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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

更新时间:2019-12-09 08:39:39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这其中包括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和从无法可依到形成完善的法律体系三大奇迹。法治奇迹推动和保障了经济奇迹与社会奇迹,而法学则引领和支撑了法治奇迹。在法学的百花园中,法理学具有基础和先导地位,法理学的发展代表着中国法学的水平。从中国法理学进步的阶梯中可以发现,中国法学的高度和中国法治的奇迹蕴藏于法理学的创新智慧之中。

  

   一、中国法理学40年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法理学经历了一个从“法律虚无主义”“左倾”错误思想和“文革”桎梏中解脱出来,到逐步恢复发展和走向繁荣的过程。依据指导思想、理论主线、研究重点和学科建设成就四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恢复发展阶段(1978-1997)

   “文革”刚结束时,人们的思想尚处于禁锢状态。法学界在探讨法律问题时依旧小心翼翼、如履薄冰。①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打破了“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长期禁锢,打开了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的沉重枷锁,推动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法理学告别严冬而迈入春天。②这一阶段,中国法理学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一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二是紧紧围绕民主与法制建设这条主线;三是以实现“法制”向“法治”的过渡为研究重点;四是摆脱了苏联阶级斗争法学的影响,迅速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理学学科体系,使法理学成为引领和指导部门法学的科学理论。整个法理学界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研究队伍开始建立,学术机构开始恢复,③专业法学刊物复刊和创刊,④法学院校复办和新建,⑤学术交流与日俱增。⑥法理学开始突破一个个学术禁区,形成了争鸣不断、观点纷呈的局面。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得与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等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都进入法理学的视野。法理学界经过激烈的论战,达成了法具有社会性、继承性,法除了政治功能外,还有社会功能、公共职能等一系列理论共识,结束了法理学研究的“阶级斗争范式”,⑦“权利本位”被确立为法理学研究的逻辑新起点,法理学的基本概念和法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较短时间内被架构起来了。

   在这个阶段的中期,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能否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进,成为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在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一段时间以来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姓资姓社”问题。南风吹来满眼春,中国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法学界和法理学界紧紧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时代课题,作出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的重大判断,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法制现代化的实现、法理学自身的变革和创新、现代法的精神、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法的价值、人权与法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产生了直接作用于法治实践的理论成果,学科发展步入快车道。这一阶段,总体上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下进行的理论突围和学科重构,法理学的研究重点与社会的理论热点遥相呼应。⑧这一阶段的后期,法理学研究队伍快速壮大,⑨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⑩研究成果井喷般涌现,(11)法学刊物迅猛增加,(12)法学论坛遍地开花,(13)法学院校数量激增,(14)法科不独在综合性大学设立,还延伸到了理工、农林、师范及其他单科性院校,法学与经济学一起,成为社会科学双峰并峙的显学。

   (二)稳步发展阶段(1997-2012)

   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极大地拓宽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对“法治国家”的研究成为法理学新的理论增长点。(15)这一时期,中国法理学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一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二是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线;三是以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研究重点;四是基本完成了从广泛吸收借鉴西方法治文明成果向依靠法治本土资源的转变,法理学具有了学科独立性稳固、研究方法多元、理论主动结合实际、对部门法学指导作用突出、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能够走向世界等成熟性特征。此一时期法理学的研究重点是放在对法治实践性问题的研究上,在法治构成要件、法制与法治的区别、人治与法治的对立、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依法治国与市场经济、法治的模式和道路、法治理念、科学立法、行政执法、司法改革、区域法治建设、法治与和谐社会、法治评估等重大实践问题上都有重大理论突破,取得了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原创性的众多理论成果。以2009年有百年历史的世界法哲学和社会哲学协会大会(IVR)第24届大会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办为标志,(16)中国法理学开始走向世界。

   (三)繁荣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法治建设和中国法理学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法理学的鲜明特点表现在:一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二是突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条主线;三是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后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新需求为研究重点;四是注重形成中国化的法理学话语体系,中国法理学的学科体系臻于成熟。法理学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时代主题,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理论总纲,对如何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如何加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如何处理法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法治与改革的关系、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国法与党规的关系,中国的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构建、司法体制改革、法治人才培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基本形成,学理化、本土化程度大幅提高,法理学界对中国法律制度更加自信,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加自觉。中国法理学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代。(17)

  

   二、中国法理学40年的进步轨迹

   40年间,中国法理学紧密结合改革开放进程和法治实践需要,通过对一个又一个法学核心命题和基本范畴的研讨,围绕“政治—法制—法治—法治体系—法治道路—法治中国”这条“理论主轴”,实现了法治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完成了法理学从一个阶梯向另一个阶梯的跃升,实现了法理学从幼稚走向成熟。

   (一)从“阶级性”到“社会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中国社会面临着拨乱反正。随着彻底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以及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关于法的本质属性问题的争论首当其冲成为法学领域思想解放的开篇之作。20世纪80年代是这一问题争鸣最为集中的时期,分歧的焦点是如何认识《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本质属性问题。争论中有些观点甚至被提升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18)阶级性是法的根本属性,但并非唯一属性,法的社会性是更广泛、更基础、更深厚的属性。(19)发现并肯定法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并不意味着否定法的阶级性。法的社会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排斥关系,恰恰相反,法的阶级性只有通过发挥其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功能才能得到体现,阶级性寓于社会性之中。有社会性,才有法的继承性。有继承性,人类法治文明才能不断繁衍和光大。(20)上述认识成为中国法理学乃至整个中国法学界思想解放里程碑式的成果。法学界从此告别了法学就是阶级斗争之学、就是专政之学、就是镇压之学的时代。

   (二)从“政治”到“法制”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法学几成绝学。改革开放之初,法学家们开始捡拾已扔掉20年的苏联法学,以“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与法权理论”作为法学范畴。其特点是国家理论与法学理论交织,法学连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都没有,法学实质上仍是政治学。以这种理论治国,必然是“政治挂帅”“政策至上”,表现方式是“运动不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以“还是法制靠得住”“要法治,不要人治”一锤定音,中国法学界开始了从政治话语向法治理论的艰难转变。法学界于1979年底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跨学科“人治与法治理论研讨会”在中国法学转型的历史变迁中具有重要地位。研讨会上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一是人治与法治水火不容,要法治必然排斥人治,但这只是当时少数先知先觉法学家的观点;(21)二是更多人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中国历史上“有治人无治法”的传统,得出了“法治必须和人治相结合”的结论。(22)这是中国法理学说史上令人遗憾的一页。人治和法治的关系,是人类政治史上最重大的命题。长春会议后,人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便成为中国法学界倾注精力研究的重点问题。(23)在从人治向法治的历史过渡中,中国法理学界智慧地寻找到了完成过渡的跳板,这就是不断深化对民主与法制的关系的研究。(24)民主是人治的对立面,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注意力和看法的改变而改变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民主与法制互为表里,民主离不开法制保障,法制以民主为基础,处理民主与法制关系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从政治理论到法制理论,是中国法理学发展史上迈出的关键一步。

   (三)从“过程论”到“价值论”

   研究法律制定、执行、适用、遵守的过程,是中国法理学拓展研究范围的一大突破,而从“法的过程论”转向“法的价值论”则是研究范围的又一突破,也是法学形成“社科法学”和“人文法学”的标志。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能带来法治,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是恶法,则这个法越被严格执行,其状态不是越接近法治,而是越远离法治。判断法律是恶法还是善法,需要法理学界形成共同的关于法的价值观。(25)在迎来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50周年前后,法理学界就法的价值进行了集中讨论,在理论上形成了“良法与善治”“正义与利益”“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正义”“安全与生存”“和平与发展”“人权与和谐”等法的价值体系理论。(26)把立法视为分配正义、执法视为落实正义、守法视为实现正义、司法视为矫正正义。法治是实现正义的艺术。法治的过程就是实现法的价值的过程。其技术便是避免和减少价值与价值的冲突,而当冲突不可避免时,价值顺序就成为司法的原则。司法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的价值理论的产生,为法治注入了灵魂,为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提供了价值趋向。中国的法治从此告别了工具性阶段而迈向理性和价值实现新阶段。

   (四)从“法律本体论”到“法学方法论”

法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法的本体论问题,内容涉及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运行、法的消亡等方面,被视为法学的基石性和原点性问题。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法的本体论一直是中国法理学研究的中心,(27)而认识法的方法受到的关注却十分有限。理论的深入有赖于方法的更新,手段影响着理论的形成。反之,离开了理论的方法则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方法。(28)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法理学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到方法论上,逐步打破了本体论一统天下的研究格局。(29)随着研究方法的日益多元和丰富,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除了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得以继续运用外,使用神经认知科学、信息科学、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司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法学界蔚然成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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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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