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1990年代以来，不少日本内亚史学者改用“中央欧亚”概括其研究的地域对象，构建起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全新“世界史”体系。通过剖析可知，这种看似充满新意的历史构建在基本史实上存在重大缺陷与误区，不能被视作具有实证性和说服力的知识体系。
引 言
自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内亚史(大体涵盖了我国的北方民族史和西域史等领域)学者倾向于使用源自英语Centural Eurasia的“中央欧亚”(中央ユラジア)一词来代指以前他们惯于使用的“内亚”研究(英语的Inner Asia，日语的内陆アジア)或“征服王朝史”领域，其使用程度之频繁，尤其表现在那些以提倡使用非汉文史料为研究特色的该国中青年学者群中。具体代表人物有杉山正明、森安孝夫、冈田英弘(已故)、杉山清彦、志茂硕敏、承志等。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同样是在日本的内亚史学者中，如果仍以使用汉文史料为主，则流行选用该国唐史学者妹尾达彦在1999年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九卷导语中所提出的“东部欧亚”(东部ユラジア)或与它类似的术语。有鉴于发掘非汉文史料的价值最近成为了我国民族史学界的重要关注议题，而且杉山正明等“中央欧亚”学派的中坚人物的相关著作已经通过翻译，渐渐进入汉语读者的视野，将来或会对国内学界产生影响；故本文的评析对象直接聚焦当下这一学派的主要观点，拟客观充分地检讨其得失成败，以作为我国民族史研究的镜鉴。据笔者观察，“中央欧亚”这一概念在该国学界的流行直接折射出日本内亚史研究思路在新的学术与时代环境下所发生的重大变迁，欲清晰地澄清这种变化所根植的相关学科背景，首先有必要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日本内亚史的自我转型和重新出发说起。
一、从传统的“满蒙史”研究格局到二战后的“征服王朝史”研究
“二战”以后日本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促使在昭和前期与军国主义的大陆扩张有着极深渊源的日本内亚史研究的最主要支柱“满蒙史”的整个学术体系砰然坍塌，再加上为该学术体系长期提供制度保障和经济支持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为满铁)、“西北民族研究所”及其前身“蒙古善邻协会”“厚和蒙古研究会”等相应机构的破产解散，以及东北内蒙的回归中国，使得日本学界既不可能像之前那样在侵华日军的武力保护下，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内亚边疆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征购以及民族学资料采集等种种有损中国主权的文化侵略行径，也无法再从经费上维持此前专门刊载此类研究成果的《北亚细亚学报》《蒙古学报》《内陆亚洲》《满洲学报》《书香》《蒙古学》等系列刊物的继续出版。政治经济局势的变革是如此剧烈，使得原先中日战争期间该国“满蒙史”研究的不少学者纷纷选择在战后转型，先后转入其他学术领域，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羽田亨栽培的得意门生、以研究塞外史和古突厥语碑铭见长的小野川秀美竟然从此改治清末民初史，其他还有在《蒙古学报》上发表其最初学位论文的榎一雄转向以厭哒史为中心的中亚史领域；在金史研究和东北亚民族史—考古学等方向均取得丰硕成果的三上次男则在战后由于无法利用中、朝等国新出考古资料，遂在其学术生涯的后半期径直投入到以东西方之间的外销瓷贸易为中心的“陶瓷之路”的全新分野中；原本主攻金元西夏史，既参编过《满和辞典》又从事过野外实地民族学调查的藤枝晃则成为了以写本断代研究见长而非主要依靠考古资料取胜的文献型敦煌学家。还有一些学者如小野忍、佐口透等也都相继离开了“满蒙史”领域。故随着之前在日本名噪一时的以宣扬“满蒙非中国领土”为宗旨的“满蒙史”的昭告终结，该国以“满蒙史”为台柱的内亚史一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打击与重挫，学术环境的低迷不振甚至波及日本内亚史的其他领域，像稍后的青年藏族史学者中根千枝干脆放弃了史学研究而彻底投身于社会科学领域内，最终成为日本社会学界的巨擘之一。正是在这种因形势严峻且前景暗淡而令人沮丧失意的悲观气氛下，美国学者魏特夫(K. A Wittfogel)倡导的“征服王朝”学说的出台，为日本内亚史学界消除这种因战败导致的经济和史观上的双重焦虑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转型契机。
一提起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中国学界习惯于将其视作一种为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张目或者至少也与之暗合的具有分裂中国意图的学说。如果我们冷静地对该理论的萌芽背景加以分析的话，即知这一定位其实并不那么准确，因魏特夫酝酿构思这一理论的时间正值其和冯家昇、王毓铨等合作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日本投降之前的太平洋战争期间，尽管完整阐释该理论的著作的出版已经晚至1949年。当时美日关系因珍珠港偷袭事件的爆发而急转直下，美国举国上下充斥着对日复仇的强烈民族情绪，甚至累及那些本来早已归化多时的日裔移民都在未作甄别的情况下悉数被强制关入集中营，完全被剥夺了基本的人身自由。与之相反，此前全凭自身力量单独坚持抗战多年的中国现在则作为美国的可靠盟友重新受到了美国社会各界的正面评价，遂致之前长期沦为二等公民的在美华裔的社会地位终于得到了空前的改善与提高。因此在彼时美国主流社会对中日两国的正反认知如此落差鲜明的时代背景下，对一向以政治嗅觉灵敏著称乃至惯于见风使舵的德裔难民魏特夫来说，他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甘冒美国社会之大不韪，在自己的学术著述中积极宣传有利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政治主张呢？何况在他的辽史研究过程中，无论是资料的分析综合，还是观点的提炼推敲，皆离不开精熟辽史的爱国学者冯家昇先生(1939-1947年在美工作)的无私相助和尽心指导。
其次，从旗帜宣明地揭橥“征服王朝”命题的《中国社会史——辽》的导言等部分的表述中，也确实不见像当年的日本御用学者矢野仁一和后来的个别极右翼学人的著作中那类连篇累牍地充斥着某某地区非中国领土的赤裸裸的政治叫嚣和挑衅性分裂主张。确切地说，他只是将中国的历代王朝划分为传统的以汉族为主导的本土型政权和以北族统治者为主导的非汉族王朝，后者又再细划分为以十六国北朝为代表的渗透型王朝和以辽金元清四朝为载体的征服型王朝，但无论是渗透型王朝还是征服型王朝，他在导言中均将其列入中国王朝的一种特殊形态，绝未将其摈弃于中国之外，这正像其书名所昭示的那样，如此处理路径不仅有别于日本当时的“满蒙史”研究取向，乃至与今天有些国外学者在内亚史研究中津津乐道于传播和散布“去中国化”论调的学术理路相比，也是明显不同的。然而，由于魏氏本人自1940年代后期开始转为极右，加之在50年代又推出了完全为反苏反共的右翼意识形态服务的政治宣传性著作《东方专制主义》，这难免让人以后者那种完全沦为政治工具的标准来看待此前他和冯家昇合作完成的《中国社会史——辽》，从而怀疑其写作此书同样抱有十分阴险的政治目的，即配合日本军国主义瓦解分裂中国。其实只要稍稍了解魏氏的生平经历，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尽管从其后半生至死未改的反共反苏的顽固政治立场上判断，1940年代以后的他无疑是一位右翼知识人士，但却属于表面上用“自由主义”为己张目的新右派阵营，而与矢野仁一和冈田英弘这类露骨的旧派军国主义极右分子立场迥异。既然魏氏在其书中并未将辽朝“去中国化”，那么他的学术态度甚至要比后来罗萨比(M. Rossabi)在1980年代主编的论文集《10-14世纪期间，棋逢对手下的中国》体现的史学观念更加客观开明，因为在后一书中，中国已经蜕化成了宋朝的同义词，故与宋朝对峙的辽夏金吐蕃等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政权均被视作中国的对等邻国。这样“中国”的空间范围被大幅度压缩到仅归宋朝统治的内地一隅。与之类似的还有英国辽史学者史怀梅，她在近年所撰的批评北方民族“汉化”的论文中，同样将内亚边疆及其历史上的非汉民族均摈弃于中国(China)之外，并坚持使用“外人在中国的统治”(foreign rule in China)这样一种将历史上的北方民族“去中国化”的表述方式来偷换消解魏特夫与冯家昇书中所见的“中国征服王朝”概念。
正由于魏氏的“征服王朝”理论在政治上与日本军国主义素无历史瓜葛，故战后急需华丽转身以走出学术窘境的日本东洋史学界很快便接受了这种舶来学说，再予以局部的修改。响应此说的既有京都大学毕业的田村实造、藤枝晃、竺沙雅章等，又有出身东京大学的护雅夫、村上正二等，其中尤以田村实造对这套理论的吸收与改造最为用力也最有影响。以后他关于辽金元三朝历史的研究成果遂结集为三卷本《中国征服王朝之研究》，构成了其一生学术成就的主要基石。不妨说在战后的很长时段里，由魏氏首倡并被田村氏等改造发挥的“征服王朝史”理论，再加上考古学家江上波夫主创的“骑马民族国家”学说，以及中亚史学者松田寿男在终战前即提出，但起初尚影响有限的带有环境史学导向的“干燥亚洲论”(详后)，共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内亚史研究的三大全新理论支柱，一举取代了昭和前期彼国流行的“满蒙史”或“满鲜史”研究范式。需要指出的是，日本内亚史学界对“满蒙史”等军国主义史学遗产的切割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受制于政治形势的改变不得已而为之，并非基于学者的自省批判精神而主动扬弃之；故这种对军国主义学术流毒的清算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以致战前“满蒙史”的最核心内容“满蒙非支那论”的部分元素仍以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悄然得到保留。
以田村实造为例，他在接受“征服王朝”理论，将辽金元等朝代列为中国王朝的特殊形态的同时，却又将旧有的“满蒙非支那论”改换包装成“东亚世界”和“北亚世界”在历史上的长期二元对立，即前者以中国为中心，后者则仍以满蒙为中心，故作为塞外史的北亚史不属于中国史，两者各有彼此不同的发展轨道，且北亚与东亚分属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的文化圈。这种指导思想实际上意味着魏特夫的原有学说遭到了重大修改。如前所述，魏氏理论中“征服王朝史”的参照面是传统意义上汉族建立的“普通型中国王朝”，如汉、唐、宋、明之类，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史的全相。然而在被田村氏改造过的“征服王朝史”体系下，与“征服王朝”相互对照的却是被他明确置于中国史范围之外的所谓“游牧国家”群体，后者包含历史上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政权，从而形成了“中国征服王朝史”与“北亚史”平行齐驱的二元格局。故战前的“满蒙非支那论”一变而为现在的以突出北亚游牧政权为特征的“北亚非中国论”。另一位接受“征服王朝”说的学者护雅夫则在60年代将其关于东突厥汗国的研究成果结集成书时，特意取名为《古代トルコ民族史研究》，而トルコ一名在现代日语中系指一战以后才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及其前身奥斯曼土耳其，如果需指突厥语族的话，则通常其后要加一“系”字；后来为避免混淆，日本东洋史学界以テュルク指代尚在蒙古高原及其周边活动的突厥汗国等政权。故从书名抛弃后者而选取前者的手法上看，护氏显然是把东突厥汗国当作是土耳其人的古代祖先，这样东突厥汗国的历史不再属于中国北方民族史而是土耳其古代史的组成部分。如此处理当然是再直露不过的泛土耳其主义在学术上的扭曲反映，它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东突厥汗国的缔造者是以阿史那、阿史德等部落联盟为基础的鄂尔浑突厥人(古突厥人)，这和今天大多数土耳其人在那时的祖先乌古斯人是有明显认同隔阂的，唐代这两大集团之间甚至经常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冲突，这在古突厥文碑铭的记载中历历可见。可以说隋唐时期的古突厥人只会认为乌古斯人是其汗国的下属臣仆，绝不可能认同将自己的历史与乌古斯人的历史混为一谈。
事实上，即便以田村氏用力最勤的辽史来说，我们也能发现其学说体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之处，即他一方面认可辽朝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另一方面又将处于辽朝统治之下的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袤内亚地区屏弃于中国之外，属于与之对立的“北亚世界”。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做法也遭到了本国同行岛田正郎的强烈批判。岛田氏大概是在他那一辈学者中始终固守“满蒙史”历史解释框架最为执拗的一人，他从1941年开始即将契丹——辽朝史明确定性为与中国史截然不同的“满蒙史”分野中，而与其他学者在战后逐渐抛弃这套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诠释理念不同的是，岛田氏战后仍然坚持其原有的学术主张，并对田村氏等接受辽朝属于“中国征服王朝”范畴的做法公开表示了异议。他此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辽史的著述，并结集成书，论述辽史和匈奴、突厥、蒙古等的历史一样，均应隶于北亚史的名目下而非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以后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这套祖述“满蒙非支那论”的“北亚史非中国史”的主张，他又从法制史的角度提出了“北亚世界”在历史上长期实行“北方欧亚法系”的学术命题，以表明其与奉行“中华法系”的中华世界在文明形态上绝然对立、互不融合，并为此钩沉大量汉文史料，以“北方欧亚法系”作为书名推出了相应专著。故战后日本内亚史学界对于“满蒙史”军国主义学术遗产清理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一种有些奇怪的模棱两可现象，即在每年《史学杂志》的年度回顾性专号中，相当于中国北方民族史领域的同一批研究成果既可能被置于“中国史”的断代序列(尤其是那些“征服王朝”)下加以评述，又可能被放在“内陆亚洲”这一专章中进行介绍，故彼此之间报导介绍的内容时常发生重合。而在1970年代初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系列中，类似的重复情况也时常出现。如以其中的第九卷《中世·三》为例，该卷的书名正标题是“内亚世界的展开1·东亚世界的展开1”，其中的内亚部分反映的实际上多是辽夏金三个“征服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兴衰历程，而且护雅夫在该部分之前的“导言”中重点阐发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理论的史学意义，并未像岛田正郎那样否定辽朝的“中国王朝”性质。换言之，虽然该书的“内亚世界”主要系以中国史上“征服王朝”为对象，但以“内亚世界”与下面中国所代表的“东亚世界”并列的做法无形之中又向读者传递出强烈的“中国”与“内亚”的二元对立色彩。同样是在此书后面的“东亚世界”部分中，佐伯富的导言中即有讨论“征服王朝”的内容，爱宕松男则专写了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一章，最后由田中健夫所撰的终章也将元朝定位成“征服王朝”之一。这样“征服王朝”的内容既见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世界”，又贯穿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尽管日本内亚史学界对军国主义遗产的战后清理颇不彻底，但对“征服王朝”理论的讨论与接受毕竟使得在历史研究中“去中国化”的学术倾向多少会受到抑制(尽管以中国史学界的标准来看，“征服王朝”理论本身也有其明显的弱点或漏洞)，至于像岛田正郎那样反对将辽朝划归“中国王朝”之列的过激主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成为学界主流。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叶，随着左翼社会运动在日本国内的蓬勃开展，有些不满学界现状的青年学人也开始对军国主义遗产在内亚史领域中的长期留滞持一种更具反思性的批判态度。此点清晰地反映在青年辽史研究者加藤修弘在对1968年度日本的北亚史研究动态的归纳中针对旧派金史学者外山军治的一篇论文所作的批驳。外山氏是文感慨日本由于在战后失去了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度关注这一地域，逐渐导致日本在“满州”(原文如此)史的研究领域中衰落倒退，且处于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对此加藤氏不仅反对外山军治将论文数量的多寡确立为研究取得进展与否的标准，同时还明确批评了后者对战前与军国主义有关的学术取向缺乏反省的错误态度，并认为相关研究要取得真正的关键恰在于积极引进西欧近代科学方法论。可惜后来在左翼运动中受到打压而渐趋退潮，这种对学术研究原本颇富意义的反思未能得到持久深入的贯彻，像加藤修弘本人也放弃了内亚史研究，最终成为一位以民间学者的身份长期投身于调查日军战争暴行的对华友好人士。
二、塞诺的“中央欧亚”学说及其在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初步反响
接下来的1970年代则是日本内亚史研究发生转折时期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的学者开始发表其研究成果，并渐次成长为以后数十年间该国内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其影响延续至今。这批新人中即有后来主动接受并发展“中央欧亚”概念的森安孝夫、梅村坦、杉山正明等。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内亚史学者之间围绕丝绸之路的实际历史作用所展开的热烈争论也促使年轻一代更多地从丝路所贯穿的欧亚大陆腹心区域的自身构造来思考史学课题，并试图在传统的汉文史料和伊斯兰史料之外发掘源自当地的第一手材料。正是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下，由塞诺在50年代提出的“中央欧亚”概念开始在日本内亚史学界产生初步的反响。
当塞诺在1950年代的论文中提出这一代指内亚的概念时，他并未给出精详的地理范围，而主要是从欧亚大陆的地缘构造出发，强调历史上传统的几大文明区域皆位于该大陆的边缘和接近边缘地带，而面积更为巨大的大陆的广袤中心区则是由时常游离于传统文明区之外的蛮族所占据控制。他的这种史观受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的地理枢纽中心理论的影响。后者所定义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大致从中国东北附近一直向西延续到匈牙利，整体上属于点缀着沙漠的草原地带，故在近代之前成为了以机动迁移能力著称的游牧民族的天然活动舞台，由此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世界政治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受其影响或支配的传统几大文明区域则相当于环抱着它的新月形地带。而且按照麦氏的预言，即使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这一地区如果能够实现畅通无阻的铁路交通，那么依然极有可能再度扮演这种枢纽作用。当然麦氏毕竟不是历史学者，因此他在文中对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历史作用的知识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的欧美大学教科书的知识水准，但这种视草原地带为“中央”，而农业文明区则在无形中成为新月形“边缘”的全新观察坐标的确立却极大地启发了作为内亚语言和历史专家，且原籍为匈牙利的塞诺。况且麦氏对欧亚大陆腹心区的地理统一性的认知与把握也彻底打破了传统地理学上将乌拉尔山至高加索山脉一线当作欧亚分界线的桎梏，确实有助于人们从更为宏观的空间角度思考相关地区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塞诺提出了“中央欧亚”这一概念以包容并置换以往沿用多时的内亚一词。这样通过引入“中央欧亚”的观念，他期望原先被定位成高地亚洲或内陆亚洲的那片纵长广袤地带还可以向西越过欧亚地理分界线径直延伸到东欧平原地带，并由此成为西方史学界应该重点关注的“中央地区”而非往常意义上的边缘地带。此后，他又将可以与“中央欧亚”相互置换的“内亚”定性为文化统一体。总之，“中央欧亚”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被学界袭用已久的传统上的“内亚”一词。故在此后塞诺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中，“内亚”的地理范围及文化属性系取自他原先对“中央欧亚”的基本定性。
塞诺的这一新创概念首先由少数访学北美的日本学者接受，并由他们将之介绍回国；尤其是身为回鹘史与回鹘语专家的山田信夫(1920-1987)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媒介作用。他大约是在1962年访学哈佛燕京学社时接受了相关概念，并于归国后的1965年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蜕皮新生的阿尔泰学——指向中央欧亚史》，最早向日本学界介绍了塞诺的思想。以后他又在1978年发表《中央欧亚史的构想》的短文，主张将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历史研究，以弥补日本传统上的北亚史研究在地域上主要仅覆盖蒙古、满洲及准噶尔盆地等区域的局限，倡导采取“中央欧亚”的视角，将研究视野向西一直拓展到哈萨克草原和更西的南俄草原地区，从而全面充分地理解像蒙古汗国的兴起及扩张这类重大历史问题。而在1975年和1987年，他还具体以课题组织人的身份，先后牵头完成了名为《中央欧亚文化研究的课题与方法》《中央欧亚史的再构成——新出史料的基础性研究》的课题报告书。山田氏可谓“中央欧亚史”研究理念在日本学界的最早实践者。可惜截止到其去世之际，他所规划的恢弘主张只是得到了初步的贯彻，毕竟当时日本关于“中央欧亚西部”如南俄草原的学术成果积累得还相对有限，因此在其有生之年尚难以实现贯通整个欧亚草原带的宏伟研究目标。不过他生前培养的学生如梅村坦、森安孝夫等继承了老师的遗志，故在其去世后数年，即依托此前山田氏长期供职，后由森安氏接续的大阪大学相关机构，成立了专门的“中央欧亚学研究会”，以具体负责相关学术刊物的编辑与出版；之后学会还组织过前赴蒙古国的田野实地考察等活动。这也是日本学界自“欧亚学会”“内陆亚洲史学会”“阿尔泰学研究会”之后的第四个全国性质的专业性内亚研究学会。由此，“中央欧亚”的研究理念被更多的一线研究者自觉接受并以之指导个人的具体研究。
三、“中央欧亚”学派在日本内亚史的占据主流及其表现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接受“中央欧亚”观念的学者群体在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学术表现愈发突出，大体从90年代后期以来，这批学人已经牢固占据了该国内亚史研究的主流，进而对传统的东洋史研究格局也造成了有力的冲击。他们之中除了冈田英弘等个别人年龄偏大以外，其余多数属于森安孝夫、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中生代”研究者以及他们培养的青年学人。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批在学术见解上有明显共通之处的学者概括统称为日本的“中央欧亚学派”。
该学派学术影响力的日趋彰显突出表现在以“中央欧亚”命名的史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显著的增长。首先可以举出在日本出版界向来以发行“世界史”系列丛书而知名的岩波书店和山川出版社所推出的此类著作。其中后者在1990年出版的作为“民族世界史”丛书系列第四种的《中央欧亚的世界》，堪称日本首部以“中央欧亚”为书名的史著。此书的出版推动了该国知识界对“中央欧亚”概念的接受，由此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不再局限于史学圈。以后山川出版社又趁热打铁，继续推出了由小松久男主编的《中央欧亚史》(世界各国史4)和《中央欧亚史研究入门》。最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后期岩波书店陆续出版了多卷本的新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其中1997年推出的内亚史分卷的正式书名标题即作“中央欧亚的统合：9-16世纪”，完全取代了前述老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常见的“内亚世界的展开”等传统标题。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的老版和新版各卷册下的导言和正文各章实际都是由专题论文构成，故更为直观地透视出日本史学界分别在70年代和90年代各自取得的最新成果。同一时期，知名度甚高的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世界史”丛书中也包含了由梅村坦作为执笔人之一参与撰写的《宋与中央欧亚》。此后该出版社所推出的关于中国西北与中亚五国等的百科辞典类工具书也以“中央欧亚”作为书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出版界1990年代以来筹划的新版各套“世界史”丛书系列中，已经基本不见还像此前那样，沿用“中亚史”和“北亚史”作为书名的现象。名称的改易真切地反映出日本的内亚史研究逐渐跨越到由“中生代”学人作为中坚并以“中央欧亚”作为指针的新时代。
至于学者在将个人成果结集时，把它作为关键词嵌进书名的情况也随之出现，如蒙古史学者志茂硕敏和回鹘史专家森安孝夫的著作即是如此。此外日本内亚史学界对“中央欧亚”的接受还进一步影响到其他相邻学科。这正如在20世纪末，东京的同成社策划发行的多卷本“世界考古学”丛书，其中的北亚和中亚分册，即命名为《中央欧亚的考古学》。该书涵盖的地理范围东起大兴安岭，西至东南欧的喀尔巴阡山脉，可以说横贯了整个东西向的欧亚草原地带。而地理学家窪田顺平主持监修、由多位人文与理科学者共同撰稿的多卷本内亚环境史著作也以“中央欧亚”一词作为总标题。那么在这短短十多年间，“中央欧亚”一名的渐趋流行折射出的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发展动向有何背景渊源呢？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成果积累和问题意识等角度来综合分析。随着那时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原本并非熟悉汉文史料的该国学者所长的一些领域，如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亚史研究和里海—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研究等领域均有新锐学人通过学习掌握相关专业语言而踊跃跟进，从而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填补了其传统研究分野之外的诸多空白，最终为融会贯通以蒙古高原和塔里木盆地等为中心的“中央欧亚东部”和帕米尔高原以西的“中央欧亚西部”这两大地域的历史创造了条件和基础。因此，从日本学界推出的第一部“中央欧亚”通史，即前述山川出版社1990年刊行的《中央欧亚的世界》中，读者就不难发现，书中由森安达也所撰的“突厥系民族的发展：从乌拉尔到东欧”这一章的内容下，其覆盖的地域范围业已超越了传统的欧亚地理分界线，进而把东欧的广袤区域也纳入到“中央欧亚的世界”中。降至1997年的新版岩波世界史丛书中的《中央欧亚的统合》，有关“中央欧亚西部”内容的安排也颇充实，共有久保一之的《帖木儿王朝及其以后》、吉田丰的《从粟特语资料所见的粟特人的活动》、志茂硕敏的《蒙古与波斯语史书》、川口琢司的《钦察草原与俄罗斯》四章。总之，有关“中央欧亚西部”的历史内容在此类世界史著作中的明确显现且分量增大自然反映出日本的内亚史研究逐渐突破了治学的局限，不再仅囿于汉文史料记载较多的“中央欧亚东部”，从而为一种带有整合性质的“中央欧亚”史观的出台奠定了成果上的基础。将这种全新史观阐释得最为淋漓尽致的论述无疑要首推杉山正明在为上述《中央欧亚的统合》所写的长篇导言《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连接世界史的事物》，此篇极为重要的纲领性文献的问世或代表了日本式“中央欧亚”史观的正式诞生。
除了必要的研究成果的积淀以外，这一新史观的形成还要得益于前述“新生代”学者对欧美研究范式的反思与批评。由于日本与欧美在经济文化上的联系较为密切，故其国的史学研究在时间上总是能够较亚洲其他国家更早接触到欧美人文社科学术的前沿动向并较快作出回应，这正如田村实造和山田信夫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60年代就向其国学界介绍了魏特夫和塞诺的学说那样。不过80年代以后，冉冉升起的“新生代”内亚史学者群已经普遍不满足于仅仅接受此类由他们的老师一辈介绍到日本的现成史观，而是一方面对之有所质疑修正，另一方面则将目光投射到欧美学界开始流行的新学说。在前一方面，他们对“征服王朝史”学说和“中央欧亚”观念即使加以接受，也都存在明显保留之处。例如森安孝夫对于“征服王朝”的观念固然能够接受，但并不满意将之局限在辽、金、元、清四朝的传统认识，他先是撰文将唐代的渤海国定性为“征服王朝”的先导，以后又将安禄山建立的“大燕”看作“过早出现的征服王朝”。至于对塞诺的“中央欧亚”的概念，其回应意见主要围绕以下两点。第一，他径直批评了塞诺将中央欧亚的历史定义为“蛮族的历史”等观念，认为这反映了后者抱有的以“西欧中心史观”或“中华主义史观”为代表的农耕文明中心主义。显然“蛮族”这一用语让他感到无法认同，故被其视为农耕中心论的偏见。二是他对塞诺侧重于将“中央欧亚”看作文化概念而非地理概念也有保留，转而强调东起大兴安岭西至匈牙利的“中央欧亚”均属于以草原与沙漠——绿洲占统治地位的干燥地带，故该地域在生态环境上的共性更不可忽视。相较于森安氏的温和批评来说，杉山正明对魏特夫“征服王朝”的抨击就要尖锐得多。他将该说直斥为必须予以扬弃的过时观念，在他看来，魏氏将中国(中华)王朝分为“征服王朝”与“汉族的中华王朝”的两大分类本身即无法成立，因为即使就后一类“中华王朝”而言，如果剖开表相，也能发现其政权性质往往并非纯用“汉族”解说就能奏效，而应看成是“多种族混成国家”；至于包含西辽在内的契丹辽朝则本不属于“中华王朝”。此外，与“征服王朝”类似的历史现象也常见于中国史以外的世界史中。
与之平行的是，稍后的森安孝夫则沿着另外一种略有区别的思路也提出了“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命题，不过他给出的这一概念还带有目的性更强的置换性，即以之取代此前长期被日本内亚史学界(也包括森安本人)沿用的“征服王朝”概念。关于这一点仍要回到前述森安孝夫的《丝绸之路与唐帝国》，书中虽然依然不时使用“征服王朝”的名称，但已经新创造了“中央欧亚型国家”一词与“征服王朝”同义互换，以10世纪前后的历史为例，他将辽、五代、西州回鹘、黑汗王朝甚至更远的塞尔柱、哥疾宁、可萨等王朝或政权均划入“中央欧亚型国家”。而到森安氏为自己最新的论文集《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撰写序言时，他已经明确在注释中表达了作为旧术语的“征服王朝”宜被新创出的“中央欧亚型国家”超越的观点。而随着后者在用法上取代了“征服王朝”，那么此前自魏特夫以来长期将“征服王朝”视作中国王朝的特殊形式的认知至此遭到了实质上的扬弃，可以说，“中央欧亚型国家”概念的创出客观上割断了日本内亚史学界所研究的北族王朝与中国历史的血脉关联，故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去中国化”的知识效果。至此“征服王朝”史观在经藤枝晃、田村实造等介绍入日本内亚史学界六十多年后最终步入低潮。
至于杉山、森安等人关注的当代欧美学者则主要有沃勒斯坦、阿布—卢格霍德和贡德·弗兰克等。自1970年代中期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开始陆续推出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兴起扩张原因与动力机制加以解析的多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以后，在他的启发下，以寻找存在于欧洲之外的同样立足于经济交换与跨区域贸易的其他“世界体系”为要务的、具有全新观察视野和整合力的“世界史”(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国史)研究范式开始得到重视，以后又陆续涌现了像阿布——卢格霍德的《欧洲霸权之前》与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之类的足以从根本上颠覆人们传统上接受的“欧洲中心史观”的重量级翻案著作。其中对欧洲中心论批判的最为激烈的弗兰克甚至进而提出了“世界体系”可以上溯至5000年前的青铜时代的学术观点。这些原创性成果的出现极大地刺激了上述早就试图摆脱欧洲中心论，以求自创知识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他们在感受到冲击力之后，从形形色色的“世界体系论”中汲取了紧迫感，并随即着手用其储备已久的内亚史知识作出回应。
以森安氏而言，他在对弗兰克的“前近代世界体系论”表示赞许之余，强调指出“中央欧亚”地区至迟从前两千纪开始，即出现了相当统一的发展，而正是从这一时间开始，草原丝绸之路就将欧亚大陆北方的畜牧世界同南方的农耕世界连为一体，产生了类似“体系论”所揭示的历史作用，并强调在前近代时期，横贯草原地带与绿洲沙漠地带的丝绸之路对欧亚历史所起的突出贡献。故在森安氏给出的世界史分期模式下，游牧骑马民族的出现与四大文明的诞生具有同等的划时代意义。至于杉山正明在其所著《忽必烈的挑战》中建构的以蒙古帝国为本位的世界体系论，则在具体架构的搭建以及概念与方法的运用上均来自于对原来沃勒斯坦论述体系的承继与模仿，尽管他对事实上并非欧洲中心论者的后者的学说体系持严峻的批判立场。如果再加上在1992年出版了《世界史的诞生》，试图证明13-14世纪的蒙古帝国时代为“世界史”开端时期的冈田英弘，我们或可把这几位日本学者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史学实践从现象上概括为“重写以内陆亚洲(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此外，被其与“西方中心论”同样列为攻击靶标的还有被看成是承载中国中心论的“中华主义史观”，尽管森安氏在文中同意“当前日本多数年轻人均厌恶中国”的现实判断，但在他看来这一史观仍然存在于本国少数专门学者中。杉山正明则认为日本宋元时代史的研究者在传统上仍有基于华夷思想的“文明主义”取向，因此对于与宋朝对峙的辽、金、西夏等非汉族国家政权抱有视如异族的立场，而这与研究者主观上的好恶一样，均属历史研究时应予摈除的对象。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看法信实无误，他曾在著作中特地举出了凌迟的事例，认为这种酷刑既然能在北宋时期盛行，那就有力地证明了宋朝绝不适宜被吹捧为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度。这显然是对日本宋史学界历来盛行的高度评价宋代中华文化繁荣为倾向的“宋代至上主义”历史观的回击。
当然对于他们重建以内亚史为中心的“世界史”宏大叙事的具体实践，我们也要认识到，毫无疑问，这批“中央欧亚学派”的代表更敏于对非汉文史料的运用，如森安孝夫以研治回鹘语与藏语史料见长，杉山正明专攻波斯语等蒙元时期的穆斯林史料，冈田英弘则重视使用元明以降的蒙满文资料。可是他们对汉文史料的发掘利用就明显不如前述日本国内的“东部欧亚”学派的学者群专精，这当然会制约他们推出的宏大史观在证据上的有效性。此种优长与缺陷并存的状况可以说是客观反映了在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中，尺有所短而寸有所长的基本事实。其次，他们所受的学术训练重点还是在史学和语言两方面，其最受业内人士瞩目的实证性学术成果都是由选题大多相对较小的个案汇聚而成的专题论文集，即前引森安孝夫的《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以及杉山正明的《蒙古帝国与大元兀鲁思》、冈田英弘的《从蒙古帝国到大清帝国》。总之，这些学者的学风路数不失为继承了日本东洋史学界历来重视实证、擅长小题大做的固有传统，故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等人凭借着深厚的社会科学的基本训练，善于将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乃至巨量的二手成果融会贯通的“大题大做”式的社科治学模式明显有别。因此，对于本质学风上仍属考证型的他们而言，欲迈向一种全新范式的“世界史”的写作，应该承认其中必然存在着不小的转型难度。
要写出在成就与影响力方面足以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的大作媲美的以“中央欧亚史”为中心的全新“世界史”，合适方法与理论的把握与引入是其中最为根本的关键要素。从他们的具体实践来看，当属撰有前述纲领性文献《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及多种概说类著述的杉山正明建构的“中央欧亚”史观最具冲击力与影响力。以下不妨重点以他为例，对其从事相应“世界史”写作时所依靠的视角方法与有关理论稍作剖析。
此前已经叙及，杉山氏在建构以蒙元帝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时，在写作思路和结构设置上多曾取法沃勒斯坦。不过，突出蒙元帝国的中心位置只是在他整个“中央欧亚”史观中的重要一环，因为在他的史观中，“中央欧亚”在“世界史”中占据相对核心的地位绝不始于蒙元时代。而在他对前蒙古时代的漫长历史进行建构时，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当代西方社科学者对之所能起到的作用主要还在于提供了一整套基本的分析视角，即根据世界的不同大区在相互的经济贸易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差异，适宜将它们各自区别定性为中心(Core)—外围(Periphery)—边缘(Margin)等不同的层级，这种格局差异也表现为资源和财富等资本要素的流动与汇聚具有相当的规律性和稳定性，并最终促成了像外围和边缘这样的区域在相应的世界经济体系中长期依附于所谓的中心区域。尽管杉山氏等日本内亚史学者重写“世界史”的切入点并非经济而是政治与军事，但这种旨在区分中心与边缘的经济史意义上的“依附模式”依然成为了他们最为倚重的考察视角。可以想见，在他们重写世界史的实践中，能够占据核心地位的必定是原先容易被传统史学忽视或贬低的“中央欧亚”，而像长城以南的中国内地这样的传统农业区域(“中华世界”)则相应降为中心之外的外围或边缘。
当然，仅仅建立了以“中央欧亚”为中心并俯瞰边缘化的“中华世界”的全新坐标体系还只是在思路上迈出了重写“世界史”的第一步。那么他们还需要在理论方法上作哪些必要的准备呢？之前我们曾提到，战后得以重建的日本内亚史学科有赖于三大基本理论的支撑：“征服王朝”论、骑马民族国家说、干燥亚洲理论。如上所述，第一种理论已经渐渐淡出杉山氏这代学人的视野，至于江上波夫首创的第二种理论本身系为解决日本文明的起源而提出，只是因为江上氏的主业是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他称之为北方ユラシア)考古，并兼及历史，故也被其延伸移用到内亚史的研究分野之下。然而该理论重在解析草原游牧民族在历史上的一般活动规律，而对于草原之外的内亚其他生态地带上的人群及其创造的文明与历史则涉及较少，因此要将其作为研究整个“中央欧亚”的理论指针尚存在天然的局限性。能够有效弥补上述缺憾的，恰恰唯有松田寿男(1903-1983)还在终战之前即已萌发提出，但直至战后才蔚然风行的“干燥亚洲”说。
尽管松田氏当时限于条件并无实地深入调查新疆及中亚一带的丰富田野经历，但却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独到观察视角。根据日本学者的概括，他早在1938年，就与小林元联名提出了“干燥亚洲”的生态概念并以之指引相关的研究，以后又在1942年正式列出了“内陆亚洲史论”这样的研究课题，故成为日本学界最早自觉使用“内亚史”作为学科概念的学者。虽然由于“满蒙史”体系在那时尚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影响了其理念的扩散普及，但是随着该体系于战后的倾塌瓦解，松田氏的学说随即填补了相关领域留出的巨大理论空白。故此后很快形成了以松田氏为中心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即内陆亚洲史学会，它将相关的研究人员凝聚在一起，不定期地刊印和汇辑同仁的研究成果。而他本人创出的将草原地带与沙漠绿洲结合起来考察，并强调其生态特性的“干燥亚洲”理论也随之风行，成为了此后许多学者争相响应的主流学说。他对自己的这一理论较为成熟而完整的阐述见于其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绪论《天山山脉的历史意义》。他晚年在其一篇总结性文章中将其学术思考归结为从日本传统的“风土”观中得到了启发。按日语语境中的“风土”不纯是地理的代名词，而是反映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关系的特定表述。20世纪20年代，和辻哲郎在其《风土论》一书中首次把旧大陆世界划分为季风、沙漠、牧场三大风土，并与不同的“国民性”相对应。这应当直接影响了松田氏提出干燥亚洲、湿润亚洲、半湿润亚洲的亚洲三分体系，具体见于干燥亚洲的两种不同的生计类型是游牧生活与绿洲生活。两者分别出现在干燥亚洲的北部草原和南部绿洲。虽然草原与绿洲各自发展出的生计形态显著不同，但这两大地域并不截然对立，毋宁说两者存在着可以统一起来的经济上的联系纽带，即著名的松田公式：游牧业+X=发展。它表示原本经济结构单一的草原游牧业必须与其南北两侧的农耕区和森林区进行物资交换(兼有战争方式与和平手段)，才能实现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壮大，从而克服自身历史的停滞性；其中的变量X主要指代的就是源自绿洲地域的商队贸易。故草原游牧民与绿洲定居民在此基础上结合而成的互相依赖、共生共荣格局绝非纯用陈旧的南北对抗模式所能解释。
松田氏的如上学说对于战后几代日本内亚史学者均起到程度不同的影响，仅专门讨论和阐发这一命题的有关评论就从6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老一辈的学者如山田信夫和护雅夫，他们将自己所撰的普及版内亚史不约而同地均用“草原与绿洲”作为书名。而年轻一代学者在整合性更强的“中央欧亚史”的结构下进行研究时，松田学说的指导价值体现得愈加明确。这正如前引森安氏在评价塞诺和贡德·弗兰克等的观点时，实际上都征引了“干燥亚洲论”对其加以补充。直到最近他的学生、满族史学者杉山清彦在其关于“中央欧亚”的专文中对该地区进行实体再定义时，仍然基本延续了松田学说的思考方向。而对于矢志重写“世界史”的杉山正明来说，“干燥亚洲论”的杠杆作用就更是不可或缺，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他最倚重的学说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将草原与绿洲两大不同区域合并为一个历史单元的基本理论依据。试以《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这篇学术地位最显要的宏作而言，全文的第一部分就是对松田“干燥亚洲”定义的展开分析，直至把草原和绿洲定性为“中央欧亚史”的实际载体。故如果说在他重写“世界史”的实践中，“中央欧亚”占据着中心位置，那么“中央欧亚”本身又被定义为一个由草原和绿洲结合而成的地理加文化实体。此外，松田氏的具体观点乃至理念倾向对杉山氏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譬如后者对13-14世纪时以蒙古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认知就让人直接联想到松田寿男在多年以前提出的蒙古西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重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商业圈，因此才首先不惜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毁灭旧有的伊斯兰商贸系统。至于松田氏晚年对兰克史学等西方学术思潮传入日本之后所导致的欧洲中心论在日本的“世界史”教研中的流行，以及由此造成学科壁垒的后果表现出的反省批判立场，也应被视作激发杉山等学者重写“世界史”以建立日本学者独立史观的一个思想远源。
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历史的另一个方法论的前提是它还必须从地理或文化概念转化升级为活生生的历史载体。在这一点上，杉山正明则从自己的角度定义了“中央欧亚型国家”的概念。然而不同于森安孝夫的该型国家出现于10世纪初的见解，杉山氏笔下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包括的范围显然更广，基本上囊括了诞生于“干燥亚洲”的草原—绿洲的各大强势政权或王朝。他首先将世界历史上的各大帝国和相应的地域和文明圈进行对应，如中国被界定为“中华地域型帝国”，与之形成对照的则是内亚地区常见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其不仅包括了内亚历史上的匈奴、鲜卑、柔然、高车、贵霜、白匈奴、突厥、回鹘、契丹和最后的蒙古世界帝国等，还涵盖了传统上被看作中国王朝的代国、北朝、隋唐等，至于明清帝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则尽数被当作蒙古世界帝国的继承者。因此“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历史影响力极其深远，最终超越了传统的世界各大文明圈的固有界限。因此按照杉山氏的诠释，古代的国家—帝国本来都有特定的地域性，一般在覆盖地区上难以超越其对应的文明圈范围，正如中华地域型帝国那样，唯有“中央欧亚型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对这种地域化文明圈界限的突破，最终创造出超越文明圈式地域史的“世界史”景象。如果说“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世界史”是由欧洲人一手开启的，那么在此之前的“世界史”则出自以游牧为主的中央欧亚人群的创制。或者我们也可以将其思想理解为“中华地域型帝国”不能实现的超越东亚世界和内亚世界的文明圈界限的壮举最后却由“中央欧亚型国家”一举完成。故作为历史载体的“中央欧亚型国家”对“世界史”的作用与贡献还要远大于传统四大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的载体“中华地域型帝国”。这一要点正是杉山氏在重写“世界史”时常常以浓墨重彩的笔法来突出表彰的。
四、以史实来检验“内亚中心—中华边缘”二分视角的适效性
随着重写“世界史”的视角、理论及方法等前提条件都已陆续俱备，以杉山氏为首的这批学者再将它们与经过筛选的史实相结合，遂使日本学界从90年代以来新推出的深具“世界史”视野的“中央欧亚史”不仅不再是“中华主义史观”的次级附庸，而且以“中国本部”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史”都被定位为“中央欧亚史”的组成部分或其一分子，故在历史叙事上造成了“中国史”的被异化消解。首先来看最能反映日本史学前沿水平的前揭新版《岩波世界历史》中的《中央欧亚的统合》分册内的篇章安排。中砂明德撰写的12-16世纪的中国江南史专章和檀上宽所著的初期明帝国的内容均被收入此书，与蒙古四大汗国及其后继政权等主题相互并列。如果按照以往旧版《岩波历史》的编排秩序，它们本应被置于纯粹的中国王朝史序列中。然而在历来笃信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典型的汉人王朝”观念的主编杉山正明的设计下，如今中央欧亚史的范围已经大幅度楔入南宋和明朝的历史内，更不用说杉山在全书导言《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中所配的地图里将“中央欧亚”的南缘界限已经划到了近于淮河流域一线，甚至还包括了长江上游的西南部分地区。质言之，如果以我们平时习惯接受的“六大古都”这一概念为例，那么其中有四座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均属于“中央欧亚”的地理范围内，这也意味着以它们为首都的中国诸王朝历史实际上已经内化为“中央欧亚历史”的一部分。譬如今天的首都北京，杉山氏曾在其撰写的多种概论书中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的范阳直到后来的大都，其性质均为地地道道的边境城市，这个“边境城市”恐怕不只是相对于黄河流域等中原地区来说的，更为重要的也是针对“中央欧亚”而言。
当然将“中央欧亚”实体化并以之遮蔽消解中国史的书写实践更突出地体现在杉山正明所著，目前已有汉译本行世的《游牧民的世界史》《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蒙古颠覆世界史》等面向公众的“世界史”概论书中。它们实际上也是对《中央欧亚的历史构图》中观点见解的拓展发挥与普及传播。已有台湾学者对其传递出的杉山氏的史观倾向表示质疑，如人为地夸大北族王朝的作用与贡献，故意淡化贬低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在对北族王朝的评价中，又存在刻意抑制汉化程度较深的五代沙陀政权而极度推崇汉化程度较浅的契丹辽朝的主观私见。凡此种种质疑应该说已经客观地揭示了其论述的不够公允持平。不过我们对于杉山氏“中央欧亚史观”中要害处的透视还应再进一步，直指贯穿于其叙事背后的以“中央欧亚”为中心俯瞰中国的解读历史的模式思路，即中华王朝如果没有被外来游牧民势力征服的话，那么一般来说就不得不长期依附于“中央欧亚型国家”的羽翼之下，方可维持最低限度的卑微化生存，故中国史实际上已经被大幅度地抽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只配作为“中央欧亚史”的边缘或依附部分而存在。以下即具体结合其著述中所示实例来剖析其展示的这套“中心-边缘”二元化历史叙事的说服力究竟如何。
在对中华帝制时期的早期阶段秦汉时期的历史定位上，杉山氏的史观一开始就显得极其主观。统一天下的秦朝因被其定性为游牧民出身，姑且逃过了他的讥评。而随后的汉朝就未能幸免于作者“中央欧亚史观”的曲笔之伐了。他首先即将汉高祖登基到武帝发动对匈战争之前的这一时期定位成汉朝“依附”于匈奴时期，用他的话来说，这一阶段的汉朝事实上成了匈奴的附属国，可以说已经在政治上失去了独立自主性。为此他特别提醒读者，左右秦汉之际历史走向的项羽、刘邦和冒顿这三位英雄人物中，只有匈奴帝国的单于冒顿才是真正的历史赢家，才是既直接统治匈奴，同时又使汉朝和西域归顺臣服的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君主。武帝之前的汉朝皇帝和西域诸国的邦君一样，仅仅是靠依附臣服于匈奴才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以此在草原世界与中华世界的第一轮较量博弈中，身为“中央欧亚型国家”的匈奴彻底制服了象征“中华世界”的汉朝，并使之接受沦为附庸的命运。故在杉山氏的这套史观中，卑微弱小而又惯于自欺欺人的“中国史”叙事(详后)难道不该从属依附于焕发出勃勃生机的强势“中央欧亚史”的叙事吗？那么对于武帝以来的汉朝史来说，“中国史”总该扬眉吐气，从附庸的地位反转为与以匈奴史为载体的“中央欧亚史”平起平坐了吧。不错，杉山氏确实承认武帝以来的汉朝不再是匈奴的附属，然而他却笔锋一调，转而指斥武帝时期的对匈战争实属破坏和平的挑衅之举，故随后对武帝的口诛笔伐无以复加。阅读至此，我们才弄明白，原来中国的皇帝只有屈从于甘为属国外臣的地位才符合作者的史观，而像武帝这样敢于用实力对远非平等的“和亲规则”提出挑战或修改的政治家却沦为了妨碍破坏和平的千古罪人。故同样是诉诸武力解决问题，像冒顿这样挑起战争、四处征讨的匈奴单于就是值得后人永远敬佩膜拜的不世出的历史英雄，相反，派兵深入漠北并与匈奴交战的武帝刘彻则是应该备受谴责非难的反面典型，如此严重偏颇的双重标准除了暴露作者秉持的“中央欧亚”历史观毫无基本的客观标准之外，恐怕难有任何积极的学术意义。
此外不妨补充一则学术资讯，澳洲学者马克雷(J. B. Markley)最近出版了他研究《史记》所见西汉时代汉匈关系的新著。他通过分析文献中所见高祖至武帝时期双方战事冲突在时间上的分布规律和规模强度，倾向于否定平城之围后汉匈之间达成过和平协议的真实性，认为早在文帝时期，皇帝就在考虑动用军事手段解决一直存在的匈奴威胁，而从景帝时期已经开始认真着手相关的准备工作，并通过丰厚的犒赏手段吸引鼓励匈奴之人叛逃降汉。故武帝时期对匈强硬政策具有一定的延续性，而且在马邑之围泄密后，皇帝还考虑过努力与匈奴维持和平却未获成功。至于武帝时代汉朝真正大规模用兵匈奴的时间只有公元前129-119年的十年左右，而从前118年起直至武帝去世，双方的战事强度已明显降低，基本与此前文帝时代的边境冲突持平。故司马迁关于武帝一朝的多数时间均致力于穷兵黩武，讨伐匈奴的历史叙事本身即带有很大的创作建构成分。
至于汉晋之后的中国历史，按照杉山氏的定性，则进入从北朝到隋唐的“拓跋国家”阶段。当然因为“拓跋国家”也属于以鲜卑为载体的“中央欧亚国家”的脉络，故作者对其的评价确实比对汉晋王朝要高一些，称其为非汉非匈奴的新型融合国家。不过无论如何强调“拓跋国家”的内亚性质，毕竟后者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汉化则是难以掩饰的事实，因此作者转而又将其置于和突厥系汗国相对立的评判地位上，并刻意张扬后者的历史地位。故他再三强调回鹘之前的突厥汗国才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而对唐朝的世界帝国的性质多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杉山氏对突厥霸权的描述似乎缺乏应有的限制条件，以突厥与北周-北齐的关系而论，他认为后者长期处于臣服依附于突厥的政治地位，而对北周在灭掉北齐重新统一北方以后，即试图以武力回应突厥霸权地位的基本史实则一笔略过，随后又将成功离间突厥内部，使之东西分裂的隋文帝杨坚抹黑诋毁为阴险狡诈之徒。与对突厥霸权的颂扬形成对比的是，当他述及唐朝“世界帝国”的维系时间时，却宣称其仅存在了25年即由于第二突厥汗国和突骑施政权的相继复兴而宣告终结，并且如此短暂的时期还是继承作为“世界帝国”的突厥而来，仿佛唐朝在内亚的统治制度缺乏任何体制上的原创而只是抄袭照搬突厥的旧例而已。而在此之前的初唐开国阶段，身为拓跋国家的唐朝尚只是突厥的属国。
对这种观点最好的回应就是拿出非汉文证据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杉山氏不是宣称他比较过在古代世界上的几大文字史料中，要数汉文记载的真实性最低以致充斥着漫无边际的夸张和想象，甚至还运用文人笔法，不惜篡改事实，常常变丑陋为美丽吗？那么我们就姑且同意这一判断，转而把目光投向被其盼为史学救星的非汉文史料那里。他显然不熟悉古突厥卢尼文《阙特勤碑》中的记载，其称突厥的伯克们放弃了其突厥官衔，在汉人那里的伯克们拥有了汉人的官衔，听从相当于唐朝皇帝的桃花石可汗，为其服役并东征西讨长达五十年之久。首先从这段史料看，连突厥方面自己都承认，本族显贵为唐朝皇帝效命的时间足足长达五十年，这个时段看似不长，不过对比之下，就连当初突厥第一汗国保持有效统一，作为“世界帝国”的时间也不过才三十余年(杉山本人对此也无异议)，即从552年汗国建立到585年沙钵略、阿波、达头三分突厥国土为止。故如果连有效控制草原并驱使突厥贵胄为己效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唐朝都成了杉山氏笔下的“瞬间世界帝国”，那么连其都承认总共只有三十年“世界帝国”光景的突厥第一汗国的辉煌地位又从何谈起呢？
其次，既然碑铭哀叹突厥降众放弃了自己本来的官衔，被任命以汉人的官衔，那么这种在蒙古高原上“以夏变夷”之举显然不能说明唐朝混一南北的大一统统治是简单地效法继承突厥汗国而来。更何况，即使在东突厥第二汗国和继起的回鹘汗国那里，此前唐朝册封突厥-铁勒系蕃酋时常授的汉制官名如将军、都督、刺史、都统、长史等都继续在草原汗国统治体制中以音译借词的形式保留下来，并未遭到遗弃和革除，而是在非汉文资料中有非常明确的出现。这就雄辩地证明，即使唐朝在漠北草原的实际统一业已终结，但其留下的制度性遗产依然得以长久地发挥作用。甚至在时代上还晚于东突厥第二汗国的南西伯利亚叶尼塞卢尼文碑志中也能屡见上述汉制官名，其主人被认为是黠戛斯和都波等“木马突厥”的君长。故唐朝政治文化的传播空间之广、影响民族之多，由此可见一斑。拥有如此深远影响力的政治体，非“世界帝国”谓何？最后，那种唐朝后来丧失了对蒙古高原的统治的说法本身并不准确，因为有唐一代的绝大多数时间内，都成功地保持着对从居延海、花门山直到阴山、西辽河流域一线的大部分漠南蒙古草原的有效控制，从而阻止了草原汗国的向南渗透，故无论是较早复兴的东突厥第二汗国，还是继之而起的回鹘汗国，都未能像后来的大蒙古国那样真正统一整个蒙古高原，仅能说是与唐朝各据其半，划漠分治。
至于“安史之乱”后国力渐衰的唐朝，杉山氏明确指出其是依靠回鹘汗国的庇护才勉强苟延残喘下来，躲过了吐蕃的兵锋所向，故唐朝已沦为回鹘的保护国。后者还制服葛逻禄，联合粟特商贾势力，由此威震东部欧亚，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成为国际秩序的主导者。这样中原王朝又像此前他描述的西汉前期、北朝后期、唐初开国那样，第四次被边缘化为“中央欧亚国家”的次级附庸。不仅如此，在他讲述的历史中完全依靠回鹘才得以庇护苟延残喘的“后安史之乱”时期的唐朝的政治地位极其卑下，在概述书中被形容为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却虚有其表的“杂牌公寓”，而在相关论文中，唐朝则被定性为从“安史之乱”前尚能维持文化圈规模的普通“帝国”(比突厥这样的“世界帝国”要逊色一等)跌落为实际只能有效统治从关中到洛阳一带的王国型政治体。
遗憾的是，这样通过贬低唐朝来抬高回鹘汗国权威的误读既不符合非汉语文献的记载，更不契合汉语文献的记述，可谓两无着落。以前者为例，史料价值极高的反映安史之乱以后的8世纪下半叶内亚民族分布状况的敦煌藏语文书《北方王统世系报告》中曾记述那时的回鹘可汗家族出自药罗葛氏族，其帐门前树立有凸显可汗权威的九纛大旗，可是依然需要经过唐朝的认可册封，方能由原来的回鹘都督转变为可汗。可见即使在安史之乱之后，尽管唐朝已经趋于承认回鹘的平等地位，因此改以“兄弟之国”互称，但是内亚地区仍然广泛流行回鹘可汗需受唐朝皇帝册封的正统观念。而根据汉文史料的记载，在回鹘汗国最为跋扈的牟羽可汗被顿莫贺达干通过政变推翻后，后者遂自立为新任可汗，重又向唐朝提出请求册封与和亲的要求，最后唐朝与回鹘在贞元四年(788)通过和亲，确立了“父子之国”的关系格局。因此，尽管双方的实际地位趋于对等，但在政治名分上唐朝依旧要高出一头。这种唐朝天子册封回鹘可汗的“父子之国”的关系主轴一直贯穿了顿莫贺达干祖孙三代以及之后的怀信可汗统治时期。说到“父子关系”，不能不指出杉山氏对其的解说再度持有偏颇不一的双重标准。如所周知，当他强调北周—北齐之依附突厥时，其主要的史料依据即“佗钵(可汗)益骄，谓其下曰：‘但使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常孝，何忧于贫！’”诚然这里的父子关系带有北朝君主臣服突厥可汗的意味。可是当他论及《阙特勤碑》的汉文部分反映的唐玄宗与突厥毗伽可汗之间以父子之国的口吻相称时，却又改口说“父子之国”表示的是双方的地位彼此平等，远非君臣关系可比。大概在杉山氏的“中央欧亚史观”中，只能是立国于蒙古草原的游牧汗国凌驾于南方的中华世界之上，而绝不容许在历史上发生相反的一幕。故其史观中的成见之深，业已到了首尾不顾、自相抵牾的地步。
事实上，即以唐朝与吐蕃的战事而论，吐蕃的攻入长安旋又撤出并非是回鹘援唐所致，以后唐朝无论是在西州之地苦撑到德宗贞元年间，还是在关内道北部的盐州、夏州等地的长期屯兵坚守，均主要依靠的是自身力量的坚韧不拔才度过难关，而非指望难以预期的回鹘外援，故怎能断言唐朝仅仅是在回鹘的庇护之下，才逃过了险些被吐蕃灭亡的危机呢？事实上，回鹘此时还假借援助西域守军抵抗吐蕃之机，实际上却欲将北庭等地变为自己的附庸以为奴役，结果造成了北庭部众的叛归吐蕃，且脱险逃出的北庭节度使杨袭古最后还被回鹘诱骗袭杀。可见杉山氏的如上史观毫无最基本的客观标准可言。历史上的回鹘汗国也不像杉山氏描述的那样，在内陆亚洲的争霸活动中处处得意，占尽上风；而是一开始就未能成为整个北部草原的霸主，它始终没有征服三姓葛逻禄，并且后来在与黠戛斯争斗二十年后竟然被其攻灭，终遭逐出蒙古高原。至于继回鹘之后短暂兴起的黠戛斯汗国，杉山氏依然强调其与唐朝的对等关系。幸而南西伯利亚阿巴坎博物馆收藏的唐朝咸通年间册封黠戛斯可汗的玉册残片历历俱在，足证唐朝对活动于漠北至南西伯利亚的突厥系汗国的册封关系一直保持到唐末前夕。故唐朝身为跨文化圈的“世界帝国”的最突出特征即册封体制的延续时间之久和覆盖地域之广，绝非是将其揶揄贬低为山头林立的“杂牌公寓”的杉山氏的片面史观所能解释的。或可说唐朝作为“世界帝国”的尊严和风采差不多延续到了帝国时代的最后一刻。
与杉山氏所倡导的“依附学说”异曲同工的还有前述森安孝夫将唐宋之际的五代沙陀系王朝、辽、西夏、黑汗王朝和西州—甘州回鹘汗国等均划入“中央欧亚国家”的处理历史的思路。按照这一史观，作为中国历史前后分水岭的唐宋变革恰恰是发生在起源于内亚世界的“中央欧亚国家”纷至沓来，席卷中华世界的时代大背景下，或者更形象地说，此一时期的中国史已完全内化为内亚史的一分子，故当时的情况不是内亚史从属于中国史，而是以“中央欧亚国家”集群为载体的内亚史全然覆盖了中国史。杉山氏的“中央欧亚史观”同样也延伸到他对北宋与辽朝关系的评价中。在此问题上，其凸显“内亚中心，中华边缘”的“依附学说”依旧不离其宗。一般认为澶渊和议的顺利签订以及其后和平局面的长期延续实乃宋辽双方势均力敌、难分高下的自然结果，辽朝即使在军事上貌似主动，也只是略占上风而已，无以对宋朝一方形成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可是在杉山氏的历史叙事中，宋辽两方在整个10-11世纪中的地位远非对等，唯有契丹辽朝才是当时东亚政治秩序的真正主导者。宋朝则被他描绘为仅仅依靠签署主动屈服于对手的和约才避免了被辽朝吞并的命运，从而勉强延续国祚到女真南下之时，因此在政治上仍然属于附庸于“中央欧亚国家”的一方。为此他不惜歪曲史实，将澶渊之盟以后宋真宗就即将举行的封禅大典通报辽方解读为宋朝必须事先请示乞求辽朝皇帝的恩准，以证明宋朝在政治上确实依附于辽，否则没有辽朝的开恩允准，连前往泰山祭祀昭告上天这类纯内政事务都不敢擅自举行。可谓宋朝倘若不看契丹的脸色行事，那么立即就会国将不国。杉山氏这种人为拔高辽朝的倾向还延伸到其他领域。譬如他宣称宋初的政治人物中只有赵普堪当大任，而后者之所以在识见上高人一筹，则完全是因其主动向阿保机学习治国理政经验的结果。故宋朝连在国家管理上都要对契丹亦步亦趋，更遑论其他。笔者不治宋史，不知杉山此说有无基本的史料根据，然而对于得到杉山氏赞誉的赵普的实际政绩，不妨引用一段国内宋史权威邓广铭先生的概括评价：“被后来人称之为北宋开国元勋的赵普，只是一个鼠目寸光的庸琐鄙夫，夤缘时会才成为政治上层人物，他与赵光义平时只会鬼鬼祟祟地玩弄一些小动作、小诡计，当面对国家军政大计，需要作出决策时，他们却绝无深谋远虑，不可能高瞻远瞩地作出筹划；当时可以勉强称作政治家的，只有开国皇帝赵匡胤一人。”当然杉山氏也提到了宋朝的一些成就，如相比五代而言，统治寿命延长；同时也迎来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灿烂。不过按照他给出的对应解释，宋朝之所以没有沦为五代式的短命王朝是因为颇识时务地与契丹订立了和平盟约；至于其经济文化有所建树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有赖于在上述盟约体制下契丹向它提供的安全庇护，使其能够在没有外忧的外部环境下坐享社会发展的红利，并以二战之后日本借助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埋头发展经济并迅速实现繁荣的当代事例以为类比。殊不知当宋辽两国签定和约时，宋朝早已稳定地统治了四十多年而内部绝未再像五代那样政变与内乱相激丛生，可以说是安然度过了王朝统治的考验期。另一方面辽朝也并未因为达成议和就对宋消除敌意，而是继续支持党项李氏在西北的不断坐大以牵制消耗宋的国力，此后还利用宋朝在西北疲于对付西夏之机，乘人之危地向宋神宗提出重新划分部分边界领土的无理要求，甚至不惜以挑起疆界冲突相恫吓。故杉山氏将北宋的发展环境与日本在战后的情况相类比，只能说明其为罗织己说而罔顾史实的程度是多么严重。
总之，在以杉山氏所确立的以“内亚中心—中华边缘”为基本观察坐标的“中央欧亚”史观下，不仅中国的地理范围有如昔日的“满蒙史”研究那样再度被压缩到长城以内，甚至华北中原和西南的大片区域也被从空间上划入到“中央欧亚世界”的南缘地带，由此衍生出其学说的核心观点，即传统的中国内地如果不能像在北朝、五代、元朝和清朝那样被来自“中央欧亚世界”的政治力量或其后继政权彻底征服的话，那么依托中原内地建立的政权也必然在政治上长期依附于其北边的“中央欧亚”强邻，一如西汉前期之于匈奴，北朝后期和唐初之于突厥，唐朝中后期之于回鹘，北宋之于契丹等。换言之，在他所重构的“世界史”叙事中，只剩上述两种出路可供选择的“中国史”已被彻底消解为“中央欧亚史”的组成部分或其附庸产物，所以在这种以“依附学说”为基础的扭曲史观中，不仅不再是“中国史”的洪大声响压抑了“内亚史”的喑哑细语，相反却是深具“世界史”气象的“中央欧亚史”巨流一般地浸没了囿于“地域史”和“文化圈”委琐格局的“中国史”。因此传统意义上的由汉族所建立的诸王朝要么只能束手等待“中央欧亚型”国家一次次地前来入主征服，不然就只有在“中央欧亚国家”的宏伟业绩下被动屈居附庸属国的仆从配角，正如绿叶只能永远做红花的陪衬那样。但凡敢于对这种历史宿命说不的汉族统治者，无论是像汉武帝那样的开土拓疆者，还是幻想通过“海上之盟”或“端平入洛”来收复故地却横遭失败的两宋君主，往往被其谴责为破坏和平大局的阴谋野心家。在这种“世界史”的扭曲叙事下，“中国史”即使要想获得与“中央欧亚史”相平衡对等的地位都不复可求。
与杉山氏重写“世界史”的史观诉求差可比拟的还有冈田英弘的同类著述。后者的“中央欧亚”史观浓缩在两篇概论中，即《何为中央欧亚》《中央欧亚史起到的作用》。它们也可说是以后出版的《世界史的诞生》一书的内容大纲，其传递出的史观与杉山正明的思想基本一致，二者的差异在于冈田氏史观的成立还有一大前提，即彻头彻尾地以历史虚无主义的立场解构中国文明。这反映在他臆断中国作为国名的出现已晚至清末，缘由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从日本称呼清国的“支那”一名得到启发，转而发明了“中国”作为自称的国名。同时在他看来，史学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只能从秦朝统一六国开始，所谓“中国文明四千年”说仅是辛亥革命后的建构，而在此之前的先秦只能定义为中国成立之前的“都市国家时代”。故冈田氏顽固地在自己的作品中使用日语的注音符号シナ(汉字支那的片假名形式)来代替汉字的“中国”，像他有关中国问题的时评后来即结集成《何为支那？》。至于这些观点的荒谬绝伦，此处因限于主题不必深论，下面来看其“中央欧亚”史观的基本叙事结构。
首先是先秦时期的三代文明，冈田氏断言夏朝的建立者是当时居住于黄河中游的说泰语的人群，商朝则是从山西高原南下的原来活动在森林地带的北狄狩猎民，取代它的周朝则是来自草原地带的西戎游牧民。最后完成了统一“都市国家”的秦朝也是西戎集团，这意味着中国历史的肇始就是由起源于“中央欧亚”的势力打造出来的。随后的中国历史第一期即从秦汉至南北朝结束，而从五胡十六国时代开始，随着“中央欧亚”骑马民族的南进中原，促成了“中央欧亚”系的种族取代吸收了此时尚留居于华北中原的汉族，最终在北方形成了实际上以阿尔泰种族为主流的新汉人群体。故在他看来，当时的民族融合走向是北族吞并消化了汉族，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汉族凭借人口数量和文化上的双重优势最后吸收融合了五胡民族。他给出的所谓“证据”是两项，一是东汉末年的战乱使全国人口锐减到仅四百万，尤其是北方的人口就更属稀少，因此等到五胡入华时，如此之少的残留汉人自然只剩下被人数相对较多的胡族同化这一条道路。二是隋初成书的《切韵》中的音韵结构全是与以前不同的阿尔泰语要素。他划出的中国史第二期则是从隋朝统一到元灭南宋为止。这一时期的历史最终走势被他定位成汉族的残余部分遭到北方系王朝的吞并。至于第三期的元朝和清朝则被他定性为本质上并非中国的王朝，即元清两史不属于中国史，它们加上夹在中间的蒙元统治的继承者明朝，共同构成了“欧亚时代”。故从先秦以来一直到清朝，东亚大陆历史的基本规律就是“中央欧亚”的人群不断使中国“阿尔泰化”以及由“中央欧亚”推移出的力量不断地改变塑造中国历史的行进道路。而在此后出版的《世界史的诞生》中，这一叙事又得到了铺陈强化，譬如断言夏朝文明是由浙江一带南亚系统的泰人文化北上黄河流域后形成的，夏人崇拜的“龙”的读音与“江”相同且在词源上来自后者，属于泰语基本词汇；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填补华北中原人口近于绝迹的真空，将五胡部众大量迁徙至此，故造成了后来民族融合中阿尔泰语系的人群吞没同化汉人的现象。鲜卑人修订的《切韵》揭示了此前的汉语在这时已趋于“阿尔泰化”的两项“事实”，一是由于阿尔泰语的影响，汉语中原有的复辅音在此时已完全消失；二是此前汉语中的声母读音r现在则转变为l,因为阿尔泰语中没有r开首的语言现象。
可以说从证据上考察，冈田氏的史观对各个历史时期的描述都是荒谬至极。现代考古学和语言学皆从未认可夏朝是由说泰语的居民所建立，虽然对于使用原始汉语的人群的最早发祥地尚有争议，但大多数国内外语言学家都同意约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汉语就已在后来成为夏朝政治中心的黄河中游的人群中得到使用，而原始泰语所属的台—卡岱语群(Tai-Kadai)在历史上的分布则从未达到长江以北，其在史前的扩散方向应是从岭南指向中南半岛与云贵高原。事实上，中外考古学界无论是否承认夏朝存在，均不认为在相当于夏时期的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来自于南方人群的北上。冈田氏为此所举的语言学证据纯系他个人的主观杜撰，而语言学家根据谐声关系与汉藏词汇的相互比较，将“龙”的上古音拟为﹡ml-/m-开首。这与可能来自于南亚语(Austro-Asiatic)的“江”～﹡krung不能勘同。何况疑为“江”字来源的南亚语与泰语所属的台—卡岱语群也并非同一语系。冈田氏的猜想之谬由此可见。至于商文化的来源问题，现在考古学界基本倾向于将其与冀南的下七垣文化漳河类型相联系，与冈田推测的山西高原北狄狩猎人群毫无关系。将商后期在关中盆地兴起的周人集团指涉为草原游牧人纯属“时间错置”，因作为生计方式的游牧业在欧亚大陆的出现已经晚到了公元前一千纪内，具体到中国的西—北边疆及附近则是在战国中后期。秦朝的王室以及部分上层则来自东夷的嬴姓集团，故远非一般意义上的西戎。
东汉末年的人口锐减确是事实，但从曹魏建立到西晋统一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的稳定，全国的人口数量也趋于回升，及至西晋动乱之前，国家户籍内的统计人口至少已达1600万以上。按照彼时南北经济发展程度的显著差异，只可能是北方的人口远多于南方。相比之下，曹操时期强制迁徙入内的民族主要只是乌桓，其被安置在北方的相关边郡，正如东汉魏晋时期的匈奴、羯居于相对偏西或靠北的并州、幽州一样，均不处于当时中原的政治中心如邺城、洛阳、许都等名城的附近，故在西晋末年动乱之前，尚未对中原王朝在腹心地区的统治秩序构成实质性威胁。从反映当时民族杂居情况的《徙戎论》看，西部的关中一带因接纳了数量可观的氐羌系人群(“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所，戎狄居半”)，从而引起统治阶层中个别人士的深忧，由此成为江统上书徙戎的重点。至于并州的南匈奴余部，则在此文中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其人数则“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故除了关中和华北北部的部分区域外，西晋统治的江淮以北的其他地区尚无外来胡人的整体举族迁入；至于已经迁入的胡族在数量上仍远远不及那时北方州郡下的汉族户数。因此，冈田氏设想的原曹魏故地的汉族因人口过少而易被胡族融合取代的基本前提根本就不存在。
至于说《切韵》时代不见复辅音与r-开首的现象与汉语的“阿尔泰化”有关更是对历史语言学的莫大误解。首先作为鲜卑后裔，彼时早已汉化的陆法言只是记录整理了他和另外八位学者在隋初讨论音韵的结果，并参照其他韵书与字书，才最终编定此书的。这八位学者并无北族背景，均为中原或江南士人。其实唐人就已注意到《切韵》代表的音系距离当时的北方话较远，反而与江南的方言更为接近。故传统上音韵学界多把其看作主要代表了隋初金陵的方言，间或掺有北方洛下等地的语言因素。此外陈寅恪还专门从史实的角度，论证《切韵》的语言来自时代更早的东晋南渡之前的中原正音。这就更与所谓阿尔泰语的影响毫不相干。总之不能因为其成书于鲜卑后裔陆法言之手，就想当然地猜想它所反映的语音与鲜卑语等阿尔泰语对汉语的影响有关。至于复辅音问题，则要明确的是，目前讨论其颇为用力的学者主要是用它来解决上古汉语或原始汉语的语音构拟问题，其针对的汉语时段大致始自汉语从汉藏语系分离出来，终结于先秦末期。当然像蒲立本这样的学者相信晚至汉代，汉语中仍然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复辅音现象，但绝未将其存在下限延后到发生民族大融合的公元后4-5世纪。同样，以r-开首的现象即使存在过，也仅见于比中古时期早的多的原始汉语阶段。从冈田氏的这类误解之至的臆断来看，或许其对非汉语史料的运用有一技之长，但终因汉学知识太过薄弱，所以才会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
最后他将元朝和清朝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则更系他本人固有的军国主义右翼思想作祟，因为其不仅继承了当年尘嚣直上的“满蒙非支那论”，在现实生活中向那些对真相实情未必了解的日本公众宣传应该将东北与内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的理由，而且还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竭力为“台独”分裂活动捏造历史依据。他曾利用纪念“马关条约”一百周年之际，在台湾绿营媒体《自由时报》上用中文发表《台湾的历史认同和清朝的本质：中国王朝的统治从未延及台湾》的政论文章，大肆鼓吹分裂活动。对这样一位表面上披着学术外衣，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在觊觎我国领土与主权的人，要求其秉持客观公正的历史研究立场，岂不等于缘木求鱼？同时，尽管冈田本人对现代史学理论毫不在行，却敢于斥责马克思主义是建立“世界史”体系的最大障碍。如此右翼的知识立场，甚至远超当初的魏特夫，因后者固然中年以后政治立场骤变，但也未对作为知识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过如此仇视的诋毁。冈田此论的非学术性在于，恰恰是在自7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学界的以“世界体系”为中心的学术研究中，那些引领潮流的佼佼者多为在思想上受过马克思主义深度影响的左派学者，典型代表如萨米尔·阿明、埃里克·沃尔夫和前述沃勒斯坦、贡德·弗兰克等，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对“世界史”研究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学说。甚至在这种“世界史”研究已经扩张到“全球史”模式的当下阶段，一位并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全球史导论的执笔人仍然富有预见地指出：“全球史学家和马克思的真知灼见之间的对话很可能永远不会终结。”对此日本历史学界也不例外。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战后的日本史学界是一种相当主流的理论，而上述欧美左翼学者的著述早就影响到日本学界，像萨米尔·阿明关于“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理论早在80年代前期就出版过日文译本。此后日本学界还出版过相关专著以总结归纳马克思主义对该国史学研究领域的巨大影响。至于冈田氏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史”研究中所起正面作用的无端攻讦只是暴露了其身为右翼学者的真实面目而已，根本无力阻止世界学术潮流的滚滚向前，仅堪作为“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的当代反面事例。
故总体上看，冈田氏所建构的以“中央欧亚”为核心的“世界史”虽然在历史叙事的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与杉山之说殊途同归，同样是将“中国史”附庸于“中央欧亚史”之下的产物，但其呈现的历史叙事也随之纰漏更多，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而且因为此人右翼意识形态色彩极浓，故在理论修养上也更显单薄苍白且又盲目自大。总之，这些试图以“中央欧亚”为中心重写“世界史”的心气颇高的日本学者最后交出的成果答卷在学术贡献上与沃勒斯坦或贡德·弗兰克等欧美左翼学者的大著显然不在一个知识层级之上。尽管这些日文著作的中译本据说在现在国内的出版市场上颇受读者的青睐，但从其史实严谨性和理论贡献来看，终究远非值得肯定与借鉴的学术精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