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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政治过程与历史书写——景祐三年范仲淹被贬事件发微

更新时间:2019-12-14 10:43:43
作者: 杨光 (进入专栏)  
这在当时因循守静的政治风气下,确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但在这方面,范仲淹并没有犯下足以获罪的重大失误,他与胥偃争议的问题在仁宗看来都是“情轻者”[23],只要稍微进行警告即可,虽然可能给他造成不好的印象,但还不至于成为促使其贬黜范仲淹的决定性因素。

   范仲淹罪名中“言事惑众”这一提法,似乎与《长编》所谓“越职言事”的表述类似,然而“越职言事”强调的是越职进言的行为,“言事惑众”则侧重言论造成的不良后果,二者惩戒的对象其实有着显著差别。景祐三年五月初,范仲淹曾经进言,建议营建洛阳以备缓急。他自言进献此奏是因为“近亲奉德音,以孔道辅曾言迁都西洛,臣谓未可也”[24],可见仁宗还是同范仲淹就迁都问题有过探讨的。仁宗也曾经以范仲淹的一些言论咨询吕夷简,可见仁宗还是比较重视范仲淹的意见的[25]。因此,虽然时常有人认为范仲淹的进言是“邀名”之举[26],但仁宗还是将范仲淹的进言视为兼听广纳、防范壅蔽的一种方式,后者超越本职范围频繁进言的行为本身并非仁宗对其不满的主要原因。“言事惑众”的罪名表明,仁宗所警惕的其实是范仲淹之言论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这种后果也不单是“离间君臣”而已,其核心实际在于“朋党”问题。

   前此,受欧、富等人记述的影响,学者并未将范仲淹被贬的结果与其交结朋党的问题联系起来,似乎“自结朋党,妄有荐引”仅仅是吕夷简对范仲淹的栽赃。范仲淹本人可能并无此意,但联系到当时高层的实际状态,这些话语应当反映了仁宗的真实观感。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先要说明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第一,“自结朋党”之语的含义;第二,仁宗以为范仲淹试图交结的是哪些人。

   敕辞中的“自结朋党,妄有荐引”一语,看上去似乎与“荐引朋党”意思相同,但应当注意的是这“自结”二字。“自结”即主动交结之意,在宋代特别是诏令的语境中一般用在“自结人主”一类的表述中,表示其主动向君主进言,并因此得到了君主本人的赏识[27]。除去这一处外,史料中再不见宋人有类似“自结朋党”的表述。那么,“自结朋党”一语应当如何理解呢?在范仲淹被贬之后,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朝廷以党附仲淹的名义外贬,这些举动使得范仲淹与这些人交结朋党的看法在其后许多年里深入人心,甚至影响到“庆历新政”的成败。因而后人在看待范仲淹的“自结朋党”之罪时,也会想当然地认为此处所称的“朋党”,就是欧、尹等与范仲淹志同道合的士大夫。但这种想法是因果倒置的:党附范仲淹是景祐事件发生后,余、尹、欧等人论救范仲淹时所获罪名;反过来,率先被黜的范仲淹是因为同这些小官相互勾结而获罪的吗?就仁宗对范仲淹问题的关注点来看,这一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从仁宗自身的言行中,可以发现他在景祐事件中所关注的一个重点,其实在于高层人事。在范仲淹被贬后不久,时为同知枢密院事的韩亿曾上言,试图撇清与范的关系。此事的起因,据称是韩亿“昨蒙宣谕范仲淹尝密荐臣”[28]。这句话透露了两条重要信息:首先,范仲淹曾经向仁宗密荐已经位居执政的韩亿;其次,韩亿是听仁宗提起这件事的。仁宗另一次向宰执提起有关范仲淹的话题,是在宝元元年(1038)。其时吕夷简已罢相一年有余,很多人都称赞范仲淹,于是仁宗降劄至中书门下称

   向贬仲淹,盖以密请建立皇太弟侄,非但诋毁大臣。今中外臣僚屡有称荐仲淹者,事涉朋党,宜戒谕之。

   于是是年十月,朝廷再下诏戒百官朋党[29]。仁宗主动向宰执提起这两件事,透露出他在景祐事件中对范仲淹向上交结某些宰执大臣乃至宗室这一问题的关注。

   在贬范问题上,仁宗曾受吕夷简很大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诸如密荐宰执、密请建皇太弟侄等事,恐怕也不是在事前便可轻易为宰相获知的消息。范仲淹在这些事情上给仁宗留下的印象,应当还是主要来自仁宗自己的认知。北宋前期君主多致力于维护高层政治力量的平衡,以树立自身权威,同时整饬“风俗”,抑制“浮薄”“侥幸”[30]。君相眼中所谓“侥幸”之人,最主要特点一是喜好“生事”,二是务求速进,而君主更警惕的是后一种行为。因为在君主看来,这些人要迅速晋升,就可能会勾结一部分身居高位之人,去攻击另一些宰执大臣,以求其同党在巩固权力的同时提拔自己。这种做法满足了他们的一己私利,无疑不利于君主对高层人事的控制,一旦被发觉往往会受到严惩。如宋太宗时期,知制诰胡旦交结枢密副使赵昌言等人,嗾使布衣翟马周进言攻击宰相李昉导致后者被罢,但当事情查明后,胡旦、赵昌言一伙也遭太宗重贬[31]。在处理景祐事件时,仁宗应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将范仲淹视为“侥幸”之人了。

   仁宗虽然不如太宗一样强势,却也在小心维护着皇帝的最高权威[32],而对宰执高官交结朋党、分立派系的问题十分敏感。庆历元年(1041)参知政事宋庠、枢密副使郑戬、权三司使叶清臣与权知开封府吴遵路一并被罢,正是因为四人为同年进士,关系要好且“并据要地”,又与首相吕夷简政见不同,被认为有朋党的嫌疑[33]。言者于进言之际排挤一些宰执高官而交结另一些高官,也为仁宗所警惕。如庆历六年,监察御史唐询与宰相贾昌朝有亲,又在后者与参知政事吴育矛盾激烈的情况下攻击吴育,于是被仁宗罢言职外任[34]。显然,唐询被罢的原因,正是在宰执内部存在矛盾时附和其中一方,被仁宗认为有依附大臣之嫌。后来唐介因弹宰相文彦博被贬,虽然主要由于其语牵涉张贵妃惹怒了仁宗,但他一面攻击文彦博、一面举荐富弼为相的做法也深触仁宗之忌[35],因而“诋欺元宰,引荐外臣”也是其被贬的重要罪名[36]。仁宗对景祐事件的态度,与对以上诸事的处置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从仁宗对韩亿的话语中可以感觉到,他并不是孤立地看范吕之争,而是将之与高层政治动态联系在了一起。范仲淹被贬前为知开封府,不仅职务重要,而且是所谓“四入头”之官,理论上已有迁为执政的可能[37]。因此,从君主的角度来看,范仲淹有可能为了升入二府的动机去交结政要。而当时的二府宰执,除去首相吕夷简,还有次相王曾,参知政事宋绶、蔡齐、盛度,知枢密院事王随以及同知枢密院事韩亿、王德用[38]。数人之中,王曾一直非常欣赏范仲淹的才能,后者早年的晋升与王曾的赏识与助力是分不开的[39]。蔡齐则是范仲淹同榜进士,亦与之友善。蔡齐于宝元二年去世之后,其墓志铭便是范仲淹所作[40]。在范仲淹为蔡齐所作祭文中,还曾经回忆起景祐二、三年间的情景:

   近年京师,密仰淸风;立朝礼隔,报国心通。忧愚之直,悯愚之忠。愚贬未还,公出而终。[41]

   可见当时蔡齐与范仲淹虽“立朝礼隔”,但还是了解彼此的心曲,说明私下还是有所来往的。再加上范仲淹曾经密荐过韩亿,他在宰执中的人脉不得不令仁宗生疑。同时,王曾在景祐二年入相以后,与首相吕夷简一直有矛盾,史称“夷简专决,事不少让,曾不能堪,论议多不合”,而参知政事宋绶与吕夷简友善,蔡齐则“议事间附曾”,于是到了景祐四年四人被一并罢免[42]。在二相失和之际,范仲淹却出面批评与其关系较差的吕夷简。因而也无怪仁宗会怀疑,范仲淹是靠攻击吕夷简来交结另一些宰执,以求进位。

   有人可能会觉得,范仲淹曾“密请建立皇太弟侄”一事是仁宗为了回护吕夷简而想出的借口,但笔者认为此事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景祐元年八九月间,仁宗曾经大病一场,病情一度非常严重,以至于“人心忧恐”[43]。朝廷内外所担心的,不仅是仁宗个人的安危,更致命的问题是,仁宗到此时已经二十五六,但一直无子。所幸仁宗终于病愈,于是第二年,他将宗室赵允让之子宗实(即后来的英宗)接入宫中抚养[44]。从范仲淹这边来看,出于直言无忌、以天下为己任的性格,他一向不避言皇帝家事,前两次被贬也皆因其言仁宗“母子夫妇之间”事[45],故他会在景祐三年进言“密请建立皇太弟侄”,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这种言论在范仲淹而言是出于公忠为国之心,却显然犯了仁宗的忌讳,导致了他的不满与猜疑,以至宝元年间仍念念不忘。且明道二年范仲淹任谏官时,即有人称“谏官阴附宗室”引起了仁宗的注意[46],只是其事被时相张士逊压了下来。李心传即推测,此事与三年后的景祐事件可能有一定联系:“岂谮者之言久已先入耶?”[47]景祐事件中仁宗对范仲淹“密请建立皇太弟侄”的态度,虽未必是因为“谮者之言久已先入”,但他对朝臣勾结宗室、干涉皇位继承之举的警惕则是一以贯之的。

   综上所述,贬范敕文中提到范仲淹意图交结、荐引之“朋党”,指的应当是一些宰执、宗室等要人,“自结朋党”这一罪名反映出仁宗对范仲淹语涉高层人事的猜疑与不满。对范的这些行为背后可能存在的交结大臣、希合求进等意图的怀疑,当是促使仁宗决心贬黜范仲淹的核心原因之一。范仲淹贬知饶州的告词称其

   每因进对之时,屡谈时务,姑挟谋身之利,辄兴摇众之端。离间大臣,历加诋毁;交结在位,阴有荐论。勤形危害之言,居显比周之迹。[48]

   这里所谓“挟谋身之利”正是“侥幸”之人的品质。而从“离间大臣”与“交结在位”对举的形式,再联系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则这里的“在位”很可能并非泛指大小官员,而是偏指宰执高官——韩亿即是范仲淹曾经“阴有荐论”者之一。“言事惑众,离间君臣,自结朋党,妄有荐引”之罪至此便能够完全讲通了:所谓“言事惑众”之事,正如通行观点所认为的,指的是他的一些激进改革的政见;“离间大臣”指的是其攻击吕夷简,这一举动与“妄有荐引”的行为,都是范仲淹“自结朋党”的表现。

   曾在真宗朝任御史的刘平,在上给仁宗的章疏中论及范仲淹抨击吕夷简之事时称:“此必有要人指授仲淹辈,欲逐大臣而代其位者。”[49]虽然这一论调古往今来一直被视为小人之言,但这一逻辑确实符合高层政治人物的心态,仁宗可能也有过这种怀疑。不过,仁宗最终还是对宰执展现出了信任,不仅对韩亿进言“优诏答之”[50],也没有追究王曾、蔡齐等人与范仲淹的关系。密请建立皇太弟侄之事,他也只是对中书宰执言及,从未在公开的诏令中提到过。这一切反映出,仁宗虽希望借贬黜范仲淹警示大小臣僚,但并不想借景祐事件扩大打击范围,导致内外人心惶惶,甚至引发高层人事变动。故而敕文要强调范仲淹是“自结朋党”,主动地交结要人,责任全在他一身。

   以上我们分析了仁宗在景祐事件中的心态。从仁宗角度来看,景祐事件的性质不仅如通行观点所说,是对范仲淹政见之压制,同时也包含着对范仲淹交结宰执、宗室之行为的打击。这一结论当然不否认范吕之争是范仲淹被贬的导火索,但仁宗贬黜范仲淹并非仅因听信了吕夷简的“谗言”,而是自身也已猜疑范仲淹有“侥幸”之意,这是一个“人必先疑也,而后谗入之”的过程[51]。从范仲淹的罪名背后,可以看到一个为宋仁宗所猜忌、所防范的“侥幸”形象:屡屡进言、区断任情,正是喜好生事、卖直邀名的表现;密荐执政、攻讦大臣、请立继嗣,则是希合求进之举。这与我们从富志、欧碑中所见到的范仲淹形象截然不同。仁宗会产生这种观感,是受到北宋传统政治文化逻辑的影响,着意于范仲淹的行为对政局稳定与皇帝权威的影响。但仁宗并没有对外廷公开范仲淹“罪过”的具体情节,只是在诏敕中用一些官样文字作为理由。这些含混的罪名无法获得敬重范仲淹的士人的谅解,他们纷纷从自身对范仲淹的认识与对丁亥敕榜的理解出发,展开了营救范仲淹的活动,将景祐事件的后续发展引向了不同的方向,甚至左右了后世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三、景祐事件的后续发展与通行叙事的产生

仁宗对景祐事件性质的认定同今天对这一事件的通行认识大相径庭。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将目光放到景祐事件发生后的政治环境中去。仁宗和吕夷简贬黜了范仲淹,但却有一群与范仲淹相友善、敬重其为人的小官,不惧朋党之名,主动站出来为之发声。最终这些人均被朝廷以党附仲淹的罪名贬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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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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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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