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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更新时间:2019-12-09 09:02:49
作者: 田鹏  
采用“多村联建”“撤村并居”有序引导“农民上楼”集中居住,不仅改变了乡域村落分布样态和空间结构,也使得传统村落共同体发生不同程度的整体性消解。质言之,地域社会的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等多重维度的整体性消解。

   2. 地域共同体重建。

   地域社会的统合性和关联性视角将地域共同体重建视作一组复杂要素,以及包括物理环境、地理空间、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在内的多维互构关系。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地区新型城镇化社区地域共同体重建过程包括:基于特定节地率的地域边界重建、基于“户籍均沾”的房屋配置模式和轮流赡养安置策略的地域生活重建,以及基于“大杂居、小聚居”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的地域公共性重建。但上述地域共同体重建策略并未使得其彻底转型为现代都市社区,乡土性的漫长流变和都市性的缓慢崛起使其呈现一种兼具都市性与乡土性的混合型社区。

   3. 就地域社会学视角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核心则是地域社会整合机制及其统合逻辑。

   因此,笔者从整合机制及其统合逻辑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域共同体的理论意涵:(1)就地域统合逻辑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是建立在都市过密化和乡村疏离化基础上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型,遵循城乡一体化融合发展的统合逻辑。(2)就地域关联过程而言,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地域共同体是一个将都市和村落统合起来的连续统一体,是城乡有序衔接、深度融合的新型有机整体[31]。因此,地域共同体重建不仅是地域边界再造、地域生活营造和地域公共性重塑等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乡土文化的隐性转型和新型城乡文明关系的当代重构[32],其实践过程势必充满利益博弈和价值冲突。(3)就地域整合机制而言,作为地域共同体重建的主导者和社会空间生产者,无论地域发展、空间规划和社区发展中国家如何关照和尊重本土性、地方性,都难免遭遇地方创造者的无形抵抗,包括地方情感、地方精神、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从而导致“地方—空间紧张”(place-space tensions),即国家在社区规划中通过空间生产营造一个非农化、趋城化的日常表达和生活场景,而地方则基于地方感的特殊体验并通过地方再造进行空间抑制,以消解国家强加其上的“空的空间”(empty space)[33]。因此,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地域共同体重建并不应完全按照国家意志“一刀切”,而应积极发挥地方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参与式再造进行主动调整和积极适应。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所指出的,“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和发展走势分化特征,做好顶层设计,注重规划先行、突出重点、分类施策、典型引路。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不搞层层加码,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久久为功,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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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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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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