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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

更新时间:2019-12-14 10:43:43
作者: 杨光 (进入专栏)  

   摘要:现今对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的认识源自富弼、欧阳修等人的记述,虽然反映了某些层面上的历史事实,但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当时,范仲淹被贬的核心罪名之一是“自结朋党”,这一罪名体现出宋仁宗贬黜范仲淹的重要原因是,后者在当时的高层中有深厚的人脉,又发表了一系列涉及高层人事安排以至皇位继承问题的言论,被仁宗认为有着交结要人、希合求进之嫌,引起其警惕与不满。但景祐事件发生后,余靖、欧阳修等中下层官员支持范仲淹的言论则强调其被贬的另一方面原因,即触怒了宰相,突出景祐事件中因言罪人的一面,而将“朋党”视为对范仲淹的栽赃。随着同情、称荐范仲淹的言论不断涌现,仁宗对范仲淹朋党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从其交结要人转向其他官员对范仲淹的朋附。最终,余靖、欧阳修等人声援范仲淹的言论与朝廷惩治朋附范仲淹之人的做法,共同塑造了后世对景祐事件的认识,而仁宗当初猜疑范仲淹“朋党”的原因则长期为人们所忽略。

   关键词:范仲淹 宋代 政治史 历史书写 朋党

   范仲淹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在宋代文学史和政治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的仕宦生涯跌宕起伏,早年便曾因进言的缘故,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景祐三年(1036)三次被贬出京。其中,范仲淹景祐三年被贬事件(以下简称“景祐事件”)不仅涉及其与吕夷简的恩怨,更引出余靖、欧阳修、蔡襄等人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而仁宗朝有关朋党问题的争论也肇始于此。因此,这一事件不仅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也是仁宗时期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更是观察围绕范仲淹的历史书写与其经历的实际政治过程之关系的重要结合点。

   不过,学界虽已对范仲淹的政治生涯与其身后的历史书写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对其政治生涯的研究,集中于明道二年谏废郭后与“庆历新政”的问题,而围绕范仲淹的历史书写问题进行的研究则主要针对“范吕解仇”公案[1]。可见,学界对景祐事件的关注度明显较低,以至尚未有专门探讨这一事件来龙去脉的论著。学者较多探讨的是景祐事件对此后范吕恩怨、庆历政局以及范仲淹等人“朋党”问题的影响,但对景祐事件发生原因的认识,无论是将之归结为范仲淹与吕夷简的个人恩怨,还是将之视为两个对立的政治集团,实质上都是沿袭了富弼、欧阳修、田况等人在仁宗后期的记述,仅将之视为范吕矛盾的结果。这种观点主要体现了亲近范仲淹的一批士大夫对这一事件的观察与理解,鉴于这些记述者的地位与情感倾向,他们的书写固然能够反映一部分历史事实,但也难免存在诸多问题,难以完整反映这一事件的全貌。

   最显著的问题就是,这种通行叙事中几乎没有涉及到吕夷简之外的高层人物,特别是宋仁宗的动向。贬谪范仲淹不仅体现了吕夷简的意志,也是仁宗皇帝的决定;除去范吕矛盾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着他的这一决定?为何仁宗的这些考虑没有进入此后对这一事件的通行叙事之中?前人的研究将这些问题付之阙如,然而它们却关系到对景祐事件甚至范吕矛盾之性质的认识,需要认真考察。本文即拟利用现有史料来对景祐三年前后宋廷高层的动向加以考察,以此对景祐事件中宋仁宗的态度、范仲淹被贬的原因、事态的发展走向以及通行观点如何形成等问题作以考察,以期补足目前对这一事件的认识缺环,并借此反观景祐事件通行叙事的形成原因。

  

   一、关于景祐事件的通行叙事

   目前对景祐事件的认识主要来自富弼、欧阳修等人的记载,这些记载自仁宗后期开始便构成了关于景祐事件的通行叙事框架。因此,要突破对景祐事件的既有认识,我们首先需要考察这种叙事是如何描述景祐事件的,其问题何在。

   自仁宗后期以来对景祐事件的通行叙事,大体是说范仲淹自景祐二年回朝之后向仁宗进言颇多,引起当时权势正盛的首相吕夷简不满。后者试图让他少说话,又安排他去知开封府,希望用繁重的事务使他抽不开身,也暗中指望他在任上出一些差错,就可以借机将之贬谪。然而范仲淹却将开封府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且在知府任上仍然频繁进言,又进百官图、《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吕夷简。夷简大怒,向仁宗诉范仲淹越职言事、离间君臣、荐引朋党。之后范、吕互有辩驳,最终仁宗站在了吕夷简一边,将范仲淹贬知饶州,并在侍御史韩渎的建议下,敕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此事一出,台谏官皆不敢进言劝谏,唯有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上疏论救范仲淹,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自劾为仲淹朋党,均遭贬斥。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移书谏官高若讷,责其不言却反诋仲淹,高若讷怒而缴进其书,导致欧阳被贬。

   以上叙事源自富弼为范仲淹所作的墓志铭、欧阳修所作神道碑、以及田况的《儒林公议》等记载[2],其中对景祐事件的性质、发生原因以及各方人物的认识,则更可以追溯到事件期间余靖、尹洙等人所上章疏,欧阳修责高若讷书,以及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3]。后来这套叙事被《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宋史》等史著所采用[4],最终成为了现在我们理解景祐事件的基本框架。但这套叙事背后,其实存在一些值得推敲的问题。

   可以看到,这一叙事最初的记述者均是与范仲淹志同道合、关系密切的士大夫,且多是出于颂扬仲淹之目的而写作,这种情感倾向难免会影响到他们的叙事。如富弼墓志褒贬强烈,一面热情歌颂范仲淹以及论救仲淹的“当世英豪”,一面激烈抨击时相与其“党羽”[5]。至于一些看上去与范吕矛盾这一主线不甚相关的人物,如仁宗和其他宰执,基本没有在这段故事中出场。欧阳修曾评价“富公墓刻直笔不隐”[6],并不是说他的记述详实可信,而是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嫉恶之心胜”[7]。但欧阳修虽然声称自己所作神道碑“无情之语平”,可他之所以于“吕公事各纪实”,是为了自身的叙事能够令“万世取信”,不至于使后人视之为“两仇相讼”的“偏辞”而不采信,他的写作目的仍然是彰显范仲淹“德量包宇宙,忠义先国家”的高尚情操[8]。记述者这些强烈的主观意愿,难免带来叙事中一些回护范仲淹的做法。

   除去情感倾向,另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于,景祐事件的记述者在事发当时均是中低级官员。积极参与营救范仲淹的尹洙、余靖、欧阳修等人,景祐事件发生时均是馆阁中的低级官员,蔡襄、富弼、田况等人当时也都任通判、州府推判官等地方官[9]。在景祐事件发生时,他们对朝廷高层内部的情况并不一定完全清楚,更多地只能根据公开信息与一些人际传闻来了解事件内情。蔡襄在称颂范仲淹诗里就说他“日朝黄幄迩天问,帝前大画当今宜;文陈疏举时密启,此语多秘世莫知。”[10]既然如此,蔡襄一类人对景祐事件的认识,更多地是出于自己对有限信息的理解。这些身在下位却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士人,更关心的是他们心中的贤者范仲淹之去留,以及朝廷对言者的态度,对景祐事件的关注点很可能与高层人物迥然不同。因此,限于地位因素,他们的记载也很可能只反映出他们自身所了解的情况、所关注的问题,只是这一事件的一个侧面,而无法反映其全貌。

   综上所述,现今有关景祐事件的通行叙事,的确还原了部分历史真实,但其叙事逻辑更多地体现了范仲淹一派士人对此事的认识和理解,由于记述者写作时的情感倾向与事发时的身份地位等等局限性,我们也必须谨慎对待这些记载。如果我们跳出既有叙事框架,转而从高层政治的视角来考虑这一事件,就会发现许多关键性问题都还有深入探讨的余地:在景祐事件中,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态度如何?除去吕夷简的排挤之外,范仲淹被贬还有哪些深层原因?那些没有出现在通行叙事中的高层人物,果真和这一事件毫无关系吗?下面就通过对史料的考索,来对这些问题做出分析与回答。

  

   二、范仲淹被贬原因再探——以宋仁宗的态度为核心的考察

   景祐事件的核心人物是范仲淹与吕夷简,但吕夷简虽然权势颇盛,要处理范仲淹也无法绕过仁宗这一关。因此要深入理解这一事件,我们更需要关注宋仁宗的动向。欧阳修曾形容范仲淹被贬是“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11],但欧、富的碑铭仅记述宋仁宗因为吕夷简与范仲淹相互攻击,最终选择了支持吕夷简,而略过了仁宗的心态问题。范仲淹是如何“忤”了仁宗之“意”的呢?、通行的解释将仁宗的这一决定解释为对吕夷简的宠信,也有学者将之归结为仁宗保守因循的政风[12],田况则称这是因为吕夷简及其党羽的诋毁导致仁宗怀疑范仲淹“离间大臣,侥幸进取”[13],总之都是采纳了通行的逻辑,仅将宋仁宗的决定视为对范吕之争的回应。

   考诸史料就会发现,大概田况所言更贴近仁宗当时的心境,但仁宗并不单是从范吕二人之争的角度来认识这一事件的。那么,在范吕之争的内容以外,宋仁宗又是如何看待范仲淹与景祐事件的呢?他最终选择贬黜范仲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针对高层人事安排以至于皇位继承问题发表的言论,在他眼中有着希合求进之嫌,引起了其猜疑与不满。本节就将从对范仲淹被贬罪名的考订与分析入手,结合范仲淹的举动与当时的高层政治形势,来探讨宋仁宗贬黜范仲淹的内情。

   这里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范仲淹被贬的罪名是什么?《长编》在记述此事时称吕夷简“诉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14],范仲淹由是被贬,似乎“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即是他的罪名。很多当代研究未曾对此表述作以认真考察,便沿用了李焘的说法,将此作为范仲淹的罪名[15]。但是,《宋会要辑稿》则称范仲淹被贬是“坐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有荐引,知府区断任情故也”[16],其语与《长编》类似,但表达的意思又有明显的差异。会要本属官方资料汇编,其记载当更加原始可信。事发后一些人的记载也可以印证,《宋会要辑稿》中所记载的范仲淹的罪名,更接近景祐三年朝廷贬谪范仲淹的敕令原文。

   《儒林公议》记载了高若讷缴进欧阳修书的章疏,其开头便称:

   伏睹敕榜节文范仲淹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自荐引,及知开封府以来区断任情,免勘,落天章阁待制,知饶州,及谕中外臣僚等事。[17]

   田况为范仲淹、高若讷同时代人,其所载高若讷章疏,主体内容与《长编》所载一致,仅在个别细节上互有详略不同,当可采信[18]。前引文字不见于《长编》,可能是李焘以其为奏疏开篇套语而将之略去。其中所谓“敕榜”,指的应当是五月丁亥(十日)所出敕榜。范仲淹于五月丙戌(九日)被贬,次日朝廷即出敕榜戒谕百官。不过,高若讷所引“敕榜节文”中“谕中外臣僚等事”应即现存的戒越职言事诏书内容[19],“知饶州”之前的部分则不见于此诏。应该是当时榜示的除了这一诏书之外,还包括朝廷为贬谪范仲淹事所下敕文[20]。同一时期,尹洙自劾为范仲淹朋党请求降黜的章疏也称

   臣伏覩朝堂牓示范仲淹落天章阁待制知饶州敕辞,内有“自结朋党,妄有荐引”之言。[21]

   明确提及,“自结朋党”等语出自贬范敕辞。高若讷与尹洙当时均在朝为官,应该都曾亲见这一敕榜,其所言也能相互印证,并与《宋会要辑稿》记载契合。因此,可以认定,《辑稿》中所载的“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有荐引,知府区断任情”即是景祐三年朝廷贬谪范仲淹的敕文中给他所定罪名。

   通过这一罪名,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仁宗的态度。通行叙事通过对范吕矛盾的描述,一向强调“离间君臣”,即对吕夷简专权营私的攻击,是范仲淹被贬的主要原因。但事实是否完全如此,需要我们对其他罪名一一加以分析。

相比《长编》,《辑稿》中的罪名多了一条“知府区断任情”。史料中也提到,范仲淹知开封府期间与负责纠察在京刑狱的胥偃之间发生过矛盾,后者曾“数纠仲淹立异不循法”[22]。可见所谓“区断任情”,应该是指范仲淹在审判刑狱的过程中依据自己的判断而非循守常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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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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