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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论农民收入断裂带

更新时间:2019-12-09 08:59:12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任何一个工作领域有了更高工资或更好环境,就会有更多人去争取,比如城市摊贩与工厂劳动之间,如果城市摊贩收入高且风险小(被城管驱赶的风险),就会有更多工厂劳动者加入摊贩行列,以至于摊贩过剩,收入下降。再比如技术工人与普通工人之间,如果技工收入高且稳定,就会有更多人试图通过教育和技术积累成为技工,增加技工的竞争性,降低技工工资。

   在几乎无限的市场机会和同样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中,在城市开放的就业市场上形成了劳动力素质、工作环境与工资水平之间的均衡,并为几乎所有进城劳动力提供了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取收入的机会。这种均衡与机会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而且表现在不同地区比如珠三角和长三角、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南方与北方、工厂与煤矿等,哪里机会更多、收入更高、风险更小、工作环境更好,哪里就会有更多劳动力进入,反之亦然,这样就会形成劳动力供给的地区均衡。

   造成以上均衡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数以亿计农村劳动力的进城,这些进城劳动力在城市各处寻找就业与获利机会,成为这个时代最有主动性和最为活跃的力量。如前已述,最早且最彻底进城的是那些人地关系比较紧张的汉族地区农民。进城早是因为同样的城市务工经商获利机会对于资源较少农村地区的农民具有更大吸引力;进城彻底是指,因为农村资源条件比较差,获利机会少,这些地区年龄相对较大、缺少比较优势的农民也会进城,或年龄相对较大已不再适合城市务工的农民,却仍然迟迟不愿返乡。资源条件比较优越的农村地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比较晚且不够彻底。就是说,只有在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工资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对这些农村劳动力产生了吸引力,但由于农村仍然有较多获利机会,缺少比较优势的农村劳动力(比如年龄偏大)更多留守农村。

   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不仅提高了农户家庭收入,而且让渡出来农村获利机会,从而为不能或不愿进城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增加收入的机会。有农户因为父母年老、子女年幼而无法离开农村,他们却可能获得因为其他农户进城后让渡出来的机会获利,比如扩大种植规模(通过土地流转)、经营小农机。相对于城市更多获利机会来讲,农村获利机会较少,不过,这样的获利机会匹配到缺少进城机会的农户家庭,就增加了留村农户的收入水平。或者说,较大的劳动力流动性获得较高收入,较少流动性的农户也有增加收入的机会。

   在当前中国城乡开放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的农村体制还为农民提供了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征,最典型的就是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以及与此相关的村庄传统。村庄具有悠远历史,农民祖祖辈辈居住在村庄,村庄中的亲朋邻里熟人社会关系形成了村庄的社会资本和归属感、安全感。新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则为所有农户提供了免费使用的宅基地和建筑在宅基地上的住房,农户平均分配了村社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就是说,所有农户都在村庄中有宅基地,有住房,有承包地。当然,仅靠土地收入是不够的,所以当前中国农村绝大多数劳动力都进城务工经商了,但大部分农户仍然在依靠家庭中缺少进城机会的中老年父母耕种自家土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农村中老年人种田,种得了也种得好,而且种田本身能为他们带来劳动的意义。正是通过土地与劳动结合,并在劳动基础上建立村庄熟人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才使得村庄是生产性的而不是消费性的,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而村庄生活成本低,与大自然接触,与土地结合,在应对老龄化方面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功能。

   中西部地区缺少进城就业机会的中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因为普遍经营规模小,农业收入有限。农业具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真正农忙的劳动时间也就两个月左右。相对来讲,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因为已经完成乡村工业化,村庄中老年农民有众多家门口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而且这些二、三产业就业机会与季节性的农业不同,是全年性的,不受季节限制,这些家门口的全年都有的二、三产业就业机会就为村庄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了获利机会。在苏南农村调研,经常遇到70岁老年人仍然从事三份工作的例子:当门卫、送牛奶、打扫卫生。这样就可以一家三代(年老父母、中年夫妻、年轻子女)劳动,仅靠劳动收入就可以有较高家庭收入。

   与沿海地区和一般中西部农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相对封闭且农民缺少较高教育,虽然农村资源环境十分恶劣,却至今仍然较少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因此出现了普遍的贫困。

   最近几年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从调研情况来看,因为农村获利机会有限,返乡创业成功率很低,最终所谓成功的返乡创业不过就是获得了投入劳动力的城市平均工资水平的利润。也就是说,除极少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当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几乎无处不在,遍及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及城乡,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了市场平均工资率。被这个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覆盖的城乡,所有劳动力都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市场平均工资收入。

  

   五、农民家庭收入周期与农民收入断裂带

  

   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劳动力平均工资率就使得几乎所有劳动力都有机会获得社会平均工资。这样一来,农民家庭收入的多少就取决于家庭劳动力的多少。家庭劳动力越多,收入就越高;家庭劳动人口占比越高,家庭就越富裕;家庭越是存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庭纯消费人口就越少,家庭经济状况就越好。

   相对来讲,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中青年夫妻因为要照顾家庭而无法进城务工经商,自由选择空间较小,只能从农村获取进城务工经商农户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这样的农户家庭经济相对困难。但由于有可以增加获利的机会,也可以享受到市场平均工资率的好处,而不至于特别困难。因此,在已经形成全国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只要农户家庭有劳动力,无论城乡,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市场平均工资。农民家庭的富裕程度与家庭劳动力数量、占比及投入到劳动力市场的程度正相关,也就主要与农户家庭周期正相关,农户家庭之间的收入只有量的差异,并无质的差异。最好的时期是一家三代人都有劳动能力,都可以从市场上获利,比如苏南以及一般农业型地区(老年父母从事农业生产、中年夫妻及年轻子女务工经商)。最困难的时期是父母年老失去劳动能力甚至生活不能自理,子女年幼仍在学校读书学习,中年夫妻上有老年父母需要照料,下有年幼子女需要抚育,家庭就处在最困难时期。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年幼子女成年了,这个农户家庭劳动力增加,经济收入也就相应增加了。

   从具体家庭劳动力的情况来讲,每个人劳动能力和积极性都是不同的,有人勤快有人懒散,有人聪明有人笨拙,在劳动力市场上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收入。不过,一般情况下,这种收入上的差别仍然只是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差异。真正造成对农户家庭冲击的是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重残,从而失去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条件。即使中青年夫妻一方重病重残,不仅会造成重病重残方失去劳动收入,另外一方也不得不费时费力照料,从而使全家陷入贫困。还有农户经营投资失败而负债累累。无论天灾还是人祸,村庄熟人社会总会有极少数农户因为种种原因缺少可靠收入,以至于家庭经济陷入困境,甚至温饱问题也解决不了,基本医疗和教育、住房更加无法保障。这样的农户就成为与村庄其他有劳动力一般农户不可比的特殊农户,其收入远低于一般农户,生活困顿状况众所周知,根本不用计算他们的收入水平,他们都是村庄公认应当得到救助的贫困户了。

   除了家庭主要劳动力重病重残造成的收入低下以外,农村还有一些特殊困难户,典型的如没有子女的五保户和丧失父母的孤儿。这样的特殊人群很容易识别,因此一律纳入国家特困救助群体中了。

   小结一下就是,一般农户家庭因为有劳动力,可以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平均工资收入,就使得这些正常的农户家庭可以有大致相差不多的家庭收入。不同农户收入多少与家庭劳动力多少和勤懒程度、家庭策略、家庭周期有关,但都在一个正常收入区间,一般不会有很高收入,最低收入也远远高于当前国定贫困线。缺少进入全国劳动力市场获取收入的农户家庭,因为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足够收入,其家庭经济状况就远低于其他一般农户,成为村庄众所周知的、与一般农户条件不可比的贫困户。在一般农户收入和具有不可比性的贫困户收入之间有着一个巨大的收入断裂带,这个断裂带的核心就是当地共识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线,一般农户家庭收入远高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线,没有劳动力家庭收入低于这个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线。村庄95%甚至99%的农户家庭收入都远高于此线,只有极少数特殊情况家庭收入低于此线。在正常农户家庭收入与特殊农户家庭收入之间有一个相当宽广的区域,这个区域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户收入断裂带。这个断裂带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是当地村庄共识。

  

   六、农村低保与大数据比对为什么有效

  

   2004年前后中国开始在一些省市试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8年在全国推行。所谓农村低保,就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其保障对象是家庭年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

   按低保制度设计,凡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农户,都应当纳入低保,应保尽保,并对农户低于低保线的收入部分进行无条件“补差”。但是,刚开始推行低保制度时,因为地方财力有限,低保未能做到应保尽保,低保救助金额也比较低。地方往往只是对少数特殊困难户进行救助。随着国家低保财政投入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农户纳入低保,在农户收入实际上很难统计的情况下,因为低保“补差”是国家出钱,低保实践中就出现了各种乱象。

   具体来讲,刚开始低保指标比较少、“补差”水平也比较低时,村庄公认最贫困的农户(即在农民收入断裂带以下的农户)首先被纳入低保“补差”中,享受到低保救助。随着国家低保投入力度的加大,低保户数量持续扩大,很多位于农民收入断裂带以上的农户也被纳入低保户中。因为缺少相对客观的农户收入统计,低保户的确定就要依靠“社区瞄准”。在程序不规范时,“社区瞄准”严重依赖村干部的道德水准,严格按程序又可能受到村庄人际关系的干扰。在农村低保实践中,因此出现了十分普遍的“关系保”“人情保”“维稳保”,低保乱象丛生,因为低保而发生的上访极为普遍。一个乡镇党委书记说:所有地方干部都向上级争资源,唯有“低保”大家避之不及。为了防止低保实践中的这些矛盾,一些地方通过平均主义来应对,最典型的就是“轮流吃低保”和“超过60岁老年人吃低保”,低保户变成了低保人。③

低保实践中出现问题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因是农村低保数量超过了农村实际需要,大量家庭收入高于低保标准农户进入低保,这些农户家庭收入远远高于农民收入断裂带,而与一般农户收入不相上下,内因则是农户收入很难客观测量。低保乱象的关键不在于将村庄众所周知的位于农民收入断裂带以下的贫困农户排除在了低保救助以外,而在于将很多位于农民收入断裂带以上的农户纳入低保救助中了。收入低于断裂带的农户,其贫困状况与一般农民不可比,全国农村都很少有低保漏评了经济最困难农户的情况。问题是如何甄别出虚假低保户。虽然农户收入很难客观测量和统计,却可以通过一些相关指标来判断农户家庭收入是否高于低保标准。低保乱象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开豪车吃低保”,并受到舆论的广泛差评。之所以“开豪车吃低保”很荒谬,是因为低保户收入无法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怎么可能买得起豪车?反过来就可以推断,凡是有豪车的肯定不是低保户。因此,全国各地在对低保户的甄别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排除法,比如家庭有消费性的轿车、大型农机具、城市商品房、家庭成员有财政供养人员、大额银行存款、工商营业执照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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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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