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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焓:重写以“中央欧亚”为中心的“世界史”——对日本内亚史学界新近动向的剖析

更新时间:2019-12-09 22:36:10
作者: 钟焓  

  

   事实上,即便以田村氏用力最勤的辽史来说,我们也能发现其学说体系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之处,即他一方面认可辽朝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征服王朝”,另一方面又将处于辽朝统治之下的包括蒙古草原在内的广袤内亚地区屏弃于中国之外,属于与之对立的“北亚世界”。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做法也遭到了本国同行岛田正郎的强烈批判。岛田氏大概是在他那一辈学者中始终固守“满蒙史”历史解释框架最为执拗的一人,他从1941年开始即将契丹——辽朝史明确定性为与中国史截然不同的“满蒙史”分野中,而与其他学者在战后逐渐抛弃这套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诠释理念不同的是,岛田氏战后仍然坚持其原有的学术主张,并对田村氏等接受辽朝属于“中国征服王朝”范畴的做法公开表示了异议。他此后发表了大量关于辽史的著述,并结集成书,论述辽史和匈奴、突厥、蒙古等的历史一样,均应隶于北亚史的名目下而非中国史的组成部分。以后为了进一步贯彻自己的这套祖述“满蒙非支那论”的“北亚史非中国史”的主张,他又从法制史的角度提出了“北亚世界”在历史上长期实行“北方欧亚法系”的学术命题,以表明其与奉行“中华法系”的中华世界在文明形态上绝然对立、互不融合,并为此钩沉大量汉文史料,以“北方欧亚法系”作为书名推出了相应专著。故战后日本内亚史学界对于“满蒙史”军国主义学术遗产清理的不彻底性导致了一种有些奇怪的模棱两可现象,即在每年《史学杂志》的年度回顾性专号中,相当于中国北方民族史领域的同一批研究成果既可能被置于“中国史”的断代序列(尤其是那些“征服王朝”)下加以评述,又可能被放在“内陆亚洲”这一专章中进行介绍,故彼此之间报导介绍的内容时常发生重合。而在1970年代初出版的《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系列中,类似的重复情况也时常出现。如以其中的第九卷《中世·三》为例,该卷的书名正标题是“内亚世界的展开1·东亚世界的展开1”,其中的内亚部分反映的实际上多是辽夏金三个“征服王朝”和蒙古帝国的兴衰历程,而且护雅夫在该部分之前的“导言”中重点阐发了魏特夫“征服王朝”理论的史学意义,并未像岛田正郎那样否定辽朝的“中国王朝”性质。换言之,虽然该书的“内亚世界”主要系以中国史上“征服王朝”为对象,但以“内亚世界”与下面中国所代表的“东亚世界”并列的做法无形之中又向读者传递出强烈的“中国”与“内亚”的二元对立色彩。同样是在此书后面的“东亚世界”部分中,佐伯富的导言中即有讨论“征服王朝”的内容,爱宕松男则专写了作为征服王朝的元朝的一章,最后由田中健夫所撰的终章也将元朝定位成“征服王朝”之一。这样“征服王朝”的内容既见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世界”,又贯穿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

  

   尽管日本内亚史学界对军国主义遗产的战后清理颇不彻底,但对“征服王朝”理论的讨论与接受毕竟使得在历史研究中“去中国化”的学术倾向多少会受到抑制(尽管以中国史学界的标准来看,“征服王朝”理论本身也有其明显的弱点或漏洞),至于像岛田正郎那样反对将辽朝划归“中国王朝”之列的过激主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未成为学界主流。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叶,随着左翼社会运动在日本国内的蓬勃开展,有些不满学界现状的青年学人也开始对军国主义遗产在内亚史领域中的长期留滞持一种更具反思性的批判态度。此点清晰地反映在青年辽史研究者加藤修弘在对1968年度日本的北亚史研究动态的归纳中针对旧派金史学者外山军治的一篇论文所作的批驳。外山氏是文感慨日本由于在战后失去了在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考察的机会,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高度关注这一地域,逐渐导致日本在“满州”(原文如此)史的研究领域中衰落倒退,且处于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对此加藤氏不仅反对外山军治将论文数量的多寡确立为研究取得进展与否的标准,同时还明确批评了后者对战前与军国主义有关的学术取向缺乏反省的错误态度,并认为相关研究要取得真正的关键恰在于积极引进西欧近代科学方法论。可惜后来在左翼运动中受到打压而渐趋退潮,这种对学术研究原本颇富意义的反思未能得到持久深入的贯彻,像加藤修弘本人也放弃了内亚史研究,最终成为一位以民间学者的身份长期投身于调查日军战争暴行的对华友好人士。

  

二、塞诺的“中央欧亚”学说及其在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初步反响


   接下来的1970年代则是日本内亚史研究发生转折时期的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时期,一批出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际的学者开始发表其研究成果,并渐次成长为以后数十年间该国内亚史研究的中坚力量,其影响延续至今。这批新人中即有后来主动接受并发展“中央欧亚”概念的森安孝夫、梅村坦、杉山正明等。另一方面,当时日本内亚史学者之间围绕丝绸之路的实际历史作用所展开的热烈争论也促使年轻一代更多地从丝路所贯穿的欧亚大陆腹心区域的自身构造来思考史学课题,并试图在传统的汉文史料和伊斯兰史料之外发掘源自当地的第一手材料。正是在这种新的学术环境下,由塞诺在50年代提出的“中央欧亚”概念开始在日本内亚史学界产生初步的反响。

  

   当塞诺在1950年代的论文中提出这一代指内亚的概念时,他并未给出精详的地理范围,而主要是从欧亚大陆的地缘构造出发,强调历史上传统的几大文明区域皆位于该大陆的边缘和接近边缘地带,而面积更为巨大的大陆的广袤中心区则是由时常游离于传统文明区之外的蛮族所占据控制。他的这种史观受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地理学者麦金德的地理枢纽中心理论的影响。后者所定义的欧亚大陆的核心地带大致从中国东北附近一直向西延续到匈牙利,整体上属于点缀着沙漠的草原地带,故在近代之前成为了以机动迁移能力著称的游牧民族的天然活动舞台,由此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的世界政治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受其影响或支配的传统几大文明区域则相当于环抱着它的新月形地带。而且按照麦氏的预言,即使在工业时代的条件下,这一地区如果能够实现畅通无阻的铁路交通,那么依然极有可能再度扮演这种枢纽作用。当然麦氏毕竟不是历史学者,因此他在文中对于欧亚大陆腹心地带的游牧民族历史作用的知识了解,并没有超出当时的欧美大学教科书的知识水准,但这种视草原地带为“中央”,而农业文明区则在无形中成为新月形“边缘”的全新观察坐标的确立却极大地启发了作为内亚语言和历史专家,且原籍为匈牙利的塞诺。况且麦氏对欧亚大陆腹心区的地理统一性的认知与把握也彻底打破了传统地理学上将乌拉尔山至高加索山脉一线当作欧亚分界线的桎梏,确实有助于人们从更为宏观的空间角度思考相关地区在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因此,塞诺提出了“中央欧亚”这一概念以包容并置换以往沿用多时的内亚一词。这样通过引入“中央欧亚”的观念,他期望原先被定位成高地亚洲或内陆亚洲的那片纵长广袤地带还可以向西越过欧亚地理分界线径直延伸到东欧平原地带,并由此成为西方史学界应该重点关注的“中央地区”而非往常意义上的边缘地带。此后,他又将可以与“中央欧亚”相互置换的“内亚”定性为文化统一体。总之,“中央欧亚”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改造了被学界袭用已久的传统上的“内亚”一词。故在此后塞诺主编的《剑桥早期内亚史》中,“内亚”的地理范围及文化属性系取自他原先对“中央欧亚”的基本定性。

  

   塞诺的这一新创概念首先由少数访学北美的日本学者接受,并由他们将之介绍回国;尤其是身为回鹘史与回鹘语专家的山田信夫(1920-1987)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媒介作用。他大约是在1962年访学哈佛燕京学社时接受了相关概念,并于归国后的1965年在《朝日新闻》上发表《蜕皮新生的阿尔泰学——指向中央欧亚史》,最早向日本学界介绍了塞诺的思想。以后他又在1978年发表《中央欧亚史的构想》的短文,主张将欧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当作一个统一整体来进行历史研究,以弥补日本传统上的北亚史研究在地域上主要仅覆盖蒙古、满洲及准噶尔盆地等区域的局限,倡导采取“中央欧亚”的视角,将研究视野向西一直拓展到哈萨克草原和更西的南俄草原地区,从而全面充分地理解像蒙古汗国的兴起及扩张这类重大历史问题。而在1975年和1987年,他还具体以课题组织人的身份,先后牵头完成了名为《中央欧亚文化研究的课题与方法》《中央欧亚史的再构成——新出史料的基础性研究》的课题报告书。山田氏可谓“中央欧亚史”研究理念在日本学界的最早实践者。可惜截止到其去世之际,他所规划的恢弘主张只是得到了初步的贯彻,毕竟当时日本关于“中央欧亚西部”如南俄草原的学术成果积累得还相对有限,因此在其有生之年尚难以实现贯通整个欧亚草原带的宏伟研究目标。不过他生前培养的学生如梅村坦、森安孝夫等继承了老师的遗志,故在其去世后数年,即依托此前山田氏长期供职,后由森安氏接续的大阪大学相关机构,成立了专门的“中央欧亚学研究会”,以具体负责相关学术刊物的编辑与出版;之后学会还组织过前赴蒙古国的田野实地考察等活动。这也是日本学界自“欧亚学会”“内陆亚洲史学会”“阿尔泰学研究会”之后的第四个全国性质的专业性内亚研究学会。由此,“中央欧亚”的研究理念被更多的一线研究者自觉接受并以之指导个人的具体研究。

  

三、“中央欧亚”学派在日本内亚史的占据主流及其表现


   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接受“中央欧亚”观念的学者群体在日本内亚史学界的学术表现愈发突出,大体从90年代后期以来,这批学人已经牢固占据了该国内亚史研究的主流,进而对传统的东洋史研究格局也造成了有力的冲击。他们之中除了冈田英弘等个别人年龄偏大以外,其余多数属于森安孝夫、杉山正明、小松久男等“中生代”研究者以及他们培养的青年学人。或许我们可以把这批在学术见解上有明显共通之处的学者概括统称为日本的“中央欧亚学派”。

  

该学派学术影响力的日趋彰显突出表现在以“中央欧亚”命名的史学著作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显著的增长。首先可以举出在日本出版界向来以发行“世界史”系列丛书而知名的岩波书店和山川出版社所推出的此类著作。其中后者在1990年出版的作为“民族世界史”丛书系列第四种的《中央欧亚的世界》,堪称日本首部以“中央欧亚”为书名的史著。此书的出版推动了该国知识界对“中央欧亚”概念的接受,由此沿用这一术语的学者不再局限于史学圈。以后山川出版社又趁热打铁,继续推出了由小松久男主编的《中央欧亚史》(世界各国史4)和《中央欧亚史研究入门》。最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后期岩波书店陆续出版了多卷本的新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其中1997年推出的内亚史分卷的正式书名标题即作“中央欧亚的统合:9-16世纪”,完全取代了前述老版《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中常见的“内亚世界的展开”等传统标题。而《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的老版和新版各卷册下的导言和正文各章实际都是由专题论文构成,故更为直观地透视出日本史学界分别在70年代和90年代各自取得的最新成果。同一时期,知名度甚高的中央公论社刊行的“世界史”丛书中也包含了由梅村坦作为执笔人之一参与撰写的《宋与中央欧亚》。此后该出版社所推出的关于中国西北与中亚五国等的百科辞典类工具书也以“中央欧亚”作为书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日本出版界1990年代以来筹划的新版各套“世界史”丛书系列中,已经基本不见还像此前那样,沿用“中亚史”和“北亚史”作为书名的现象。名称的改易真切地反映出日本的内亚史研究逐渐跨越到由“中生代”学人作为中坚并以“中央欧亚”作为指针的新时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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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19年第6期,5-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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