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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鹏: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

更新时间:2019-12-09 09:02:49
作者: 田鹏  
并从整合机制及其统合逻辑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地域共同体的理论意涵。

  

   三、村落共同体消解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有效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应当将发展特色小城镇作为一个重要抓手。换言之,当前,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即突破了传统“人口蓄水池”的单一劳动力聚集功能后,作为城乡衔接和融合发展的地域社会类型,小城镇在推动乡村振兴并有效缓解传统村落共同体“空心化”“无主体化”“过疏化”等方面仍然具有基础性战略地位[18]。正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所指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增强城镇地区对乡村的带动能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鲜明、产城融合、充满魅力的特色小镇和小城镇,加强以乡镇政府驻地为中心的农民生活圈建设,以镇带村、以村促镇,推动镇村联动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推进,新乡市积极推进发展中小城市发展,完善县城综合服务功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城镇化。以M社区为例,该社区采用“多村联建”模式将村落向乡镇集聚,不仅改变了乡域村庄分布格局和空间结构,也使得传统村落共同体发生不同维度的消解,换言之,就地域统合动力而言,社会空间的集聚化转型导致了传统村落共同体在社会边界、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多重维度的消解。

   1. 地域边界消解。

   所谓地域边界消解是指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改变了传统乡域村落分布模式和布局结构,并进一步导致村社共同体社会经济生活边界呈现多元化转型。一方面,“农民上楼”集中居住过程中村落空间的规划性、集约式发展,打破了基于建制村为单位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人际互动模式,使得传统村社共同体的社会边界进一步消解;同时,通过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整合优势资源并突破以行政村为单元的内卷化发展模式,使得传统村社共同体的经济边界出现不同程度消融[19];另一方面,通过“多村联建”将村落向乡镇集聚,既改变了村落—集市的资源交易结构和日常互动模式,突破了“村内—村外”“核心—外围”的传统二分市场格局,也使得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意义上的基层市场社区体系在“农民上楼”后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概而言之,传统村落共同体消解的首要维度是乡域村落集聚化转型导致的地域边界消解,即“三集聚”规划理念下的“多村联建”既打破了传统村落在地理、社会、经济等维度的既定界限,改变了基于行政村为单位的地域发展模式,在完成空间集聚和社区化居住的同时,也通过创新社区发展模式实现了社会资源的整合与优化,并进一步扩大了村民社会经济活动半径,使基层市场社区体系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辐射效应得以充分发挥。

   2. 地域生活消解。

   所谓地域生活消解是指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导致的地域边界消解,并进一步引发传统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的消失,从而使得“农民上楼”后的村落共同体呈现出一种“无根化”实践样态[1]78。日本农学家祖田修指出,作为农业生产、农民栖息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承载体,村落是一个多元复合空间,任何一个维度的功能失常都会影响其整体功能的正常发挥[21]。换言之,村落的综合价值和复合功能唯有基于生产、生活、生态三维一体的有机协调才能实现。而新乡市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多村联建”在实现社会空间集聚化转型的同时,也必然导致村落作为生活栖息场所的功能消失,并呈现出“无根的村落”的实践样态。一方面,村落共同体作为村民的生活空间和栖居场所是依据农耕生产和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复合、有序的多元社会网络,这种村落生活体系是以农业生产及其农耕生活为基础并与手工业有机结合,不仅成为农民家庭生计的重要方式,也是其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1]150-151。另一方面,村民眼中的村落首先是一个生活空间、栖居场所,然而,实践中的“多村联建”和“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必然导致村落的生活栖居功能无法正常发挥,从而进一步影响其生产、生态等其他维度的功能效应,最终导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无根化”。因此,社会空间集约化转型导致的地域生活消解,不仅表现在村落共同体物理空间和生产生活样态的整体性变迁上,也成为“村落终结”的始作俑者[22]。

   3. 地域功能消解。

   地域社会的动态性、统合性、关联性等特征决定了其边界和生活的消解必然进一步引发功能的消解。换言之,作为一个有机综合体,地域社会的边界及其生活消解使其功能发挥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而地域功能的消解在“多村联建”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主要表现为村庄边界和农耕生活消失引发的村落生产功能异化,即在“农民上楼”后通过土地综合整治和集中流转,仅保留村落作为现代化农业生产空间和规模化农业经营场所,并通过“资本下乡”最大程度实现规模化生产和资本化经营。质言之,村庄边界淡化、农耕生活消失以及集约化空间规划理念、规模化土地经营策略[23],共同引发村落生产功能异化。以M社区为例,通过“农民上楼—土地腾退—耕地复垦—集中流转—规模经营”的集体土地经营策略,实现村落空间资源集约化经营并最大化其生产功能和经济价值。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速,地域社会空间集聚化发展模式和村落集体土地规模化经营策略已成为中原地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常态。但是,这种空间发展模式和土地经营策略是中原地区“多村联建”就地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特定制度安排和社会情境综合作用的产物,具有显著的“政策运作”和“制度投入”特征。一方面,缺乏产业支撑和发展资金使得“人地挂钩”的政策运作成为新型城镇化社区建设的原始积累和“第一桶金”,而这恰恰是以村落共同体消解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地域生活消解和“人地分离”引发的“村落无根化”进一步导致村落共同体无法正常发挥其农业生产功能,这也必然使得农业现代化经营理念下土地集中流转成为一种理性行动[24],但这又是以村落功能异化为代价的。因此,如果说“无根的村落”是村落生活空间消失的实践形态,那么,生产功能单一化和土地经营规模化、资本化则成为村落解体的必然结果。

  

   四、地域共同体重建

   地域社会的统合性和关联性视角将地域共同体重建视作一组复杂要素及其多维互构关系,包括物理环境、地理空间、经济制度、社会关系、文化心理等。因此,地域共同体重建必然是一个充满利益博弈和价值冲突的动态过程。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原地区在“撤村并居”的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基于社会空间集聚化发展模式和集体土地规模化经营策略,并在“多村联建”模式下遵循“统一规划、统一分配、统一管理”的基本原则,积极有序开展地域共同体重建。

   1. 地域边界重建。

   所谓地域边界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集聚化物理空间规划理念和集约化社会空间经营原则,打破传统村落共同体的地域空间界限和资源分配模式,采用“多村联建”“撤村并居”的农民集中居住推进模式,优化乡域空间分布结构、健全公共资源配置机制。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作为极端现代主义的实践策略,清晰化和简单化是国家项目的基本特征[25]。作为基层治理单元的M社区,其统一规划过程中也力求尽可能的清晰化和简单化。一方面,通过“农民上楼”后的集中居住和控制社区占地规模,最大程度实现乡域社会空间的集约化利用;另一方面,在特定节地率要求的限制下,有序引导农民集中居住,腾退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后复垦为农业经营用地,并通过“人地挂钩”运作模式置换成城乡建设用地指标和溢价经济效应。显然,节地率就成为地域边界重建的重要制约因素和限制条件,如果“农民上楼”后新社区物理边界范畴过大,甚至超过村落共同体的地域范畴,那么,节地率就不高,对应的土地置换指标总额有限,既不符合地域边界集聚化重建的原则,也使得“人地挂钩”政策难以实施,从而无法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赚取“第一桶金”。因此,乡域空间的集约化发展和社区边界的集聚化重建,成为地域共同体重建的首要制约因素和前置条件。

   2. 地域生活重建。

   所谓地域生活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家计分配的房屋规划和国家照顾的安置政策,打破村落共同体基于村籍、户籍等传统认同单元和行动单位,采用“户籍均沾”、轮流赡养等多元化情感治理策略,强化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同于现代城市商品住宅社区,作为一种兼具乡土特征和都市气息的特殊地域社会空间,“多村联建”的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生活重建遵循“户籍均沾”房屋分配原则。以M社区为例,只有拥有本地户口和村籍的家庭才具有购置新社区住房的权利,以户为基本单元进行社区房屋配置,且作为社区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内容,住房分配并非完全采用市场化配置原则,而是采用一种充分保障所有村民平等享受住房权利的“户籍均沾”家计分配逻辑。这是一种不同于市场分配逻辑的“自产自销、自销自用”分配模式[26],其核心逻辑是“谁投资谁受益,不可能让外村人享受这个福利”。同时,轮流赡养的情感治理策略也是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生活重建的重要议题。M社区房屋分配办法规定,有子女的老年人必须同子女居住,这种家庭居住空间分配模式在实践中又衍生出一种特殊的老年人情感治理策略——轮流赡养[27],这种家庭养老实践形态的变迁既是家庭居住空间强制性变迁的无奈之举,也是“家”作为中国农村老年人情感归属之终极来源的理性选择。

   3. 地域公共性重建。

   所谓地域公共性重建是指这样一个过程,即基于“大杂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打破传统血缘—地缘、家族—宗族社会联结和情感纽带,重建社区公共空间、优化社区服务模式、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和生活共同体意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指出,健全和完善社区治理体系、优化社区公共资源配置、提高社区服务供给能力是当前着力补齐城乡社区治理短板的重要举措[28]。为强化社区综合治理能力和服务供给能力,M社区以原行政村为基本单位划分生活片区,既能延续熟人社会的互动规则和交往方式,也有利于公共服务代办化、便捷化和基层治理精细化、网格化。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性“脱域”,“农民上楼”集中居住后往往会面临一系列社会心理不适[29],“小聚居”能最大程度保持传统村落共同体熟人社会运作规则和情感联结,有利于农民市民化进程中尽快适应新环境、新生活;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社区资源配置策略和公共空间营造手段,“小聚居”能有效缓解“脱域”导致的社区管理困境和秩序整合危机,有效延续村民委员会和村干部公共服务和基层治理中的替代性作用,真正实现村治模式和社区治理的有效衔接和双轨运行[30]。因此,“大杂居、小聚居”的公共空间规划理念和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原则,既能缓解农民集中居住后的一系列社会心理不适应,又能通过村治模式的延续并辅之以网格化管理,实现社区公共性重建和基础秩序重构。

  

   五、结论与讨论

   笔者采用地域社会理论视角,从“地域边界”“地域生活”“地域功能”“地域公共性”4个维度,系统性考察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村落共同体消解及地域共同体重建的实践逻辑。

   1. 村落共同体消解。

从地域统合动力角度而言,突破了传统“人口蓄水池”的单一功能定位后,作为城乡衔接和融合发展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小城镇在新时代全面振兴乡村战略中仍然具有基础性地位。中原地区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基于地域社会的集聚化和社会空间的集约化转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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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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