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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权利与共同体——族群多样性的论辩及国家边界

更新时间:2019-12-12 21:06:42
作者: 姚尚建  
”因此,即使从多元主体的文化基础出发,不同族群融合的伦理支持也有所不足。

  

   仍然回到语词的角度,霍布斯鲍姆通过对历代西班牙皇家学院词典考证后发现:“‘国家’‘民族’及‘语言’等词汇的现代意义,要到1884年才告出现。”这一词语发现,强化了前文的论证,即用一个晚近的现代性词语来论证族群的历史性分离与融合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文化连续性演进的时期,既要承认族群的差异性存在,也要承认国家有一个现代性转换的过程;既承认族群融合的伦理性前提,也承认国家体系内族群融合的制度性规范。

  

   其次,族群权利的发展与现代性反思。如果说族群融合的伦理视野有所不足,那么在政治学的视野中,基于权利发展的视角,道德规范向法治的过渡是明晰的。在金里卡那里,“少数族群的权利,事实上是族群差异权利。族群差异权利的主体,可以是族群集体,也可以是个体,但这里的个体是作为族群组成成员的个体,而不是作为公民的个体”。因此,族群差异性权利是存在边界的,这种个体差异是建立在承认国家的基础之上的。

  

   从族群治理的层面,在原生论者看来,对本民族的认同具有高度的排外性,这使得两个族群之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古老的仇恨”(ancient hatreds);但是从文化共生论的角度,当移民社会成为一种普遍社会形态时,维持这种古老的仇恨则非常困难。事实上,“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国家治理与族群发展都需要正视那种传统的观念与现代认识的片面性,事实上以任何一种单一思维描述社会演变的逻辑都将遭遇挑战。

  

   在现代性构建过程中,族群的差异性权利往往被视为异端,甚至在鲍曼看来,正是现代性使种族主义成为可能,甚至是一种需要,“一个宣称成就是人类价值唯一衡量尺度的时代,需要提这样一种理论,以便在新的、跨越界线比以前更加容易的环境下来划分界线和维护界线”。当特定族群承担着社会失衡的代价的时候,社会也就进入了更为严重的、新的不平等之中。也正是基于以上的弊端,1991年,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共同价值观包括五项内容:国家至上,社会优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这一白皮书摆脱了现代性的困惑,在国家的边界之内,不同族群以相互承认的方式重构了文化传统,也维护了国家的整体性。

  

   再次,公共治理中族群“缺场”与“在场”的再平衡。伴随着差异性权利的保护,族群的文化边界及其维护边界的方式是公共治理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同时,我们如何维持边界事实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边界:在中心边缘主义理论看来,政治中心与边缘是客观存在的,并可能把一切少数族群的文化认同和公共权利推向边缘,无论这些族群身居区域中心城市还是边疆牧场。吉登斯承认,现代社会(民族国家)都有着被明确限定的边界,“但是所有这些社会都被一些纽带和联系交织在一起,这些纽带和联系贯穿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体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之中”。因此,这种现代社会的变迁是传统社会的公共政策制定者难以设想的,在公共治理中,任何以特定时间和空间、以特定族群文化作为其他族群发展普遍目标的公共政策势必存在着一定的局限。

  

   同时,无论是公共治理还是族群生活,总是伴随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社会生活总是受到“在场”(presence)的支配,在前文提及的土家族“五龙”“六龙”节庆中,公共治理就是基于“在场”而推行的,但是“现代性的降临,通过对‘缺场’(absence)的各种其他要素的孕育,日益把空间从地点分离了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在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域,历史上和正在进行中的人口地理空间性转移日益频繁,社会的生活的“在场”与“缺场”彼此交织,既形成新的社会空间,又形成公共治理的新的难题。

  

   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由于国家的天然垄断性和国家政治职能的优先性,国家在公共治理过程中承担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双重责任,但是历史传统、文化共识与宗教情感等同时构成了少数族群身份认同的基础,这种多数与少数的差异性,必然影响着既有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效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公共治理的“在场”与“缺场”并不矛盾,总体上说,作为公共治理的主体,国家和族群并非对立——族群不是现代治理的对象,族群是现代治理的主体。在上述的土家族案例中,族群治理仍然是一种“在场”的公共治理,在相似的文化空间里,族群实现了文化认同,并在此基础上化解了族群内部的冲突,促进了族群的融合。

  

   西塞罗曾经陷入了法律的沉思:“既然法律是团结市民联合体的纽带,既然由法律强化的正义对所有人都相同,那么当公民之中没有平等时,又能有什么正义使一个公民联合体被拢在一起?如果我们不能同意平分人们的财富,并且人们固有能力的平等又不可能的话,那么至少同一国家的公民的法律权利应当同等。因为除了一个公正的联合体或合伙之外,国家还能是什么呢?”这一思考同样使达尔感到困惑:“因为其他条件的不平等,如果一个民主政体的公民在控制政府的权力方面也不平等,那么又是谁在真正地进行统治呢?”这种沉思在今天看来是可以清晰地回答的,无论是哪一个联合体中的个体,在国家形成之后,都拥有了国家赋予的公民身份,这一身份延续了自然法以来的权利扩张与发展的逻辑,“作为公民拥有的公民权利与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的人权,既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又存在明显的不同,但两者作为一系列权利的集合,必然要求相应的主体承担义务”。现代国家是个体通过权利让渡而形成的共同体,因此,在承认差异性权利的同时,也确认了权利保护中的国家义务。

  

四、结 论

  

   从个体到族群,从族群到国家,共同体的演进遵循着权利萌发与发展的逻辑。从权利的保护来看,国家并不天然与族群对立,相反,在多族群的国家中,权利的共生性、差异性促进了公共治理的丰富性。正是权利而非权力的生长,正是具体的权利而非抽象的观念,成为现代政治的基础。个体权利催生了社会权利的生长,差异性权利促进了多元化的治理,多元社会体系的重要特征就是以相互确认的权利实现社会整合,而法律正是这种权利确认的制度性表现。

  

   在制度转型的特定时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深入,少数族群的权利扩张与发展也会对国家权力结构和政治过程形成压力,这就要求公共治理能够正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需要正视压倒性的、多元化的权利诉求;同时要认识到,族群不满的背后,更多的是基于权利的主张,而权利主张正是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此外,我们应该认识到,国家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也是权利共同体的表现形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族群与权利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对国家边界的凌越,随着基于平等的类似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政策的逐步推出,族群之间的权利差异日趋缩小,族群与国家的融合将更加稳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高度融合的国家,国家的历史也是不同族群融合的历史,尤其在近代以来,在共御外侮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形成了自发的国家认同与共同价值,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财富。但是也要看到,由于历史与区域差异,不同族群发展水平也差别很大,公共治理需要正视区域之间、不同族群之间的权利差距,通过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通过弱势族群的权利提升,从而实现族群的共同发展,实现国家从政治共同体到权利共同体的跨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权利平衡及其实现途径研究”(14BZZ08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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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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