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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权利与共同体——族群多样性的论辩及国家边界

更新时间:2019-12-12 21:06:42
作者: 姚尚建  

  

   摘要:从血缘、地缘到精神,共同体有一个变迁的过程。作为制度性的共同体,国家在公共治理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在国家治理的政治叙事中,或基于文化,或基于利益,族群的多样性同样伴随着国家的形成及其变迁。在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国家治理与族群治理无异;在民族国家及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基于族群的国家治理开始显示其内部异质性的特征,但是这种异质性总体上仍然体现为国家治理目标正义性与治理手段平等性之间的张力,体现为少数权利的差异性与国家治理整体性之间的张力。在少数权利生长的条件下,社会微观治理的权利本位逐渐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因此现代多族群的国家治理需要正视异质性与少数权利的存在,在公共治理的再平衡中体现目标一致性与政策多样性的融合。

  

   关键词:族群;异质性;权利冲突;治理平衡

  

   作者:姚尚建,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上海 201620)。

  

   目录:

   一、政治共同体的演进:民族、国家与权利

   二、权利扩张与现代国家边界内族群冲突的治理

   三、基于权利发展与族群融合的公共治理再平衡

   四、结 论

  

   人类社会发展是一部构建共同体的历史。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有一个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过程,“精神共同体意味着人们朝着一致的方向、在相同的意义上纯粹地相互影响、彼此协调……一种真正属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事实上,共同体是一个复杂而充满变化的概念,即使是从地缘共同体的角度,也起码存在着亚细亚模式、古代希腊罗马模式和日耳曼模式等三种类型,更不用说关于血缘、精神共同体的多样性了。但是从权利发展的角度,从少数到多数,从族群、家庭到国家,共同体的演变又有其内在的逻辑。

  

   “一般认为,古典古代国家之产生,是以私有制度冲垮血缘氏族共同体为其前提条件的……而中国古代在国家形成之后,氏族或宗族非但没有解体,还进一步加强了其中的组织纽带,成为国家统治之社会基础。”国家一旦形成,就始终伴随着政治目标与政治道路的争论:“任何一种特定民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取决于它的政治系统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李普塞特解释道,所谓有效性是工具性的,而合法性是评价性的。这一解释分析了国家发展的价值与工具之间的双向路径,也解释了现代社会的内部张力。金观涛同样承认,现代性包含两个要素:工具理性与个人权利,但是这种假设无法克服一个问题:“契约共同体建立的前提是立约的个人自愿,而在个人权利至上的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愿意走到一起建立统一政治共同体。也就是说,建立政治共同体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哪些人同意生活在同一政治共同体内,并让渡部分个人权利给该共同体呢?”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金观涛认为,在工具理性和个人权利之外,现代性还有第三个要素:立足个人的民族认同,也正是这三个要素建立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与这一观点异曲同工的是,政治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性诚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然而这类共识仍然存在一些反思的空间。虽然金观涛先生的三个要素回答了个人到国家的逻辑演进,但是政治学仍然需要充分论证,从个人权利到民族认同乃至民族国家的成立,那种保持整体性国家逻辑的政治边界是如何顺利过渡的,而如何化解个人权利、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则成为现代性构建的内在张力,并成为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需要面对的持续性问题。

  

一、政治共同体的演进:民族、国家与权利


   在政治学的一般意义上,如何构建与运作共同体是政治生活的主要使命。在现代政治学看来,民族国家无疑是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共同体。“将人类划分为不同的民族集团,乃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然而奇怪的是,至今尚无一致通论或标准规则,可作为民族区分的标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经典著述中,承认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是晚近出现的,而非宗教、语言、种族等社会要素的产物。他小心地阐述道:“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们认为,民族国家固然伴随着现代性的确立,但是,从雅典城邦到东方国家,从中世纪的威尼斯共和国到现代国家体系,那种植根于权利的国家意识一直存在,不过是在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权利的逻辑才具有显性的内容,并支持了民族国家与现代性的融合。

  

   首先,早期共同体的萌发:城邦政治与民族政治的一致性。无论是华夏古国还是雅典城邦,构建什么样的国家(共同体)成为政治学必须面对的话题。在东方,虽然存在着两个中国: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但是乡村社会依然有上升到城市社会的可能。在西方,当雅典城邦居于衰退之际,柏拉图仍然在思考何为正义的城邦,在柏拉图看来,正义的城邦建基于个体正义与国家正义的一致性,我们要“尽我们之所能建立最好的城邦,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个好的国家里会有正义。因此,让我们再把城邦里发现的东西应用于个人吧。如果两处所看到的是一致的,就行了。如果正义之在个人身上有什么不同,我们将再回到城邦并在那里检验它”。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个体与国家并不矛盾,国家与个体的价值一致性是国家整体性的内在秘密;同样在整体性的国家之中,隐藏着个体崛起的力量。

  

   在古代中国,公民长期是缺位的;雅典城邦,在人们成为公民之后,如何组成国家成为雅典城邦之后乃至启迪现代性的重要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凡是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即为城邦的公民;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一个公民集团。西塞罗实现了德性与理性的贯通,他模糊又不无坚定地指出了国家并非抽象的存在,“国家是一个民族的‘财产’(res pupuli)。但是一个民族并不是随随便便一群人,不管以什么方式聚集起来的集合体,而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这种联合的第一原因并非出自个体的软弱,更多的是出自自然植于人的某种社会精神”。

  

   在东方中国,“华夷之辨”逐渐消解了基于血缘、地缘的族群差别,形成了融合国家与民族的华夏共同体。在雅典乃至罗马共和国时期,民族与国家仍然处于融合之中,正如柏拉图所诘问的那样:“提尔泰奥斯,你赞扬的是哪类士兵,谴责的又是哪类士兵?他们打的是哪一类仗,使你高度评价他们?”在雅典城邦以来的古典政治学中,任何个体都必须生活在国家之中,国家对于个体的德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作为民族的财产则意味着公众的财产。在这一逻辑中,国家政治就是民族的政治,作为民族的共同体,国家在正义的分配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的《法律篇》存在的疏漏仅仅在于,柏拉图没有能够很好地区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承认个体与国家价值一致的前提下,国家治理是一个如何实现正义的问题。

  

   其次,早期共同体的形成:国家的扩张与内部的族群多样性。在早期城邦国家碎片化的时代,民族角色的隐身不难理解,只是在北方民族南下的时候,希腊城邦才结成了联盟,并逐步唤醒了同宗同文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说,虽然这种民族意识的唤醒并不妨碍北方民族离开后的国家间战争的重燃,但是民族集体权利的形成仍然支持了希腊作为国家联盟的正当性。在中国的同一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分裂了国家,也在秦统一中国过程中通过郡县制等制度安排,实现了国家与民族意识的融合。

  

   如果聚焦国家微观政治的话,国家之中包括了族群,族群之中包括了个体。因此早期国家应该赋予个体多少权利,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国家共同体形成的路径选择以及权利演变的结果。在雅典城邦,公民的权利并不充分,妇女、儿童乃至外来人口都不具备公民权,在罗马共和国,共和制度虽然被视为一种当然的制度,然而西塞罗也承认当个人统治被取缔以后,人们并不能迅速适应今天视为当然的权利:“塔奎尼乌斯被赶走后,人民以一种奇怪的方式享用着他们不熟悉的自由;一些无辜的人被流放,许多公民的财产被抢劫,引进了每年改选执政官制,人民眼前有了一束棍棒,不论什么样的诉求都获得了许可,平民中发生了分裂,以及,一言以蔽之,几乎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给予人民在所有事情上的全权。”

  

   如果立足国家宏观政治的视野,从国家与民族的关系角度,无论是雅典城邦还是东方中国,国家总体上是强势的。除了论述国家的起源,民族并不是被特别关注的政治话题。如果一定要强调的话,在中国,华夏民族建立的国家逐渐成为东方文化的中心;在雅典城邦时期,希腊人拥有发达国家的属性,并与其他“野蛮人”相区分,“野蛮人的土地似乎都与希腊人的海岸相邻;因为这些野蛮人远离全都不是以航海为生的民族,埃特鲁里亚人和腓尼基人除外,后者以贸易为目的,而前者是强盗”。在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正如伯利克利将军对于雅典政制的理解一样,多样性的论辩与其说是包含着族群的争论,更不如说包含着优良政制的争论,这就注定了类似的论辩并不能突破国家的范畴;同样,只要国家存在,这些不同的人仍然可以形成共同身份——国家公民,从而淡化族群的差异。在国家持续扩张中,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越来越多的“异族”成为国家公民,并获得新的共同体身份,萨宾人被罗马人击败后从而成为罗马公民并共享罗马权力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再次,早期共同体的推进:国家与族群的权利承认。国家的形成与扩张伴随着族群的融合,越来越多的族群进入了相同的国家,并通过权利的承认,从而开始了国家与族群的互构。在希腊城邦,族群的目标与国家的目标是趋于一致的,人们有平等的权利、类似的信仰。在国家内部,神圣与世俗的力量共同占据雅典到罗马的城市广场;在族群之间,人类社会寻求共同体的努力一直在持续。在东方中国,虽然公民意识长期缺位,但是秦以后的多数时间里,立国之初,国民都有平等获得土地等物资的经济权利;在唐以后,科举考试成为社会阶层升迁的重要路径。在世界范围内,如今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都是一个族群以上的政治共同体。

  

   同时,由于国家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双重扩张性,国家与族群的互动也给国家治理带来不确定性,例如在柏拉图看来,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族群的差异显然是存在的,因此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结合在一起,反之,最坏的与最坏的要尽少结合在一起。最好者的下一代必须培养成长,最坏者的下一代则不予养育,如果品种要保持高质量的话;除了治理者外,别人不应该知道这些事情的进行过程”。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别而不是权利来进行族群差异分析,柏拉图所埋下的苦果注定在后世不停发芽。

  

从血缘、地缘到精神,从家庭、族群到国家,共同体的形态呈现不同的形态,权利的生长也给国家与族群的关系带来变数:在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中,人们对于国家的服从很少被从族群权利的角度加以理解;但是在多族群的国家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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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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