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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尚建:权利与共同体——族群多样性的论辩及国家边界

更新时间:2019-12-12 21:06:42
作者: 姚尚建  
差异性往往以权利的方式加以表现。如果说在雅典城邦以来的前现代政治中,大大小小的国家还没有开始面对不同族群的身份觉醒,也无法直面不同族群的外在冲突,那么在现代政治中,在权利紧张的背后,族群身份与国家边界的张力开始成为需要面对的重要话题。

  

二、权利扩张与现代国家边界内族群冲突的治理


   诺伯托·博比奥(Norberto Bobbio)强调:“自然权利是历史性权利。它们与‘社会’的个人主义观念一起,出现在现代历史的开端期。它们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人类历史是一部权利的扩张史,在国家之前,权利体现为基本人权,在国家之后,权利体现为公民权利;人类政治发展史也是共同体的探索史,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在国家的框架之外还是在国家体系之中,不同的族群时而彼此共生,时而互相排斥,甚至形成族群冲突。从权利扩张的视角,族群冲突往往伴随着权利主张,并持续挑战国家的权威;而从国家管控的立场,族群冲突是一种社会事件,必须遵循国家的刚性约束。具体而言,在民族国家形成中,族群冲突多被理解为国际政治,在民族国家建立以后,族群问题则逐步内化为国内政治,并受到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

  

   首先,国家角色与族群冲突的多维视角。盖尔纳(Ernest Geller)承认:“给民族下定义,要比给国家下定义困难得多。尽管现代人往往把中央集权国家(尤其是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他无须费多少气力便会认识到它的偶然性,想象出一个没有国家的社会情景。”盖尔纳显然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民族问题,但是族群形成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基因,这种差异决定了族群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历史与文化合法性,正是这种差异,使世界范围的族群冲突既可能在一国内部发生,也可能在国家之间发生。在2005年发生的20场规模较大的武装冲突中,就有15场属于族群冲突。

  

   对于族群冲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三大理论范式:本质主义、工具主义和建构主义。本质主义强调族群与生俱来的仇恨,但它无法解释族群和平;工具主义强调政治精英对族群民族主义的操纵,但它无法解释这种操纵为何能够成功;建构主义则强调族群互动所建构的敌意,但它无法在冲突发生之前预测这种敌意。从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入手,国内学者则认为,在一国内部的族群冲突中,两个因素可以引发国家内部族群之间的紧张:一是经济开发进程中族群之间竞争国家资源;二是国家权力被某一个主体族群所控制,从而可能引发其他族群的政治反应。不同于国家权力指向的逻辑一致性,从经济视角来看,有学者以石油为例,认为石油资源之所以会加剧族群冲突,主要有四种不同的解释路径:一是“贪婪”(greed)假说或“分离主义激励机制”(separatist incentive)假说;二是“怨恨”(grievance)假说;三是“弱国家”(weak state)假说;四是“劫掠”(looting)假说。从政治家到经济,从权力到权利,族群的冲突与国家的边界形成了交织,从而形成族群之间、国家之间、族群与国家之间的多维冲突。

  

   其次,权利扩张与国家族群冲突的内在张力。族群冲突的内在动力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仍然在进行努力的探寻。我们认为,权利的发现与扩张并不会自动随着现代国家的出现而消失。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权利的持续性扩张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使人们普遍反思国家这一共同体的道德正当性。从族群权利的视角,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分野看,立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现代国家起码要直面两类权利:民族自决权与社会差别权。对于前者,卡尔·威尔曼(Carl Wellman)尖锐地指出,民族自决权是一揽子的权利,是多个本质上相关权利的统称,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权利;同时,“民族的权利”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这些相关但不同的构成性权利能够被不同的个体凭借其不同的能力所享有。从后者看,少数人的差别权利是“定位于一种要求国家履行各种积极义务,以满足文化少数群体的成员能够实际地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

  

   政治自决与文化差异体现了权利的差异,也体现了族群权利分析中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视角。据统计,从1900年到2007年,民族分离主义催生了25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新国家。而更多潜在的、以国家建立为目标的族群独立运动仍然在进行之中。针对权利在国家与社会领域中的双重扩张,滕尼斯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国家具有双重性:国家是普遍的社会的结合;国家还是社会本身。二战以后,民族国家的建立获得了普遍的合法性支持,不同族群共享国家权力成为普遍现象。但是国家作为生活的结合体毕竟是通过一种强制的力量加以实现的,只要族群分歧仍然存在,无论是以塔盖夫所说的哪种形态出现,无论这种分歧横亘在族群之内、族群之间还是国家之间,族群冲突仍然可能以激烈的形式撕裂已有的政治框架,从而可能形成族群与国家的双重边界和内在冲突的张力。

  

   再次,族群冲突的国家边界:中国的遗产及其转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国家建设与族群发展也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内容。族群冲突的理论范式伴随着不同的假设与深入发掘,从社会心理到制度建构,从集体怨恨到资源争夺,这些理论逐步被引入中国,或多或少地被用来解释中国族群发展;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在这种理论解释中,普遍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匹配性则往往被忽略。在中国大一统的国家整合中,与国家认同相比,族群的认同往往是第二位的。强势的国家逻辑从王朝的正当性来论证族群认同的合法性,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历史既是一部不同族群的文化融合史,也是一部相对封闭的国家建设史,在这一历史中,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从两个方面夯实了帝国的基础,也给族群身份提供了逻辑前提:“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纵观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的历史,这个民族政治理论……兼顾了问题的两方面:一是将帝国遗产转化为‘多民族国家’;二是将现代民族国家的理念寄予在‘统一’两字里。”

  

   因此在中国,一直拥有大一统的政治传统,多民族的社会基础与统一的国家之间存在趋于一致的政治逻辑。尤其是近代以来,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争中,在现代化建设的共同努力中,中国境内各民族形成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强调:“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并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因为这些加在一起的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与道义。”费孝通的解释回答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融合过程,也回答了各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性后果。在1949年之后,基于宪法等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安排,各民族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依托传统国家刚性边界约束的民族共同体走向了基于共同生活的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的成长过程中,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互相实现了身份的确认与权利的保障。

  

   在国家的边界确认之后,族群的冲突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意义。有学者从土家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五龙”“六龙”入手调查,发现这一传统节日不仅为族群文化营造了集中展演的文化空间,强化了共同起源的意识;另一方面,这一节日也承认族群内部村落、宗族的边界,使族群内部的冲突仪式化、戏剧化,使之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从而维护了族群整体的均衡和完整。因此,这一文化传统并不否认村落和宗族的内在差异,文化仪式的象征意义首要目标就是把这种被承认的差异控制在共同的族群认同之内。

  

   从东方到西方,从雅典到现代社会,从城邦到民族国家,对于共同体的探索日益深化,族群共同体与国家共同体开始成为人类社会两种显性的现代性后果。无论是国家之中还是国家之外,族群冲突形成政治动荡的一个因素。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公共治理已经无法忽视不同族群的权利主张,国家治理的政策失衡有可能被理解为主体族群对于少数族群的权利忽视。在东方中国,长期以来坚守的“华夷之辨”开始受到近代史以来族群权利觉醒的挑战,在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建设中,56个民族彼此依存,并形成基于共同命运、共同生活的权利共同体,而这成为国家与族群关系调整的内在动力,也成为世界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中国经验。

  

三、基于权利发展与族群融合的公共治理再平衡

  

   现代社会是权利的共同体,由于这一共同体承认差异权利的存在,因此现代社会伴随着权利发展的治理反思。安德森曾一度陷入深刻的焦虑,“在西欧,18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思考模式的衰退。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代的黑暗”。安德森出生的1936年,正是滕尼斯逝世的那一年。其实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已经消解了安德森即将到来的困惑。滕尼斯总结道,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时代,即在一个共同体的时代之后,紧跟着一个社会的时代。“共同体的时代通过作为默认一致、习俗与宗教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社会的时代则通过作为协定、政治与公共舆论的社群意志表现出来。”也正是在社会的时代里,滕尼斯这样区分道:“大城市的生活=协定……民族的生活=政治……政治的真正主体则是国家。”也就说,当基于血缘、宗教等共同体已经演变为基于契约的国家之后,伴随着权利发展,宏观的民族政治已经逐步演化为微观的公共治理,而促进族群的融合则成为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

  

   首先,族群社会融合的伦理视角及其不足。当族群进入国家之后,族群治理就必须面对国家的治理。不同的族群可以在国家内部实现融合,从而论证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在美国社会学家戈登看来,同化过程分为七个阶段,分别为文化或行为同化、结构同化、婚姻同化、身份同化、观点接纳同化、行为接纳同化与市民同化。借助这一判断,我们认为族群融合就是基于族群的文化或行为同化基础上的结构同化、身份同化、婚姻同化、观点同化与市民同化。在族群的研究中,往往对应着一种文化的理解,“事实上,所有的人类学推理都是基于文化差异是不连续的这种假设。也就是说,既存在着本质上共同分享共同文化的民族集合体,又存在着把每种这样的独立文化与所有其他文化截然分开的相互关联的差异”。因此,当我们讨论族群融合时,其实是在讨论族群的文化边界与文化进程是否连续的伦理性话题。

  

从语词意义的维度,“伦理一词源于希腊语中的‘民族精神’(ethos),原意是指社会习惯;而‘道德’(morality)一词源自拉丁语的词根mos或mores,等同于符合社会习惯的道德行为”。这一词语的变化侧面论证了族群活动的有限性及合道德性,但是这一词语无法支持,当国家走向近代之后,当不同族群纳入同一国家内部之后,那些庞大的国家如何借助伦理性的工具加以治理。肯尼思·J.格根(Kenneth J.Gergen)也发现:“多样化的道德标准为道德邪恶设置了舞台……主张铲除邪恶最突出、最致命的后果便是强化了不同关系丛(家庭、社区、宗教、国家、种族等)之间的壁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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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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