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高校丑闻”越来越多地见诸公众视野，这既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有关，也与媒体对高校舆论监督的强化密切关联。媒体将舆论监督延伸至专业学术领域，甚至充当起“学术督察”的角色，无疑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媒介-社会”现象。本文以澎湃新闻2014年上线以来涉及高校舆论监督的100多个报道为样本，对媒体的“高校舆论监督”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呈现了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研究发现：“学术不端”是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重心。学术监督的对象以研究生为主。北京高校被报道的次数最多，上海高校甚少。985和211高校备受媒体关注，“名校效应”突出。澎湃高校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呈现了鲜明的选择性和策略性。舆论环境、技术手段以及记者的学科背景等因素都影响着其新闻生产。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具有较强的效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校及学术共同体内部治理机制的失灵，但媒体的舆论监督本身也存在传播失灵，这种舆论监督只能是一种“有限监督”。

关键词：舆论监督 澎湃新闻 新闻生产 传播失灵 媒介社会学

本文发表于《郑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发表时题为《媒体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瞭望效应”及传播失灵——基于2014年以来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报道的分析》，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简介：潘祥辉，男，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媒介社会学研究；刘国庆，女，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是知识生产的圣地，是纯洁的“象牙塔”。但近年来年，作为象牙塔的高校似乎也在不断“沦陷”，表现在媒体报道上，就是各种丑闻不断。在这些见诸于公共媒体的高校丑闻中，有的涉及高校领导的贪腐，有的是涉及高校教师的“风化”问题（如“性骚扰”），更多的则是涉及“学术抄袭”或“学术腐败”。根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相关课题组的调查，1997年以来，基本上每年都有学术不端案例被媒体曝光，而每次事件被曝光后，皆引发公众的强烈关注。近年来的典型案例就是2018年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青年长江学者梁某的学术不端事件。据最早曝光此事的《中国青年报》核实：梁某的百余篇已发表论文莫名被撤，在这些论文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之后其他媒体也纷纷跟进。如澎湃新闻，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推出了18篇针对此事的相关报道。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各种自媒体的不断传播与扩散下，这样一起“学术不端”事件一度成为公众的热门话题，也让南京大学陷入舆论漩涡当中。

实际上，梁某的学术不端事件只是近年来媒体批露出来的高校丑闻中的一个典型，类似案例还有许多。据笔者的初步统计，仅《中国青年报》和澎湃新闻报道的高校学术不端案例就有数百起之多。这些主流媒体对于高校的丑闻似乎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媒体热衷于报道高校的学术丑闻呢？如果说高校的贪腐丑闻或“性侵”丑闻还具有一定的公共性，能够吸人眼球的话，那么对于比较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媒体为何也表现出如此浓厚的介入兴趣？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这些媒体，为何如此热衷于充当“学术警察”？媒体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呈现哪些特征？哪些高校、哪些专业排名比较靠前？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又是什么？本论文拟以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为研究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报道中，呈现这类“报道类型”的特点及其背后的新闻生产逻辑,据此观察当下中国语境下高校与媒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从舆论监督到高校舆论监督：澎湃新闻的“领域拓展”

“舆论监督”是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概念。1987年，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这是“舆论监督”第一次被写入党的工作文件中，这一概念也开始为社会各界广泛使用[1]。在西方，舆论监督即媒体的“看门狗”（Watchdog）功能。李普曼说：“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地发出警告。”舆论监督就是实现媒体“社会瞭望”功能的重要途径。

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对权力机构进行制衡的有效手段。依照监督对象的不同，舆论监督可以分为对政治、经济、文化或医疗权力的监督等等。不过，不论中外，学术界对舆论监督的研究多是以政治领域的“公权力”为主，对于高教领域的舆论监督，尤其是媒体对“学者腐败”或“学术腐败”的监督，很少得到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高校是媒体重要的舆论监督对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市场化”步伐的加快，高校各种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高校改革与转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也使得这一领域成为新闻生产的“富矿”，成为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对象。

在中国媒体界，有一批以知识精英及高端人群为读者定位的媒体，如《中国青年报》、《新京报》等，他们对高校领域的新闻尤其是负面新闻十分关注，从《东方早报》转型而来“澎湃新闻”则更是如此。作为时政类新闻网站，澎湃新闻对舆论监督可谓不遗余力。对于高校的舆论监督同样如此。

澎湃新闻定位于“专注时政与思想的互联网平台”，从2014年上线起一直以高质量的稀缺内容作为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关注媒体的舆论监督职责。在中国媒体界，澎湃新闻可谓为数不多的以“舆论监督”见长并形成品牌应的时政媒体。这是澎湃新闻从转型之初就确定一个发展方向[2]。澎湃新闻时事新闻中心王鹏和黄杨在其文章中指出：“澎湃新闻的品牌化与专业化转型之路就体现在其典型报道、法治报道、反腐报道、政治报道中，澎湃新闻在这些领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突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3]澎湃新闻一上线就设立了专题栏目“打虎记”，聚焦反腐倡廉，致力于将它打造成“反腐倡廉第一平台”。

在对高校的舆论监督方面，澎湃新闻同样有着较为突出的表现。为了更好地呈现澎湃新闻的监督特征，笔者在搜集研究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统计分析。2019年初，通过关键词检索及对澎湃新闻官方网站数据的爬取，我们获得了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负面新闻报道）的报道192篇，据此建立了本研究的数据库。从时间分布而言，这192篇报道样本起迄自2014年5月6日至2018年12月31日。不同年份的报道量有所不同：2014年21篇、2015年23篇、2016年47篇、2017年39篇、2018年62篇，平均每年38.4篇，数量可观。可以发现，从2014年至2018年，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报道量整体呈现上升态势。2016年以后出现了较快的增长，2017年态势放缓，但也维持在近40篇，2018年则突破了60篇。从高校舆论监督报道在数量上呈现的增长趋势，可以看出澎湃新闻近年来是越来越注重视对高校的舆论监督了。

从新闻来源来看，这192篇报道样本可以分为首发、跟进和转载三类。根据笔者的统计，所有样本中首发新闻共有48篇，跟进报道共有99篇，两者合计143篇，占所有样本的74.5%。由此可见，在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报道中，原创新闻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非原创的转载新闻只占25.5%，这些转载新闻来源范围较广，但基本都是官方信源。

从新闻体裁来看，这192篇报道中169篇是新闻（事实性报道），23篇是评论。事实性的新闻报道占了绝大多数。

此外，笔者还对这些舆论监督报道的类型、涉事地域、涉事学校、涉事学科、涉事人身份等进行了编码统计，以期进一步呈现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特征。为了弥补内容分析的不足，本研究还对澎湃新闻的两位记者进行了深度访谈，力图呈现其“高校舆论监督”这一新闻生产类型背后的内在逻辑。

二、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特征分析

（一）舆论监督类型：“学术不端”是重灾区

从141篇事实性报道的类型来看，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范围较为广泛。根据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所针对的问题，本研究将这些高校负面报道主要划分为“学术不端”“贪腐”“性骚扰”以及“其他”四种类型。

图1：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报道的类型分布（N=141）

统计显示：澎湃新闻五年来对高校“学术不端”问题的报道数量是最多的，总篇数为141篇，远远超过“贪腐新闻”（26篇）、“性骚扰新闻”（12篇）以及“其他相关报道”（13篇）。尽管“贪腐新闻”和“性骚扰新闻”其实更具有公共议题的性质，但显然“学术不端”才是澎湃新闻高校舆论监督报道的重中之重。这类报道占到所有样本总量的73.4%。所谓“学术不端”具体是指违反学术规范、学术道德的行为，在国际上一般用来指捏造数据、篡改数据和剽窃三种行为。但“一稿多投”、“侵占学术成果”、“伪造学术履历”等行为也可以视为“学术不端”。在澎湃新闻所揭示的这些“学术不端”行为中，“论文抄袭”是典型的“重灾区”。澎湃新闻对此类行为的报道数量高达98篇。

图2：澎湃新闻对学术不端报道的年份分布（N=141）

从走势上来看，“学术不端”报道从2014年至2018年呈现逐渐上升态势，数量从2014年的8篇增加到2018年的39篇。从2015年到2016年，更是出现了一个陡然上升。可以发现，澎湃新闻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报道似乎呈现出一个“滚雪球效应”，即随着对学术不端事件的揭露，每一年发生的典型案例都促使下一年中媒体更加关注这类事件，也生产出更多的相关报道。

（二）监督对象分布：研究生是重点人群

从监督对象来看，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涉及到高校的领导、教授、副教授、博士、硕士、学士及其他行政人员。整体而言，在贪腐、性骚扰、办学违规、违纪等方面，澎湃新闻监督的对象均是学校握有(或兼有)行政权力的人员。这一部分报道及涉事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报道对象在级别分布上并无显著差别。但若从对“学术不端”的监督来看，媒体报道所指涉的对象则体现出了明显的差异性。不同职称、学位的人员在涉事报道中体现出了一种“差序格局”。

图3：涉事者职称/学位分布（N=141）

从统计来看，澎湃新闻对硕士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报道量是最多的，总数达到40篇。其次是对博士研究生和教授的报道量，数量均是21篇。对副教授、及校领导的报道量分别为14篇和11篇。对本科生的报道最少，仅有10篇。可以看出，澎湃新闻对不同学术等级的舆论监督力度是有所差异的。相比于校领导、教授和副教授，对硕士、博士研究生的舆论监督显然要普遍得多。

（三）地域分布：北京最多，上海甚少

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在地域上也呈现出不均衡的特征。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2018年5月31日，我国高等学校共计2914所。其中各省高校数量排名前十分别为江苏、广东、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河北、安徽、辽宁和四川，数量最多的江苏共有167所高校，排名第十的四川共有109所高校。另外，在直辖市中，排名前三分别为北京92所，重庆65所，上海64所。

从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样本来看，报道的地域范围涉及全国26个省份、自治区、直辖市，涵盖了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辐射较为广泛。样本报道中涉及高校最多的前十个的省（市）为：北京、广东、安徽、江苏、四川、吉林、河北、重庆、陕西、湖南和山东，这十一个省市大部分都是我国的高校集中地。

图4：澎湃高校舆论监督的地域分布TOP10

从统计来看，位于北京的高校被监督的数量最多，达32篇，占据第一位。广东和安徽分别以29篇和16篇的分列二三名。剩下的七名分别是江苏12篇、四川10篇、吉林9篇、河北8篇、重庆7篇、陕西6篇，以及湖南和山东各5篇。值得注意的是，澎湃新闻所在地的上海，共有64所高校，是中国高校数量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不过澎湃新闻对上海高校的舆论监督数量却非常之少。经笔者统计，截至2019年3月，澎湃新闻对上海高校的负面报道仅有三篇，且均是围绕上海复旦大学一博士生的论文抄袭的报道[4]。可见，作为一家定位于面向全国的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却呈现了鲜明的“区域化”特征。

（四）被监督高校分布：“名校效应”突出

除了地域特征，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报道对不同的高校也呈现了一定的差异性。按照2018年6月14日教育部发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2018年5月31日，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914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631所（含独立学院265所），成人高等学校283所。而985高校总计39所、211高校共计112所（除985高校之外），两类高校共计151所，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5.7%。那么，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报道涉及较多的主要是哪些高校呢？

我们对研究样本的统计显示：澎湃新闻的舆论监督涉及985高校的共计57篇，涉及211高校的有35篇，涉及普通高校的68篇，涉及其他学术组织机构的有9篇。从比例来看，澎湃新闻对985高校、211高校的新闻报道数量占总数的54.4%，比例较高。985、211高校以5.7%的分布数量却占有了54.4%的报道数量，足见985高校和211高校显然比其他普通高校更能吸引澎湃新闻的注意力。

图5：被监督高校类型分布

从新闻传播的角度而言，名校的负面新闻显然具有更高的新闻价值。澎湃新闻对名校的关注完全符合新闻生产的规律。从研究样本来看，澎湃新闻对于名校的丑闻，有意突出其校名，且“连续报道”的特征非常突出。据笔者统计，澎湃新闻的相关报道在新闻标题中仅出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这四所大学的报道数量就达到34篇之多。这些名校每发生一起负面事件，澎湃新闻的跟踪报道至少达到3篇以上。

为了更好地呈现澎湃新闻舆论监督的特征，笔者还对被监督的高校进行了一个“负面舆论”的排名。根据我们收集到的研究案例，近年来被澎湃新闻舆论监督的前十位的高校分别为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和安徽大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山东大学、湖南大学和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及吉林大学。北京大学以15篇的报道量位居第一。

图6：澎湃新闻舆论监督较多的前十所高校（2014-2108）

可以看出，澎湃新闻舆论监督报道量最多的这12所高校全部都是211高校，其中985高校就有8所。实际上，就目前中国高校的问题而言，普通高校基数比名校多，管理上不如知名高校，其存在的问题显然不会比名校少。但体现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上，名校却遥遥领先。显然，这是“新闻规律”在起作用。澎湃新闻对名校的“特别关注”，有利于其报道形成影响力和传播力。

（五）涉事学科分布：文科遥遥领先

在学术舆论监督所涉及的学科上，澎湃新闻也呈现了鲜明的特点。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专业目录，目前我国高校的学科主要可以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2个学科门类。为了便于统计，本研究将澎湃新闻舆论监督所涉及的学科大类归并为“文科”、“理科”、“工科”、“医科”及“其他”五类。“文科”主要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等6个学科门类，“理科”主要涉及数理化等理学类学科，“工科”涉及工学类，“医科”涉及医学类学科，“其他”则包括农学、艺术学、体育学等学科。

在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总共115篇事实性报道中，涉及学科为“文科”的报道有76篇，占比66.1%；涉及理科的报道有10篇，占比8.7%；涉及“工科”的报道有14篇，占比12.2%；涉及“医科”的报道有9篇，占比7.8%；涉及其他学科的报道共有6篇，占比5.2%。

图7：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报道涉及的学科分布（N=115）

可以发现，在澎湃新闻关于高校学术不端的报道中，“文科”类占比最高，总量超过所有报道的一半。那么，在人文社会学科当中，各学科又是如何分布的呢？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澎湃新闻所报道的学术不端中，经济学、法学、文学、历史学这四个学科“涉案”最多。其中涉及法学的报道共有24篇，排名第一；其次是涉及文学的报道，共有23篇；涉及经济学、历史学的报道分别为12篇和11篇。

可以说，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报道呈现出鲜明的“文科化”特征。这显示了澎湃新闻学术舆论监督与其他监督平台的不同。如同样以“学术打假”而知名的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就以揭露理工科的学术不端为主，知名自媒体公众号“知识分子”和“赛先生”也经常揭露学术丑闻，其监督范畴也以“科学界”为主[5]。而作为传统主流媒体的澎湃新闻，其学术舆论监督以文科为主，刚好与这些科学类学术打假平台形成了一种互补，也从中呈现了澎湃新闻学术舆论监督的特征。

总之，从对澎湃新闻舆论监督样本的分析来看，澎湃新闻的对高校的舆论监督较为广泛，但主要集中在对“学术不端”的报道上。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澎湃新闻在对高校学术不端的舆论监督中也呈现出了鲜明的“偏向性”。这种“偏向性”不仅体现在学科的分布上，也体现在地域、人员与学校的分布上，更体现在其“选择性报道”上。事实上，许多高校的丑闻澎湃新闻根本就没有报道，呈现了典型的“传播失灵”特征。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澎湃新闻热衷于介入高校的学术不端报道，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选择性报道”的出现呢？这需要我们对澎湃新闻的新闻生产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三、澎湃新闻“高校舆论监督”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

媒体的新闻生产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从宏观的社会结构、权力控制到微观的媒介组织、文化或“惯习”等，都影响着新闻生产的过程。在西方新闻社会学者看来，新闻生产既是一种对新闻事实的筛选和把关的过程，也是一种“建构事实”的过程。这种“建构”过程又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影响。[6]而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社会语境下，转型期媒体新闻生产中存在着的与权力、市场和技术的复杂博弈，这也使得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呈现出不少“本土化”特征。[7]作为处于转型时期的澎湃新闻而言[8]，其新闻生产离不开特定政治社会及技术语境的影响。澎湃新闻对高校舆论监督的新闻生产自然也是如此，它离不开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

（一）高校扩招与不良学风为澎湃新闻提供了监督契机

“苍蝇不盯无缝的蛋”。在笔者看来，作为社会性媒体，澎湃新闻之所以热衷于对高校进行舆论监督，首先在于当下中国高校确实是问题丛生。从管理、招生、后勤、学术研究、职称评定等，都存在着许多不尽人意之处。尤其是学术研究，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这一领域的问题日益突显。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可谓突飞猛进，招生规模持续扩大。1978年，中国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为10708人，但到了2017年，招生数量已达到806103人，40年间，招生规模增加了75倍[9]。据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7年初联合发布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我国在学研究生的总规模将达到创纪录的290万人[10]。这是一个远超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庞大数字。但与研究生扩招不相匹配的是，高校资源尤其是师资数量并无显著增长。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市场化”的冲击，高校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确实在下降。这种情形下的扩张也被研究者称为“泡沫式”增长[11]。在这种环境下，高校学术研究也变得非常功利，研究生和教师的论文造假现象时有出现。这些问题既为教育界所诟病，也为社会所关注，自然也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选题。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这些学术不端问题，教育系统内部难以自我纠正。高校和学术界“自律机制”的失灵，更为媒体介入学术争端，甚至充当“学术警察”提供了极大的合法性。尽管对于高校的学术不端问题，从教育部到各个高校都出台了各种办法进行“内部监管”，但似乎收效不大。主要原因就在于“自我监管”难下狠手。这一点正如澎湃新闻在2016年1月26日刊发的一篇评论《绝大多数学术不端行为早就被发现，只是没人捅破窗户纸》一文中所言：“‘中国式学术圈’绕不开人情和脸面，加上学术圈是相对封闭的,圈外人很少去查看那些专业论文,国务院学位办虽然每年进行抽检,但也不能保证没有‘漏网之鱼’。这个圈子的学术不端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归因于圈内的人情和容忍,其原生生态已然如此。”[12]这种生态很难靠教育系统自我改变。

在笔者看来，正是学术界的“问题丛生”以及“学术圈”自我监督机制的失灵，促使大众媒体作为第三方高调介入高校的学术不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介入不但没有引起学界的反感，反而受到了包括高校广大师生在内的“受众”的欢迎。事实上，在学术组织内部纠正机制失灵的情况下，许多对“学术不端”不满的人士或利益相关者宁可借助大众媒体的公开报道来解决学术争议问题。根据笔者对澎湃新闻记者的访谈，澎湃新闻的绝大多数学术不端报道都是源自高校内部的“举报”。

“如果不靠举报，记者很难知道哪些涉嫌抄袭。我们基本不主动去‘打虎’，因为这样很费事。收到举报，我们就转给记者去核实比对。至于抄袭者是谁，我们只会明确他抄袭时的身份，至于后来去干什么了，我们不去追。我们报了，举报多了，选一些能坐实的再做。做完之后，往往会有更多的举报过来。对我们选题而言，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对澎湃新闻A记者访谈，2019年3月25日）

可见，正是源源不断的举报，使得澎湃新闻获得了充足的信源和证据，一篇篇报道得以出笼。在笔者看来，这种诉诸大众传媒的学术争端或学术举报，一方面反映了高校内部学术监督机制的失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媒体及舆论监督的较高期待。而对于媒体而言，介入高校的学术舆论监督，也是一种赢得读者和受众的较好的新闻生产策略。

（二）舆论监督环境变化下的现实选择

在中国，高校与媒体虽然都是事业单位，也都有一定的级别，甚至在管理体制上也都有类似之处[13],但就“舆论监督”而言，媒体对于高校显然处于强势地位，尤其是像澎湃新闻这样依托上海报业集团、具备全国影响力的媒体。因此，澎湃新闻之所敢于并乐于对高校进行舆论监督，首先就在于具备现实可行性。如果说媒体对政府部门的舆论监督具有较高难度的话，那么对于高校的舆论监督，这种难度和风险系数显然就低多了。

我们可以看到，澎湃新闻客户端自上线开始，其舆论监督工作就重点专注于“打虎记”等反腐新闻报道，但是从上线三年（2014年7月22日至2017年7月22日）对反腐的相关报道来看，其对政治反腐的报道力度是日益衰减的。统计显示：三年间澎湃新闻“打虎记”的原创稿件篇数分别为210篇、130篇、97篇，2017年的原创稿件数量已不及第一年即2014年数量的一半[14]，其政治反腐报道呈现下降的趋势可见一斑。而与之相反的是，四年来，澎湃新闻对于高校的舆论监督报道整体上却呈现上升趋势。此消彼涨之间，我们可以看到澎湃新闻在舆论监督目标与策略上的转移。显然，这种转移与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环境的变化大有关系。孙五三教授曾指出，媒体舆论监督其实是一个党和政府给媒体授权，并逐步把媒介纳入行政治理的过程，也是调整媒介权利边界的过程[15]。媒体的舆论监督始终受到党和政府政治目标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在舆论监督环境变化的情形下，澎湃新闻“调整媒介权利边界”，将舆论监督的重点转向高校，显然有着非常现实的考虑。诚如访谈对象所言：“高校有我们的读者群。在现有环境下，相对而言，我们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并没有多大的风险。毕竟高校和我们不是一个系统。做这一类选题对我们来说压力比较小。”（对澎湃新闻B记者访谈，2019年3月25日）

显然，从“政治舆论监督”转向“学术舆论监督”是澎湃新闻规避风险的上好策略，这种转向呈现了其新闻生产的内在逻辑。张志安曾从编辑部场域视角考察过《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生产，他观察到的“策略突围”、“默契协同”以及“创造性遵从主义”等媒体逻辑在澎湃新闻中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16]从新闻生产社会的角度看，澎湃新闻的这种生产策略也体现了特定场域结构下对某种“惯习”的遵从及理性选择。

（三）学术舆论监督“传播失灵”的内在逻辑

所谓“传播失灵”，是指特定社会系统下由于结构性的功能缺失所引起的资讯短缺、信息传递紊乱、失真或扭曲的现象。[17]“传播失灵”这一概念描述了一种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扭曲与畸变现象，它既可以表现为组织内部的沟通不畅,也可以表现为大众媒体层面的失真与异化[18]。澎湃新闻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尽管不遗余力，但也呈现出明显的“传播失灵”特征。

这种传播失灵首先体现在许多学术丑闻澎湃新闻并没有报道上。尽管2014年上线以来澎湃新闻报道了很多高校丑闻，但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学术丑闻，甚至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学术抄袭事件”，澎湃新闻都没有做任何报道。由此可以看出，澎湃新闻在学术舆论监督上是存在传播失灵状态的。

澎湃新闻的传播失灵也突出表现在其对上海高校的“监督不力”上。从上海高校的数量及负面新闻数来看，澎湃新闻显然对上海高校施予了“特殊关照”。与北京、广东、安徽、江苏、四川等地一样，上海也是高校的集中聚集地。但在澎湃的舆论监督榜上，其他高校众多的省市均在前列，唯独上海的众多高校中仅有3篇负面报道，而且还是同一件事的连续报道。显然，这种“偏颇”也呈现了澎湃新闻的传播失灵。

在笔者看来，澎湃新闻学术舆论监督传播失灵的背后有着社会结构性的原因。正如舒德森所指出的：“新闻歪曲并非由个人的新闻采集行为所致，而是源于社会机构的结构与常规”[19]。在笔者看来，在导致澎湃新闻传播失灵的结构性因素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所谓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个别地方为维护本地区的所谓声誉，采取种种方式，限制新闻单位、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活动、报道范围”的行为[20]。在中国语境下，媒体的新闻生产很容易陷入到“地方保护主义”的桎梏之中。在地方政府竞争中，为了形成良好的政治声誉，实现“守土有责”，地方政府往往将媒体报道纳入政治治理的框架，对媒体报道进行规制和影响[21]，这使得媒体对有些地方政府难以实现舆论监督。本地媒体对本地进行舆论监督更是难上加难。

在“压力型体制”的政府层级关系中，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管制或诱控，媒体的新闻生产很难完全独立，“舆论监督”的职责也并非完全掌控在媒体自己手中。在这种情形下，媒体只能有选择地进行报道，并且在政治传播中不断调适自己的角色和职能。这种“传播调适”在澎湃新闻的新闻生产中表现得非常明显[22]，也鲜明地体现在其对高校的舆论监督报道上。澎湃新闻的这样一种选择性的学术舆论监督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媒体、高校和地方政府三方之间的博弈关系。

（四）学术舆论监督的“技术可操作性”及其新闻生产逻辑

在笔者看来，澎湃新闻对学术不端的舆论监督也得益于其“技术操作”层面上的便利。近年来，随着“知网”“万方”等数字知识企业的出现，学术论文及学位论文的数字化及“入库”变得非常普遍。这种“数据库”的检索及比对技术的出现为澎湃生产这一类“学术不端”新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事实上，只要对两篇论文进行检索比对，就可以确定是否存在抄袭。这样的新闻操作甚至省略了采访和求证环节。这是这一类“学术不端”新闻与其他类型新闻生产的明显不同之处。

在澎湃新闻对学术抄袭的认定报道中，记者采取的固定模式为先从CNKI中国知网上下载相关文献，然后逐段逐字进行对比，存在大量内容重合的即认定为抄袭。如我们访谈的澎湃新闻记者所言：

“我们收到举报后，找两篇论文一比对，结果就出来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一般做那些抄得特别厉害的‘复制品’，就是整段抄甚至连标题符号也一起抄的。这就非常明显，很容易识别，报道也站得住。时间上我们也好判断，反正肯定是后面的抄前面的，不可能反过来。当然我们也会尽量联系双方，给他们辩解的机会。大多数人在证据面前，是很难争辩的。”（对澎湃新闻A记者的访谈，2018年3月25日）

论文数据库和“比对技术”的出现确实为媒体生产这类新闻提供了极大便利，为记者报道“学术不端新闻”的采写扫除了障碍，大大地降低了媒体“失误”的概率。在《中国青年报》对南京大学梁某事件的报道中，中青报记者就比对了其论文，发现这些论文“至少有15篇存在抄袭或一稿多投等学术不端问题”。这样的证据显然不可能出自采访。

当然，这种对期刊数据库的依赖也造成了澎湃新闻在学术舆论监督上的选择性和“偏颇”。例如，本科生的学术不端的比例过低就和这种对“技术手段”的依赖有关。在澎湃新闻所揭露的学术不端案例中，本科生的比例和绝对数量都是最低的。但从数据上来看，本科生的数量和比例在高校却是最高的。据教育部在2018年8月8日公布的官方数据，2017年中国2631所普通高等学校有专任教师163万余名，本科在校生1648万余名，研究生在校生263万余名。本科生的数量是远超研究生及教师数量的。一千六百多万的本科生，每年本科生的毕业论文都数以百万计。从常理判断，本科生毕业论文中的“学术抄袭”案例肯定不会少于研究生，这从淘宝上的“毕业论文代写”生意中也能看出一二。但从我们的研究样本来看，澎湃新闻对本科生“学术不端”的报道和监督是最少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显然和本科生毕业论文目前还没有收录到知网数据库有着直接关系。没有入库就意味着无法下载和比对，当然记者也就无从判断是否构成抄袭。即便媒体要调查，与硕博论文相比，也需要付出更大的调查成本。

此外，这种“技术逻辑”及其带来的偏颇也体现在澎湃新闻对学术不端揭露的“学科不均衡”上。我们对样本的分析显示，澎湃新闻对高校学术不端的舆论监督明显偏向文科，文科案例占比高达66.1%。是否是因为自然科学的学风就比人文社会科学好呢？显然不是如此。在笔者看来，澎湃新闻学术舆论监督的这种学科偏向也与其技术层面的操作直接相关。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科的学术成果在技术层面上比较容易鉴定是否涉嫌学术不端；二是澎湃新闻的记者群体多为文科出身，他们大多只能看懂文科论文。正如澎湃记者在访谈中所言：

“我们在学科选择上是有偏好的。肯定是人文社会科学居多。外文文献我们看不懂，理工科的、医科的东西也看不懂，而且判断难度大。只有文科的我们比较好判断，会认字就行。我们的记者也多数是学文科的，对于文科的东西还是比较能把握的。”（对澎湃新闻B记者的访谈，2019年3月25日）

可见，不但技术手段影响着澎湃高校学术舆论监督报道的新闻生产。记者的学科背景也发挥了影响作用。实际上，澎湃新闻记者以文科居多的学科背景在中国媒体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据2016年美通社发布的《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国内工作习惯》调查报告，在1477名受访者中，有59%的受访者在大学所学专业为新闻传播、市场营销、中文语言等传媒相关专业[23]，这些相关专业均属于文科类目。出于对自身专业的了解和兴趣，出身文科的记者会倾向于做与文科有关的学术舆论监督，澎湃新闻的报道出现“不均衡”也就显得见怪不怪了。

四、结语：媒体对高校的“有限监督”及其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澎湃新闻介入高校舆论监督，甚至充当“学术督察”，其现实逻辑清晰可循。澎湃新闻之所以转向对高校的舆论监督，并加大对“学术不端”新闻的报道，实际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有着多方面的考虑。舆论环境、市场策略、技术手段以及记者的专业背景等都影响着其澎湃新闻这一类新闻文本的生产。从新闻生产策略的转型来看，我们可以把澎湃新闻的这种学术舆论监督看作是一种既有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行为。

尽管澎湃新闻的学术舆论监督充满了不均衡性，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舆论监督的效果是巨大的。近年来，几乎每一起报道，都能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涉事高校对舆论监督的反应也非常迅速。2018年10月19号澎湃新闻新闻报道了清华大学有11篇材料科学领域的论文因学术不端行为遭撤稿，仅仅三天清华大学官网就公布了撤销涉事者的博士学位、同时对其导师追责问责的处理结果。类似的“澎湃报道之后立即处理”的例子不胜枚举。据笔者统计，仅因澎湃新闻的报道，被弄丢“硕士帽”或“博士帽”的研究生就有22例，其中包括已毕业多年的往届生。

从高校对媒体报道的反应之快及调查处理之及时性上看，澎湃新闻的学术舆论监督是颇具成效的。这种学术舆论监督甚至有力地推动着教育系统的改革。在学术抄袭事件多次曝光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中，教育部就曾于2016年6月16日发布了《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办法第十四条还特别提到：“高等学校对媒体公开报道、其他学术机构或者社会组织主动披露的涉及本校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应当依据职权，主动进行调查处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确证了媒体学术舆论监督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当然，我们也不能将媒体的学术舆论监督效果过分夸大。实际上，这种舆论监督的实施及其效果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和涉事高校或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博弈。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不是万能的，[24]学术舆论监督也是如此，何况其本身也存在“传播失灵”。因此，澎湃新闻的这样一种学术舆论监督最多只能是一种“有限监督”。

实际上，在当前的学术体制下，仅靠媒体这样一种“有限”的学术舆论监督是很难从根本上治愈高校包括“学术不端”在内的各种问题。它更需要依靠多种力量，特别是高校体制改革的推进来化解这些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即便是这样一种“有限的”、“失衡的”的学术舆论监督对于高校的改革和发展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因此，新闻界仍有必要坚守舆论监督责任。只有媒体对高校的各种问题继续保持“瞭望”，高校才有可能变成真正的“象牙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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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良飞：《澎湃新闻如何做时政报道》，《中国报业》，2015年第19期。

[3]王鹏、黄杨：《坚守本分 坚持创新——从澎湃新闻看媒体融合时代时政报道的转型探索》，《新闻战线》，2017年第13期。

[4]这三篇报道分别是2017年1月17日的报道《我们比对过了，这两篇相隔三年的博士论文几乎一模一样》、《复旦回应博士论文抄袭事件：已启动调查，如属实将严肃处理》，以及2017年1月21日的《复旦大学：仇思隽论文抄袭事实确凿，撤销其博士学位》，见澎湃新闻网站，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05631

[5]潘祥辉、吴正楠：《科学工作者变身自媒体人:话语、角色及影响》，《中州学刊》，2016年第10期。

[6]参见李红涛：《黄金年代的“十字路口”：<生产新闻>与新闻生产社会学的崛起》，《中国传媒报告》2013年第4期。

[7]张志安、章震：《重审语境与重新出发：新闻生产社会学的“本土化”脉络和反思》，《新闻记者》，2018年第9期。

[8]周睿鸣：《“转型”:观念的形成、元话语重构与新闻业变迁——对“澎湃新闻”的案例研究》，《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3期。

[9]《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中国教育在线，2019年1月。

[10]《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7年1月20日。

[11]薛天祥：《高等教育发展与高校扩招问题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1期。

[12]澎湃新闻：《绝大多数学术不端行为早就被发现，只是没人捅破窗户纸》，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25430，2016年1月26日。

[13]潘祥辉：《同病同源:医改、教改与传媒改革的比较制度分析》，《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11期。

[14]朱玟雅：《闭合空间里的专业彰显：反腐新闻的实践之维》，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15]孙五三：《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市场转型期媒介的政治—社会运作机制》，《新闻与传播评论》,2002年第1期。

[16]张志安：《新闻生产社会学视角下的田野观察和案例研究——从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谈起》，《新闻记者》2017年第5期。

[17]潘祥辉：《论传播失灵、政府失灵及市场失灵的三角关系——一种信息经济学的考察视角》，《现代传播》，2012年第2期。

[18]潘祥辉：《传播失灵:一种基于信息传播非理想状态的研究》，《浙江学刊》，2012年第2期。

[19][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社会学》，徐桂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20]王新武：《新闻地方保护主义探微》，《视听界》,1994年第2期。

[21]李东晓、潘祥辉：《分权体制与地方政府的媒介治理——以“守土有责”的地方性理解与实践为视角》，《新闻记者》,2016年第5期。

[22]张涛甫、徐亦舒：《政治沟通的制度调适——基于“澎湃新闻”“上海发布”“上海网信办”的考量》，《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23]美通社：《2016中国记者职业生存状态国内工作习惯》，https://www.prnasia.com/story/141491-1.shtml，2016年1月26日。

[24]潘祥辉：《非媒体信息、非媒体机构与大众传媒的有限功能——兼及一种去媒体中心化的舆论监督观》，《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