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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穿行于不同语言间的得、失与转变

更新时间:2019-12-09 22:32:16
作者: 周雪光 (进入专栏)  

  

   LOST, GAINED, AND TRANSFORMED IN TRANSLATION

  

   新近一期(2017.1.2)《纽约客》的“Personal History”专栏有华人作家Yiyun Li 的文章,“To  Speak Is to Blunder”,谈她放弃母语、用英文写作的经历感受。文中一句话特别触动我的心:“我好奇,人们用什么语言来感受?或者说,是不是需要一种语言才能感受?” 当我们有意或无意间选择母语或第二语言间思考和感受时,有多少想法和感觉滞留在原来的文化中,有多少被移植到新的文化情境中,在移植过程中又有了哪些转变?

  

   我联想到那部电影的有趣名字:“Lost in Translation”。穿行于母语和第二语言之间,lost in translation是不可避免的。文中提及这样一件事情。当有人问作者初到美国的感受时,她居然没有什么印象可资回忆。多年后她回到初到美国时的爱荷华市故地重游,当年所熟悉的景象未曾变化:一栋栋舒适低调色彩的单层房屋,以及房前用栅栏围起来的花园。为什么当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呢?作者的体会是,初来乍到,尚未来得及将这些印象用母语表达出来加以保存。后来转用第二语言,这些景象已司空见惯,记忆在语言转换间消逝了。

  

   这个说法有几分道理。一种景象调动你的感官,一种感觉在心中泛起,一个想法在脑海涌动,当时只是一瞬间的生理活动,需要通过语言来捕捉、刻画,使之在脑海里成型,加以表述,才能保存和交流。如果没有这种语言能力,最初的感受可能只是一个个不可言述的模糊印象,犹如所谓“不可言状的奇妙感受”,只能在自己的感官刺激中体会,无法与他人交流。

  

   语言词汇是文化的载体,提供了我们思考和感受的各种“抓手”。中文大量表明人际间关系角色的名词。且不论直系亲属的各种称谓,在百科中打入“表亲”关键词,便得到一长串专有名词:表兄弟姐妹、姨兄弟姐妹、叔伯兄弟姐妹、表舅、表姨、堂舅…, 等等。在英文中只有简单的 cousin,nephew,in-laws。稍微复杂点的second cousin, first cousin once removed 等,已经让一般人晕头转向了。原因很简单,在这个文化里,这些角色关系不重要,无人关注。另一方面,汉语古文中表达情感的词汇和方式似乎很是有限,这些情感到了白话文时代才在鲜活的语言中释放出来。

  

   作者在文中区分了思想与感受(thinking vs. feeling),两者与语言有着不同的关系 。语言塑造思想,写作表达思想。思想属于公共领域,通过语言来广而告之。在这个意义上,学术上的第二语言更易于掌握,因为它们承载思想,大多以ready-mad(如著作、教科书)的形式呈现,以利于流通,通过正式教育或阅读来传递概念、逻辑和文本结构。

  

   感受与思想不同,大多存在于具体个体或人们间私下交流活动中。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丰富多彩,需要同样丰富多彩的词汇来捕捉、来描述,还要和细微的心理活动相互作用,方能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想象一下我们如何通过语言来呈现那些诉诸人们感官的音乐、绘画、自然景象、还有被雨果称为比天空更为广阔的心理活动,就不难理解语言之于感受的复杂微妙关系。

  

   在这里,母语文化有着特别的优势。我们在一个文化中生长起来时,不仅仅通过学校和文字受到正式教育,还在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经历了文化通识教育,吸收了大量的无形知识(tacit knowledge),可以从一个姿态、一个神情、一个口吻、或者一个标点符号,来恰到好处地处理或解析人际间角色和关系。经过这些文化符号的中介,语言和感受间那种既依赖又紧张的关系大为缓解,免于不堪重负之累。

  

   语言与感受的关系在第二语言文化中有着不同遭遇。通过第二语言进入另一文化,就像打着手电筒进入一个巨大的黑仓,临时学到的外语就是这个有限的光束。光亮照到的地方,朗若白昼;这束光亮之外的其他地方,哪怕是附近区域,则是一片漆黑,因为没有母语文化中日常生活和无形知识的自然余辉洒落在这些黑暗角落,没有贴切准确的词汇和无形知识来呈现自己的感觉。于是,这些感受稍纵即逝,或只能以最为原始、只有隐约轮廓的感官体验存在着,静静地遗失在白茫茫一片的记忆大地上。

  

   在地球村的今天,穿梭在不同语言间是许多人的日常经历。在美国社会各个角落可以接触到不同口音的英语,正如在国内可以随时随地听到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久而久之,我们似乎对跨越不同语言边界习以为然、不再敏感 – 直到几件事情让我有所触动。

  

   与几位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同事多年,对他们的性情、谈吐风格很是熟悉。但在几次国内的学术活动交流时,当他们开始用中文交流时,因为语言、词汇的限制,在言行举止上流露出迟疑、低调,甚至人格上的谦卑。同样地,自己熟悉的国内学者平时思想活跃、侃侃而谈,但一旦使用第二语言,让人感到谈吐含糊不清、简单生硬。记得一位美国教授听到一位中国学者的英文发言后,不无遗憾地观察道,“如果他用中文来讨论的话,他的智商(IQ)会一下子提高一大截。”经历过的几次颇为成功的学术会议上,同声翻译起到了很大作用,因为来自不同文化的与会者可以用母语来自如地传递思考和参与讨论。

  

   在这些镜头里,也看到了自己。回想到美国同事说我在学术讨论时发言直截了当。其实那多半是因为驾驭第二语言的能力有限,不会用婉转的语言陈述自己的评论或批评,只能简单直接地表达出来而已。从事行政工作时,需要走出学术语言,更多地使用其他形式的语言表达,既有与学院行政间正式的公文形式,也有与上下左右同事间非正式的、口语化的互动。这才突然发现,原以为自己熟悉的第二语言是那么的有限和笨拙。

  

   困于第二语言的局限,我们的谈吐、表达以致人格都随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从一个“开化人”到一个“未开化人”,或者相反的变化,有时只是不同空间的移位。

  

   纽约客文中引用俄国作家纳博科夫(Nabokov)流浪异国他乡后的感受:“我个人的悲剧是放弃了自己的母语,我与生俱来的表达方式。这一点与他人无关也不应该和他人有关。”可以想象,对于一个以文字为生的作家来说,放弃自己的母语,这意味着什么。

  

   联想到自己刚到美国读研时,突然进入第二语言环境的经历。与国内亲人朋友交往主要是书信往来,国际长途电话是奢侈品,几无使用。那时校园里中国学生很少,更多地是参加美国学生的活动,用第二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久而久之,中文明显退化,无论是口语还是书写。

  

   然而,突然有一天,email、互联网出现了。还记得这个镜头:应该是1986年前后,许多同学正在系里计算机房工作,突然一个日本学生跳了起来,发出尖叫。原来她刚刚尝试着发出一条email给在东京的朋友,没想到马上就收到了对方的答复。这是我第一次听说email。再以后有了博客、微博、微信、视频电话……

  

   我们这一代很幸运,亲身经历了这些历史性的变化:电脑和互联网进入日常生活,缩小了世界,构建了地球村,改变了文化边界,重构了社会群体。多年前《美国国家地理》上一篇文章写道,互联网的出现,拯救了许多小部落的文化,因为这些部落的成员在离开家乡后可以通过网络重新构建虚拟社区,保留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共同体,犹如现在美国西海岸咖啡馆里的我,写着中文文章,心中装着中文的读者一样。

  

   更为幸运的是,可以使用母语来从事自己的专业研究和写作。与纽约客上这位用英文写作的华人作家不同,我是从第二语言的文化环境中穿行回到母语文化中,为母语读者来写作。这个反方向的文化穿越,不仅仅是回归母语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着经受第二语言和文化洗礼过的词汇、思想、感受和领悟。

  

   去年夏天在德国旅行时,在一个小镇入住旅馆,与店主语言不通,难以沟通。只见那主人拿出手机,打开Google Translate,哇啦哇啦地说了一大段,一按键端,英文翻译就播放出来了。据说,在不久的将来,高科技可以解决不同语言间的翻译转换问题。我想,不同文化间的微妙之处不会随着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消逝。同样地,穿行于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不仅有所失、有所得、而且有所变,也会时而伴随着“不可言状的奇妙感受”。

  

   (来源于周雪光教授的微博。)

  

本文责编: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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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勿食我黍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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