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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峰: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道文化东传问题

更新时间:2019-12-12 21:04:04
作者: 蒋立峰  

  

   摘要:中国道文化东传古代日本,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日本学者推出了众多研究成果,但主流观点是"教团道教未传到日本","天皇""神道"仅限于汉字"借用"而与道教无关,进而有意无意地否认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后对日本古代社会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作用。中国学者的研究基本上也是同样的路数。本文以解读、分析大量可靠的第一手史料为基本方法,认真分析这些史料所包蕴的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外在条件,总结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有说服力的结论。中国道文化经东北亚文化之路东传日本,不仅对日本民众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日本统治集团的执政理念和方法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道文化和儒文化、释文化共同成为推动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三大要素,对此理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关键词:中日文化交流; 道文化; 道教; 天皇; 神道; 四神兽

  

   作者简介: 蒋立峰,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文化主要包括道文化和儒文化两大部分。中国汉唐鼎盛于世,对外开放,颇受国际社会尊重,既与其强大的国力有关,亦有赖于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贡献,其中政治文化的贡献更占有突出的地位。中国因而对周边地区政治辐射力和感召力极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古代东亚政治秩序。日本则是众多学习中国的国家中最努力的实践者,中日古代政治文化交流因此成为东亚政治文化交流中最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并且对推动日本古代社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以汉唐时期文化交流为主要内容的中日古代政治文化交流进行深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曾熠熠闪光于东亚尤其日本的历史,对于当代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无疑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中日古代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以《老子道德经》和道家易学等阐述天、地、神、鬼、人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道文化,和以孔子学说阐述仁、和、礼、义、信为内核的儒文化,以佛学经典教义为内容的释文化东传日本三个部分。对儒文化、释文化东传,中日两国学者的研究既深且广,亦无大分歧;而对道文化东传,中日学者的研究则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分歧亦明显。本文即从中国典籍传播、日本史籍记录及四神兽壁画墓、日本神道等诸多方面对中日古代道文化东传日本问题披露一二管见,以供学界同人指正。

  

一 日本的中国道文化东传研究述评

  

   日本学界有关中国道文化东传的研究,首先必须提到日本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873~1961年)。津田从其所处时代的需要出发,站在大日本主义的立场上,反复强调日本经历了独自发展的历史过程,日本人和中国人是完全相异的两个世界居民,日本文化的发展也与中国文化的影响无关。津田在《支那思想与日本》(1937年)、《日本之神道》(1949年)等著述中指出,虽然过去日本知识界信奉和阅读中国经典,并以此为信条,但是这些来自中国的经典文本与源于日本的现实世界却相背离。因此,虽然日本也引入过道教内容,甚至包括“神道”这样的词语,但那不过是单纯的词汇输入,并没能在日本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并成为信仰。换句话说,日本尽管传入了一些道教知识,但并未传入道教这一宗教,所以,日本神道教与中国道教在本质上没有关联。同样,津田在《天皇考》(1920年)中提出,古代日本的“天皇”称号中完全没有中国的意味。至于《日本书纪》中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虽然也用了中国式的“天地剖判”这样的表述,也只不过是借用了汉字,字词虽然相同,但是并没有背后的、中国的宗教性意义。津田强调日本文化自身的主体性,认为中国文化包括道教在内,虽然影响到日本,在日本留下很深的痕迹,但那只是一些文字、文献上的“借用”,而不是根本性的影响。津田为与汉学派对抗,对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学术文化,包括中国的民族性宗教道教或道教教理神学抱有偏见,对西方近代科学文明却站在近代文化至上主义立场上崇拜备至。津田的许多观点可谓无视、歪曲甚至抹杀历史事实,在日本学界却博得众多的拥护者,令人遗憾不已。

  

   对此,另一著名学者福永光司(1918~2001年)持有不同的观点。福永认为,津田左右吉作为明治时代成长起来的东洋学者,由于心中有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自负,又处在日本越来越轻蔑中国的时代环境中,为了强调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独特性和优秀性而贬斥中国,对中国文化包括中国道教的评价很低。津田左右吉的命运说明,学术研究难免为政治“绑架”。黑田俊雄也认为,《日本书纪》确立的“神道”绝不是日本特有的,而是东亚三国共同的习俗性信仰,而作为宗教的神道教最终确立,应当在江户甚至明治时代。甚至有日本学者主张,日本古代的“神道”,本是综合了巫觋方法、记纪神话、祭祀仪式、物忌制度,加上官方制度性的资源,才逐渐成熟起来,至中世末期方形成体系化的神道教。

  

   针对津田主张的“天皇”称号“借用”说,也有很多日本学者从中国和日本文献中找到众多证据,说明中国道教对日本文化有着深刻影响,“天皇”称号不只是借用。黑板胜美《我国上代中的道家思想以及道教》利用《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文献与考古遗迹讨论道教在日本的痕迹;妻木直良《道教思想在日本》讨论了平安时代道教经典传到日本特别是《老子化胡经》传到日本的过程;小柳司气太《道教的本质及其给予本国的影响》更是直接谈论到这一话题。那波利贞在1952年发表的论文《关于道教向日本的流传》指出,道家思想传入日本应当在归化人时期,此后,至少在奈良末期道教传入,并与佛教结合(神佛习合),这时的道教仪式中,如四方拜、祀星、灵符神社、庚申信仰、司禄司命崇拜等,都已进入日本。窪德忠也在《日本的守庚申》中指出,根据奈良县的乡村调查,守庚申传统是由中国道教关于三尸的信仰而来,据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记载,在唐代日本与中国的这一风俗就完全相同了。中村璋八认为,“(尽管)带有建立道观与道士布教的教团道教根本没有传到日本来”,但5世纪前后,道教在江南已经合法流传,大量来自朝鲜半岛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归化人,确实会给日本带来道教的各种内容,特别是大和朝的归化人已经在中央与地方占据了重要位置,所以他们虽然并非道士,但是会传播道教信仰知识。

  

   但是,津田的“借用”说也得到众多的支持。中村璋八即认为,“日本使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东汉以后已被中国人当作民族宗教的道教所使用,但日本采用的‘天皇’这个称呼,在含义上和内容上,并非作为道教之神的‘天皇’,也不是知识分子的五行说和谶纬说中的‘天皇’,仅仅是采用了汉字而已”。另有福井文雅一直站在批判福永光司观点的最前线,故被称为“二福争论”。福井在《日本道教研究史和一些相关的问题》中,逐条反驳了道教影响说,认为虽然道教知识被日本“借用”,但是道教宗教却不曾“影响”过日本。因为道教和儒、佛不同,“从未有组织性地传来,也没有过祀奉道教神像的教团”,“天皇”之称也不能说是来自中国道教的影响。

  

   日本学界关于中国道教与古代日本的讨论,集中反映在日本道教学会机关刊物《东方宗教》第60号(1982年10月)、第61号(1983年6月)、第62号(1983年10月)上,值得关注。1日本经济社会学家森岛通夫在1982年出版了英文版《日本为什么“成功”》一书,1984年出了日文版,1986年出了中文版。森岛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十分明确:“道教在日本未能确立独立的宗教地位,而由神道替代。实际上,道教(在古代中国时常被称为神道教)在日本是以神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可以认为神道是经过伪装了的道教。”“甚至可以认为神道是道教的日本版,是道教和原始神道的结合;不过,原始神道对这种结合的贡献微不足道。”“实际上,神道即道教,鼓舞了国民精神。”“然而必须强调,中国的道教和日本的神道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后者发挥了把宗教的基本根据应用于日本人的忠诚心和爱国心的作用,而前者在中国则提倡人们应从公务中退休,并隐居起来,宁静而朴素地生活,以便在追求尘世间的幸福之中获得长生不老。”森岛自认为与福永光司的观点“非常接近”。2

  

   福永光司不为福井文雅等人的批判所动,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又相继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3,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道教在日本的传播、日本各地现存的道教遗迹,对日本神道与中国道教的关系做出明确阐述,指出天皇的名称、神宫(建筑、制度、仪式、服装等)、神道用语等皆来源于道教,而且态度鲜明地批判了平田笃胤,指出“平田笃胤说神道为日本所独有,中国之神道乃我(指日本———笔者注)诸皇神早赴彼处(指中国———笔者注)所授之道。这种说法是违反事实的,中国正是(日本)神道用语及其思想的本家”。4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福永光司曾来华讲学,对中国学者刚起步的相关研究有很大推动作用。

  

   作为专门性著作,还有下山积与《日本古代之神祇与道教》、松田智弘《古代日本道教受容史研究》等5。松田智弘在书中对道教如何传入古代日本,尤其如何途经朝鲜半岛传入,“渡来人”在道教传播中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另如对于奈良时代风流(时髦)生活中的道教影响,《记·纪》神仙记述中的道教表现等亦做出了有理有据的陈述,读来颇有启发。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大量经典遗存后,相当部分流入英、法、俄、日等国,其中一部分道文化经典如北周(6世纪)的《抱朴子(敦煌经)》以及唐代的《老子道德经(敦煌经)》、《南华真经(敦煌经)》和《搜神记(敦煌经)》等流入日本。此后,日本学者对包括这些道文化经典在内的各种敦煌经典抄本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许多重要成果。1950年日本道教学会成立,学会会长福井康顺所著的《道教之基础性研究》6成为当时日本道教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此后日本学者的研究也多集中于对道教本身的研究,以及道教与佛教、儒教关系的研究,因此各类版本的《老子化胡经》成为日本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对象。相比之下,对道教东传日本的研究则弱化许多。

  

1999年,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举办“道教与东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者对道教的内涵有所探讨,但议题较为分散,论文尚欠深度,尤其是对道教在东亚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道教在日本的传播、道教与神道的关系等论述不多。不过,日本著名文化学者梅原猛(1925~2019年)的观点在研究道文化东传问题时值得注意:“我认为东亚世界的政治文化中心都是中国。必须认识到这一点。日本方面多少有些上升是近一个世纪的事,但在此之前的几十个世纪的中心是中国。古代文明即如此。应在牢牢掌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思考朝鲜和日本。这绝不是说朝鲜文化、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分店。朝鲜拥有自己的文化,中国文化进入后朝鲜对之有取有舍,获得了独自发展,日本文化也是如此。中国的文化力与政治力同样强大,尤其文字文化之发达,(朝鲜、日本等)与之有根本性的差距。所以,在不认识中国文化之大的情形下思考日本文化、朝鲜文化是不行的。我赞成从东亚世界看历史,但反对将中国排除在外,或认为日本文化完全是朝鲜文化的分支的看法。”7梅原猛的观点客观求实,对研究中日宗教文化交流尤其道文化东传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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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文论2019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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