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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中国哲学之特殊性问题

更新时间:2019-12-09 22:33:44
作者: 牟宗三  
是玄学。事实上,人生是要归宿到「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这个地方,才能真正有幸福。要不然人没有幸福可言。

  

   以上我们说的:人是在通孔中表现他的精神生活,人须受感性的限制,这是内在地说,这是人的生命所本有的固具的限制或内在的限制(intrinsic limitation)。另外我们还可以外在地说,也就是生命本有的限制之外,还有外在的限制。这个外在的限制就是外部世界的环境。在这两者之中,一般人都只注意到这个外在环境,但都忽略了这个内在的限制。事实上外在环境只是外缘,不是主因cause。你说通通是由于环境的决定,但是为什么同样是在这个环境,为什么你有这个反应,我就没有呢?所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通就是这个道理。环境怎么能决定呢?环境只是个外缘。在这里我就觉得汤恩比讲challenge与response是落于下乘。比如说,抗战是个大时代;照中华民族来讲那个的出现是个大劫难。这种大问题就是挑战,可是有多少人接受这个挑战呢?有多少人有反应呢?就是有反应,反应也各不相同。所以这怎么能决定呢?因此我们说光注意外在环境这个external condition的挑战是不够的,你最重要的要看你自己生命本身的限制。

  

   由这内外两方面的限制,就使你表现你的精神生活,是通过一个通孔来表现。这「通过一个通孔来表现」,也是一个metaphysical necessity。所有人生的艰难困苦都在这儿,人生的悲壮也在这个地方。假定人完全没有限制,一往畅通,这是很舒服的,但这就不是人,这就成为神,成为上帝了。可是,就是上帝吧,上帝本身也没有办法表现。上帝是什么?它要表现一定要假借耶稣。没有耶稣,上帝的内容是什么就没有人知道,只成一个抽象的空概念(注五)。所以有人问耶稣,你天天讲天上的父,这天上的父是什么样你拿给我看看。耶稣说,你天天和我在一起,你还没看见吗?这就表示说,你要通过他来了解,上帝要通过他来表现。通过他的爱,他的上十字架,神性不是全部表现出来了吗?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说的限制只是消极的意义,好像是这个限制使我们不能把道、理全部表现出来,这好像是不好。事实上,反过来说,如果你了解这限制有它形而上的必然性的时候,它也有积极的意义。也就是说,真理必须要通过这限制来表现,没有限制就没有真理的表现。所以这个限制,它同时限制你,同时使你在限制之中把真理体现出来。因此理学家也很看重这个气,气虽然是形而下的,它阻碍、限制我们,但同时你要表现那个理也不能离开气。离开气,理就没表现。所以气这个成分有它正反两面的作用。我们这个身体当然是个限制,讨厌的时候你当然也可以自杀,把它毁掉。但是它也有它的作用,就是「道」、「真理」必须通过这生命来表现。这是人的悲剧性,人的悲壮性就在这个地方。道必须通过它来表现,它是个通孔。它既然是个通孔,就同时有个限制,道就在一个通孔上显现,并没有全体表现出来。这不就是被限制了吗?比如上帝它必须通过耶稣这个生命来表现,但是生命在表现道的时候,同时又限制这个道。这个就是一种paradox,就是庄子所说的「吊诡」。也就由这种paradox,所以才有辩证dialectic出现,这叫做dialectical paradox。这种辩证的诡辞,中国人是很懂的,庄子就很懂,庄子的齐物论就都提这种诡辞。当然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也很懂。从这里再扣进一步,不但是个人受到这内外两方面的限制,就是一个民族也是这样。每个民族都是许多人合起来的集团活动。任何一个民族,它表现它的精神生活,也都是在这两种限制之中表现,这两种限制也有我们所说的metaphysical necessity。

  

   以上我们已经说明了特殊性只能就着人讲。「人有感性」是必然的,「感性限制我们」是必然的。而必须在一个限制中表现,这也是必然的。这些通通都是形而上地必然的。不但就着人讲是如此,就是就着民族讲也是如此。假定你把这些弄清楚了,那么你也可以再进一步问:既然都是在限制中表现,那为什么中华民族是这样开始呢?为什么希腊是那样开始呢?希伯莱、印度又为什么是那样开始呢?为什么希腊表现它的思想是由thales这些自然哲学家开始呢?为什么它是通过这个孔?为什么中国通过那个孔?为什么希伯莱、印度又是通过不同的孔呢?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理由没有呢?这个地方呀,它没有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当然也没有逻辑的必然性,说中国人非如此不可。假定这里要是有逻辑的必然性,形而上的必然性,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变了,就永远是如此。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吸收西方文化,西方人也没有办法吸收中国的东西。所以要说明为什么这个文化是通过这个孔,就只有历史的理由(historical reason),没有逻辑的理由。假定这个地方有必然性,那么这个必然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historical necessity),历史也可以说必然呀。当然现在一般念历史的人都认为历史只是偶然的,只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那里有必然性。他们如果能承认历史中的这些现象能够关连起来,而有相当的法则,那已经算是很客气了。现在讲历史的人也不认为有什么一定的法则,至少没有自然科学的法则。有人说他是用科学方法讲历史,这句话是不通的,科学方法不能用在历史。什么是科学方法?归纳法。历史是不能归纳的。文字的材料可以归纳,但历史本身是不能归纳的(注六)。现在念历史的人,他研究的不是这个历史本身,而是历史材料,文献的材料或是地下挖出来的材料。人们说:他们是专家,他们懂得历史,你不懂历史。其实我是懂历史,只是不记得历史。他们才是不懂历史,只记得历史。历史是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归纳的。比如说昆阳之战,玉莽有百万大军,还有狮子老虎巨人,汉光武有多少军队呢?他只有数千人!但是他却把王莽打败了。你敢说汉光武那时如此,你今天也一定可以如此吗?他打胜了,你就一定能打胜吗?这是没有一定的,不能归纳的。这不能用科学方法,当然也没有科学方法中所发现的因果法则。但是我们为什么说有历史的必然性呢?这个历史的必然性,站在科学立场是不能了解的;而且光站在材料的收集、编排也是不外能了解的。材料(如二十五史)不是历史本身,只是记载历史的文献,文献并不等于历史。要讲历史的必然性,只有把历史看成是精神的表现,这是黑格尔的方法。黑格尔是能讲历史哲学的,他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有什么看法呢?黑格尔把历史看成是精神的发展、精神的表现史,它里面有一种韵律,一种内在的律则(intrinsic law),它有一种节奏,这种节奏就是所谓精神发展中的节奏。只有从这个地方讲,你才能了解历史的必然性。假定你从材料的编排、考据来了解历史,那我不能了解为什么明朝末年一定会亡国,为什么满清一定能入关。满清入关,统治中国三百年,这才有清末那种知识分子的鄙陋。由清朝末年知识分子的鄙陋,就有民国那种知识分子的浅薄,一样的鄙陋而且加上浅薄,乃至于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这要是从外部看,那有什么必然性呢?但是你要是从精神的发展上讲,它是一步一步转出来的,这个就是精神发展中的一个内在的韵律,这种韵律就叫做历史的必然性。它既不是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科学里边那个机械的因果律。这种必然性,就叫做辩证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都是办证的必然性(dialectical necessity)。所以假定你通过这个观点,你看看从满清三百年以来一直到中华民国这六十多年的历史,它是一步一步的出现的。这地方不能用我们平常作文章的方式来假定如何如何。比如说如果康有为当年不怎么样,那就如何如何,或者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怎么样,那就如何如何。这里不可随便滥用「如果」这种假设语气的,这是作八股文章,讲历史是不可以这样的。历史是不能用「如果」之拟议来辩的。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志),圣人议而不辩。」这「议而不辩」似乎已透露了这个意思。假定你说,如果当初不是这样那不就很好了吗?这种话都是不负责任的风凉话,不了解历史的艰难。所以我不喜欢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就是这个道理。苏东坡论史的那些文章就专门说如果,假定怎么样怎么样,你那来那么多的假定呢?这不是真正可以讲史的,这只是作文章.做文章和做学问是不同的。在那个环境之下就出现那样的人才,出现那样的人才,就决定那个时代,这里也有个必然性

  

   但是我们讲历史,也不能光讲一个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只讲历史的必然性,那就是黑格尔那个话出现: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what is actual is rational)。这个rational,是指合辩证的理性,是套在辩证的发展中讲的,它不是逻辑的理性,也不是科学的理性。如果说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那你也可以说,那什么出现都合理呀,秦始皇也合理呀,它在历史中是必然要出现的呀。所以我们讲历史,除了历史的必然性以外,一定要讲一个道德的必然性(moral necessity)。照这个意思,讲历史就要有两个判断,一个是道德判断,一个是历史判断(注七)。中国以前也有这个问题,南宋的时候朱夫子和陈同甫两个人相争论,就是这个问题。朱夫子只有道德判断,没有历史判断,所以他不能讲历史。陈同甫呢,他似是只有历史判断,没有道德判断。所以两个人起冲突。事实上陈同甫那个历史判断,并不是在辩证发展中的历史判断,他那个历史判断,严格讲只是英雄主义。陈同甫的基本精神就是英雄主义,他要争汉唐,要承认汉唐也有价值。他说中国历史不是尧舜三代就完了,而且天地并非架漏过时,人心并非牵补度日。如果我们不承认这汉唐的价值,那三代以下的历史不是挂空了吗?这样不就是架漏过时吗?所以他力争汉唐。这里我们要了解一下陈同甫承认汉唐是在什么立场承认,他还不是在辩证发展中历史判断地承认之,而只是英雄主义地承认之,仍然只是偶然。所以他和朱夫子相对反,而皆不能证成历史判断。这两人之争,在南宋是个大问题,而且这个争论很有启发性。

  

   以上是我顺着特殊性这个问题讲下来。我们说,每个文化的开端,不管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它一定是通过一通孔来表现,这有形而上的必然性。但是为什么单单是这个孔,而不是那个孔,这就完全没有形而上的必然性,也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只有历史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不是逻辑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必然性,也不是科学的因果性,它是在辩证发展中的那个必然性。从这里我就再进一步说,光是通过历史的发展来了解历史,那是不够的,那就犯了黑格尔的毛病。讲历史,一定要道德判断和历史判断两者都有。

  

   现在我们把文化缩小到哲学方面,来讲讲中国哲学的特资,中国哲学的开端。中国哲学是从这个通孔开始,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人物所表现的。这些人都是圣王,都是philosopher-king。不管你赞成不赞成、相信不相信他们是圣王,但他们绝不是像希腊的那些自然哲学家。那为什么中国哲学的开端是如此而不如被呢?这只能讲历史的理由。历史的理由并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一定非如此不可,换一换也未尝不可。但是事实上它就是如此,并没有如彼,这就是历史的理由。中国哲学就是从这里开端,通过这个通孔表现它的精神生活。在这个表现过程里面,各种内容的真理(intensional truth)就通通出现了。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传统,西方希腊哲学传统开头是自然哲学,开哲学传统同时也开科学传统。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传统,后来也没有发展出科学,尽管中国也有一些科技性的知识。李的瑟就拼命地讲中国科学的发展史,讲归讲,讲了那么一大堆,它究竟没有成为现代的科学。在中国的诗书中,虽然也有「帝」、「天」,但也没有成为像基督教那样的宗教。

  

   那么,中国哲学的主要课题是什么呢?

  

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所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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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哲学十九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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