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

更新时间:2019-12-14 10:36:54
作者: 王先明  
“洪门会数百年来之历史,一部民族革命史也。”坚持这一立场的中国革命史通常以太平天国为革命的开端,将其视为“一个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太平天国振臂一呼,实开民族革命之先声。”有的著作甚至在历史纪年上采用特殊形式,即全书分三编,第一编用太平天国“天历”,第二编用干支,第三编民国成立后始用“国历”。无论大学教师的课本还是中央陆军军官政训处的讲义,无论国民党政治宣传还是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史著作,诸多著作都将太平天国运动作为民族革命史的起点。

   “中国革命是反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构成此一时期中国革命史的主要叙事模式:“革命之结果是解决中国社会所必须解决的民主革命任务”;“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之新纪元的开端,然而结果也只能说是开端而已,满清政府虽被推翻,但是民主共和国没有建立起来”。据此而言,革命史就是一部近代史,“迨夫清帝进关,三藩并起于前,洪杨奋斗于后,皆属于种族革命继起者。……辛亥建国,则为民众革命之急进。虽曰获胜,然不得称为成功……正如孙中山先生所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也”。基于此,郑鹤声编著的《中华民国建国史》将中国革命史分为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

   显然,“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的革命史叙事及其分期,既是中国革命史兴起时期的主要立场,也是具有持久影响的史学认知。譬如1947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革命运动史》,也是在民族革命意义上将革命史划分为六个时期:太平天国革命为第一期(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期);辛亥革命运动为第二期(民族革命之初步完成期);自二次革命失败到国民党改组为第三期(革命运动势力的挫折期);自国民党改组至国民革命北伐完成为第四期(革命运动的再兴期);自北伐完成至民国25年两广统一及西安事变之解决为第五期(革命势力之统一期);自民国25年至抗战胜利为第六期(反帝革命期)。

   二是以国民革命为主线的分期。如萍水文编的《中华民国革命史》提出,“惟以民众的地位,记其事实之起迄”,将中国革命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秘密时代之革命运动、推翻满清之革命运动、讨袁运动、护法运动、北伐运动)。其他如贝华之《中国革命史》和张梓生之《中国国民革命史略》等均突出其国民革命特性。张著强调:“国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此孙中山先生遗嘱中所明切言之者也。”

   当然,即使基于国民革命立场,其具体的历史分期也不尽相同。譬如印维廉将太平天国视为近代革命之发端,由此开始“至国民革命军北伐止,已有七十八年。在此七十八年的革命运动中,我国先烈,烈烈轰轰,努力于国民革命”,可将革命史划分为九个时期:中国国民革命的第一时期是太平天国,此“乃中国国民革命的出发点”,其后中国革命分期依次为:义和团为中国国民革命的扩大点,辛亥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一步,“二次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二步,“三次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三步,“四次革命”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内革命的第四步,“五四运动”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外革命的第一步,“五卅惨案”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外革命的第二步,“国民革命军北伐”乃中国国民革命对外革命的第三步。略有不同的是,此著在强调国民革命的基础上又融合了民族革命的视角。

   三是以阶级革命为主线的分期。一般来说,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取向划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中国国民党“实现其主义之方式为国民革命。三大政策不过是本党实施国民革命的策略,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主义”。而“共产党所需要的革命是共产革命,革命的方式,是阶级斗争”。拉狄克的《中国革命运动史》就采用阶级革命史观,认为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而在中国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强大的民族革命运动。而且,“从整个中国过去的历史,我们以历史家眼光,可以看出中国国家发展有两种:属于地主阶级的地主国家,及属于农民阶级的农民国家。中国国家的发展完全是在这两种范围内的”。这部著作在当时被称为“世界历史学家开始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第一本书”。

   因此,在阶级革命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史分期自成体例。如《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中即以被压迫阶级反抗的历史事件形成革命史线索:一、平英团事件,二、太平天国运动,三、戊戌政变,四、义和团事件,五、辛亥革命,六、五四运动,七、五卅运动。在华岗的革命史论著中有着更加明确的表达:“大革命爆发之前二三十年间中国革命历史上有几个重要的环子。这个短短的革命过程,包含着原始的反帝国主义的农民暴动,有名无实的资产阶级反抗君主贵族的辛亥革命,学生平民反抗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的五四运动,血淋淋的工人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工农平民群众反抗买办阶级的镇压商团事件和促成国民会议运动”,“它们都是中国一九二五至二七年大革命的预演”。因此,中国革命的历史分期,与参与革命的阶级力量密切相关:事实上中国革命之中,在它最初的一阶段,不但有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也有豪绅地主阶级的“参加”。甚至在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进程中,豪绅地主性的军阀,居然也会在孙中山领导之下来“参加”革命。阶级革命的话语,构成其革命史论著的主导模式:“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的本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但是革命中的主力军却是无产阶级。”五四运动之所以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就在于“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它的社会势力”。

   此外,以农民运动史形成新的革命史分期,则体现在宋扬编著的《中国农村革命运动史话》中。这部著作立足于阶级革命立场,提出了“谁是历史的主人”的问题,进而断言“找到了历史的主人,也就找到了现社会的主人”。以此,中国革命的历史阶段当以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力量而形成,最终归结到“近代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新世纪的人民民主革命”。五四运动后,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无产阶级登上舞台,“中国革命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使中国的历史由此走向新程”。从此“农民运动由此推翻了已往的规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

   再次,关于革命史与民国史以及与国民党党史的关系问题。中国革命史形成之初,其主线即围绕着孙中山创立革命组织而展开。“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国民党史,前乎中国国民党,固然有革命运动,但没有任何一党作领导机关,终归失败,而成一种单纯暴动的陈迹去了,所以我们说,中国国民党史,才是中国革命史。”冯自由之《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在编写说明中提出:“国父肄业广州博济医院,以迄辛亥民国政府成立,历年二十有六。诸凡党人于国内外所组织机关……以洎关系人年时地所之类”为主体,以编年统其人与事,顺次记述。

   这一体例也成为诸多中国革命史的基本体例,如1943年出版的《中华民国建国史》以五大章分别叙述国民革命、国民党史、民国政局、党务与军务、政务等内容,并特别表明“本书编制,以总理所领导之国民革命为主体。总理倡导革命,以至今日,凡数十年,其革命历史,可以分三阶段:辛亥革命,推倒满清,为第一阶段;北伐完成,打倒军阀,为第二阶段;抗战建国,为第三阶段”。书中强调民国建国史即革命史,革命史即国民党党史,将国民党史与革命史、民国史统合为一体。在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说明中,这一理念得到肯定:“本会征求史料范围,不限于本党党史,而且包括国史的全面,俾为本党、为国家保全信史。”这一编纂体例在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一类的著述中传承下来,并且影响至今。黄季陆认为:“就中国历史断代分期的传统而言,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的显示之重大历史变革的意义,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为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主题,乃是自然而合理的一项事实……基于此一观点,我们所称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乃是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为主干,而以国民革命运动的全部历程为其范围。”

   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兴起与发展自成体系,开辟了一个完全不同既往的历史学学统。“中国五千年来,革命运动,无代蔑有,唯古无相当记述,是以博采旁征,研究益觉匪易耳。”

  

   三

   中国革命史的兴起和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逻辑。除上述极为简约的陈述之外,还有一个以革命史视角重构中国历史的演进取向,它是另一层面上的“革命史”的建构过程——它更突出地体现了“革命史”的理论与方法意义。

   首先,是将中国近代史建构为中国革命史的取向。“近代世界历史大部分记载着革命的历史;近世革命运动之爆发,大都由于民族民权及民生三大问题,不能得到适当解决而起,我们虽不能说各国革命运动的爆发,全是由此而起,但总不出这三大范围之外。”《近世革命史》即是以“三民主义”为主线的革命史体系,是最早形成的中国革命史书写模式之一。“本来近代政治的开篇,即是民族主义史的开篇,百年以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动,有意无意间,都以‘民族问题’为中心。”基于这一历史观,中国革命发生“完全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满洲政府的宰割之自然的结果,而其勃兴,又是以对内的种族革命为起点的。由对内的民族意识之觉醒,始进而为对外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因而,导致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史也是中国革命史的起点。该书其后的篇章就基于近代社会演进与民族革命展开的线索展开,贯穿了中国近代史即中国革命史的理念。

   以中国革命史来诠释整个中国近代史,革命史即近代史、近代史即革命史,是当时史学研究的主要趋向之一。从当时的一些大学毕业论文中可观察到这一历史观的影响。譬如一篇题为《中国近代史理论分析——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论文,就将近代民族危机的演进线索与革命运动的发展主线融为一体,建构了革命史即近代史的学理框架。其《绪论》中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这一段中国历史,应该从鸦片战争到全民抗战”,这一段历史分期,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化上看可以分为:(一)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成期;(二)甲午战争到九一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化期;(三)九一八到全民抗战,亡国的危机期。与此相应的则是革命历史进程,“从革命运动的发展上看,可以分为:(一)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二)辛亥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一阶段;(三)国民革命,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四)全民抗战,中国民主革命的第三阶段。”故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革命史。

   萧一山的《中国近代史概要》虽然以明清之际为第一章,以国际交通与西力东渐为近代史的开篇,但其对革命史的叙事却以“民族革命之倡导者”郑成功为发端。萧一山并不认同将“近百年史作为近代史”的观点,认为“这是不很合理的”,因为从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来看,“三百年以前,才是这个‘变局’的开端”。萧一山提出:“三百年以来,我们天天在民族解放运动中过日子”,因此“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这个“史心”就是统而贯之的民族革命的主线。就革命运动而言,其三个阶段不过是革命对象、领导者和口号的依次递进和发展,如下表:

   可知,萧一山持守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形成“就近代史实的演变而论,民族革命是有其一贯性和连环性”的学理认知,以此建构了这部著作的体系。这正是他自诩的“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民族革命史”。

其次,是以革命史的基本理念重构整个中国历史的取向。随着革命史研究取向的递进和革命话语的泛化,在史学领域中也呈现出“层累建构”革命史的态势,将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层累”地向前推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际,“研究中国革命史,有把台湾朱一贵的中兴会(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林爽文的天地会(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湖北、安徽、河南、湖南等省刘松、聂杰人、齐王氏们的白莲教(嘉庆元年,公元1795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各省的林清、李文成的天理教(嘉庆十八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19443.html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