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唐德刚的中国情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93 次 更新时间:2019-12-12 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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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进入专栏)  


10月29日上午,当我正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出席会议时,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从合肥打来电话,告诉我唐德刚先生于26日晚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因肾衰竭去世,闻后心头一怔。下午我赶快拟一唁电传真给唐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慰问。接着,媒体记者的电话纷至沓来,或采访,或约稿,请我谈谈对唐先生去世的感想。海外朋友亦通过电话或电邮传递消息,报告相关讯息。唐先生去世的消息迅速在网上、报上各种媒体传开。


大概在大学时代,我已闻唐先生的大名,并拜读了他的《李宗仁回忆录》等著作。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因研究胡适早期政治思想,唐先生的《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自然成了我案头的常备著作。


与唐先生谋面迟至1991年10月在香港举办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学术研讨会。那次会议,海内外胡适研究专家会聚一堂,共同就胡适研究这一专题做一探讨。在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位,但会议破例安排第一位发言。第一次面对名家云集的现场,心里面不免打鼓。唐先生是出席会议的海外学者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但他丝毫没有倚老卖老的架子,会上发言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令与会者忍俊不禁;会下与人交流随和,显示了一位大家的风范。


从那以后,在有关胡适的学术研讨会上,我们都能看到唐先生的身影。1992年夏天在北京举行的胡适学术座谈会、1993年5月在青岛举行的“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胡适”学术研讨会、1995年5月在上海华东师大举行的“胡适与中国新文化”学术研讨会,唐先生从美国飞来,亲临会议,给这些会议的确增添了不少光彩。


1996年12月中旬,唐先生访问北京期间,在北大住了一周,我特请他在北大做一讲座,这也许是他老人家在北大唯一的一次讲座。闻讯前来的师生挤满了会议室,大家争睹这位口述史学大师的风采。离京后,恰逢辞旧迎新之际,唐先生特来信致贺:


哲生教授和夫人:


月前在北京把贤伉俪忙坏了,心实不安,也叩感不尽……


近日阅中文报,说山东大学已将全套《四库全书》输入电脑,如此则台湾的《廿四史》就是小巫了。兄如能查出《四库》何时发售,我也想买一套也。请查查看。这是件惊人的文化大事……


贵系贵院诸领导和老友,敬请代为致意道谢;近史所诸老友亦烦便中致意。上次吃饭时太匆忙,找不到空座,未能陪诸老友多谈谈,心中尤不安也。匆上敬贺


春节快乐!


德刚 九七,一,七


1999年5月北京大学主办纪念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与会议筹备,自然也忘不了邀请唐先生大驾光临。那次会议,中外专家会聚燕园,研讨五四,这是一次高层次、高水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安排在大会最后一场发言的四位中外学者分别为王元化、唐先生、张岂之和林毓生,均为学林高手,他们将会议推向高潮。唐先生提交论文的题目是“论五四后文学转型中新诗的尝试、流变、僵化和再出发”,他的发言幽默诙谐、铿锵有力,博得了与会者热烈掌声。


唐先生身体不佳的消息,我早已耳闻。2002年2月20日,我途经纽约时,约W君前往唐先生家看望他老人家,这是我与唐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关于此行,我的日记中有简略记载:


下午一时多到达唐家。看得出唐先生身体虚弱,去年十一月中旬他因中风住院,几失去记忆,现在仍不能吃东西,身体颇弱,走路须借助推轮。与我两年前相见时判若两人。


日记中所指两年前与唐先生相见,系指2000年10月我第一次赴纽约参加“华族对美国的贡献”学术研讨会,会后与唐先生会见之事。


当时,唐先生已届80高龄,仍能自己驾车。他主动请缨带我去参观西点军校。从纽约到纽约州的西点军校,小车运行需两个半小时,我担心他的身体受不了如此长的运行,但老人家兴致很高,硬说没有问题,于是两人结伴前去。当时我感觉唐先生开车有兜风的感觉,一路健谈,毫无倦意。下午从西点军校回来后又将我送回纽约,并陪我一起与李又宁教授吃了晚饭,才偕夫人回家。其精力之旺盛,令我极为敬佩。


从那以后,我与唐先生再未谋面。2002年圣诞节时,唐先生大病初愈,他偕夫人吴昭文寄来一新年贺信,因此信颇能见出唐氏写作风格,故照录如下:


欧阳哲生教授和夫人:新年快乐!


时已一载,弟卧病经年,承好友不遗在远,纷辱函电慰问,甚或驾临敝庐,并匮赐各种礼品,隆情厚谊,弟合家均叩感不尽。诚惶诚恐,愧不敢当,日月如梭,一年已逝,每念盛情,时萦魂梦。上次生病,曾住院两次,稍愈后,又去加州儿女处,作较长期休养,然终因年高体强,只能带病延年,迄今仍不能开车,不能久坐,年愈八旬,本该如此,夫复何言?然弟身体素无疾病,自觉粗健,初不意偶一发病,竟狼狈若此,实出个人意外,然病后细思,颇觉罪有应得。盖平时自信,身强力壮,起居饮食,素不谨慎,更无条理,一旦发病,认识已晚。如今自庆,未翘辫子,还能与诸兄姐,通信拜年,实为始料所不及,然亦愿以个人生病经验,为诸兄嫂报告,我国固有,与洋人新倡的,养生之道,都颇有足学者。年高老友各必注重健康,饮食起居,都应特别注意,才是长保福禄之道。我兄嫂健康极佳,令弟羡慕之极,至盼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则期颐之祝,可预贺也,敬祝合府健康!


圣诞快乐,新年如意!


唐德刚 吴昭文 敬贺2002年


PS:北京老友相遇于途,或相逢于会场,至盼代候起居。弟因疾病缠身,就无能力拜年了。兄来纽约,因病未能招待,尤感心疚,乞恕为感。


2004年2月,我前往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参加一学术研讨会时,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表示问候,另给他寄了一笔稿费。同年9月前往纽约参加“哥大与中国”学术研讨会时,再次与唐先生通了一个电话。本来那次会议邀请唐先生参加,但他因病重不便外出,未能遂愿。在电话中,唐先生以嘶哑的安徽口音表示,因病不能与会同朋友们见面,甚感歉意。我感到老人家是一个仁厚长者。真是人之将老,其言也哀!


唐先生一生治史主要有三项成就:


一、中美关系史。他的博士论文《中美外交史1844-1860》(英文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二、口述历史。1957年初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成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韦慕庭教授(Clarence M artin W ilbur),下属工作人员为夏连荫(莲英,英文名JulieH ow)和唐先生。在中国口述历史部,唐先生先承担《胡适口述自传》(作于1957年)、《李宗仁回忆录》(作于1958年9月至1965年6月)、《顾维钧回忆录》(1960-1962年,参与其中部分工作)等人物的口述自传撰写工作。张学良晚年获自由后,重出江湖,唐先生又曾重拾这一工作,有志于作一部《张学良口述自传》,经刘绍唐先生撮合,1990年1月至5月间在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和亚都饭店采访张学良,先后录下11盒录音带,惜这一工作因故中辍。如今这些著作在海峡两岸均已出版,且重印多次,在史学圈内和广大读者中产生极大反响,佳评如潮,被视为口述史学的典范。唐德刚因此得享“中国现代口述历史的开拓人”、“口述历史大师”的盛名。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唐先生在海外还创建中国口述历史研究会,带领更多的年轻学者投入这项工作。唐先生之所以热衷这项工作,是以为这是一项抢救史料的工作。


三、中国近代史研究。1972年唐先生从哥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转往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教授,其工作重心遂转向历史教学与研究。据他自述,他在纽大上过“世界文化史”、“亚洲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史”等十余门课程,可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三千里无所不讲、无所不通,中西历史治于一炉。1994年他从纽大退休,专事撰写《中国近代史》工作,已成《晚清七十年》(五册)、民国史第一册《袁氏当国》,这是一部极具个人风格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堪称“空前绝后”之作。民国史部分因病未能完成,这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从事历史教学、研究之外,唐先生还撰有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自传体回忆录《五十年代底尘埃》,胡适研究著作《胡适杂忆》、《史学与红学》、《书缘与人缘》等。唐先生擅长演讲,他讲话带有浓厚的安徽老家口音,引经据典、纵横捭阖、随意所至、无所不谈、毫无拘束。


唐先生是一个性情中人,结交朋友似也是如此。与他相交,你会感到这是一位可敬可爱的老顽童,给人以强烈的亲和力、磁性力,毫无老气横秋之做作,难怪他颇得人缘,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有不少各界的朋友。1992年夏天他来北京开会,“失踪”两天,吴健雄特从美国打电话到北京来寻找,在朋友中被传为笑谈。


唐先生身处异邦,却有着一颗不眠的中国心。他自述:“笔者不敏,学无专长,加以流落异域数十年,打工啖饭,颠沛流离,一言难尽。然正因身体历艰难而幸免于浩劫,对祖国这一迷团,终未忘情,总是对所见兴亡,有所领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因对数十年之所学,与殚精竭虑之思考,亦不敢过分妄自菲薄。”从早年投身撰写中国口述历史工作,为中国现代史抢救“活的历史”;到晚年撰写《晚清七十年》,以大手笔勾勒中国历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其在海外大力推动抗日战争史研究,发起民间对日索赔、寻访慰安妇活动,到他临终前将其藏书捐给母校安徽大学,表达对故乡的一片依恋之情,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中国情怀。


唐先生为人处世,若如其名,德刚并侪;作文言谈,又如其人,活泼可亲。唐氏幽默系天性养成,还是后天修炼,或是受那位幽默大师林语堂的影响和私传,这是一个值得文史专家探讨的问题。像他这样既深具中国古典文学的底蕴,又有长期西方文化熏陶的经验,在海内外史家中恐已不可复得。他遗嘱将其骨灰撒向大海,可见其心怀之宽广!一生得以结识这样一位老友,毕竟是吾辈之缘、之幸!


2009年11月3日深夜于北京海淀蓝旗营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的现代阐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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