性和面对变革从容应对的理念,这一点颇为接近后现代的多元主义精神。因而杜维明等人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努力,也证明了他大力宣传并有选择地在全世界弘扬新儒学的目的:大力弘扬其所蕴含的世界性意义。我们可以发现新儒学作为一种不同于具有专制倾向的西方话语的全球性意义:前者更具有对话性,而后者则更具有专断性和排他性。

另一位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成中英,多年来也致力于重构全球化时代后现代的“新”新儒学,他不仅在一些汉语媒体推广新儒学,而且还在英语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以便在全球语境中弘扬一种后现代新儒学。在他自己主编的国际性中国哲学刊物《中国哲学季刊》(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不仅详细讨论了民主与中国哲学之关系,同时也从新儒学的视角提出了他自己的民主范式。在成中英看来,民主的目的是“双重的”:“它旨在取得社群的持久的秩序和和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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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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