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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涛: “世纪”视野与新诗的历史起点——《女神》再论

更新时间:2019-12-08 12:29:46
作者: 姜涛  

  

   二

   “《女神》底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于科学成分也时无足怪的”,这是闻一多所勾画的“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的第三张面孔,《女神》中的科学因素、科学想象,也是后来常被讨论到的问题。粗略统计一下的话,《女神》涉及的知识门类,包括医学、解剖学、物理学、热力学、天文学、电磁学、地质学等。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正是闻一多指出的:“还有散见于集中地许多人体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doctor底口吻了”。《天狗》中的这一节,可算是代表:

   我飞跑,我飞跑,我飞跑,

   我剥我的皮,我食我的肉,

   我嚼我的血,我啮我的心肝,

   我在我神经上飞跑,

   我在我脊髓上飞跑,

   我在我脑筋上飞跑。

   不单《天狗》如此,战栗的神经、破裂的声带、裸露的脊椎、飞迸的脑筋,这些令人惊骇的身体意象遍布于《女神》中。郭沫若在新诗的起点上,就贡献了一个不断爆裂、分解的、逾越内外界限的身体形象。1923年,郭沫若、闻一多的“同时代人”曼德尔施塔姆写有《世纪》一诗,同样创造了一个肢体破碎的野兽形象: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看进你的眼瞳

   并用他自己的血,黏合

   两个世纪的脊骨?【9】

   俄罗斯的红色革命,在血污之中建立新的政权,也开启了20世纪的巨大实验。这首诗正是写于革命之后艰难而兴奋的空气中。和《天狗》相仿,“我的世纪,我的野兽”——“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在诗中同样化身为一只野兽,它从旧世界的血泊里站出,但不是在飞奔中享受自我破坏的激情,而是被自己的不能连缀起来的脊骨压垮、被新的世纪粉碎。巴迪欧曾将这匹脆弱的野兽,看作是世纪的一种历史隐喻,一种X光的投影:“这些是在1923年描述的一个短暂的世纪开端的主体性。这些扭结在一起的骨骼,这些婴儿的软骨,以及碎裂的脊梁描绘了一个罪恶的、狂热的、令人扼腕的世纪”。【10】郭沫若的“天狗”,也有如是说:“我是X光线的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这样读来,“天狗”也可看作是“二十世纪中国”在开端处留下的一张X光片,虽然这张投影还缺乏曼德尔斯塔姆诗中痛苦、矛盾的历史寓言性。【11】

   回到闻一多的分析。所谓“西洋doctor底口吻”,确实是理解郭沫若早期写作的一个重要线索。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曾回忆1918年秋冬季所上解剖课的感受:“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一根纤细的神经出来的时候,那时的快乐真是难以形容的”。这样的描述如他自己所言,“好像很恶心”,而他也将自己文学的起点,明确与解剖室中的经验相连——“在这样奇怪的氛围气中,我最初的创作欲活动了起来”。【12】这一“创作欲”发动的结果,即小说《骷髅》后来虽投稿未中、被付之一炬,但解剖学、神经学的眼光,却似乎长久支配了郭沫若的写作和自我认知。比如《夜步十里松原》中惊人的一幕:

   十里松原中无数的古松,

   尽高擎着他们的手儿沈默着在赞美天宇。

   他们一枝枝的手儿在空中战栗,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除了诗歌中的想象,在自述中,郭沫若常将创作的发动与特殊的生理状态相连,说自己“每每有诗的发作袭来就好像生了热病一样,使我作寒作冷,使我提起笔来战颤着有时候写不成字”。【13】而《凤凰涅槃》中“凤歌”与“凰歌”交替展开,直至最后的“凤凰和鸣”,不断复沓的诗节,模拟神鸟的翱翔、舞蹈,具有很强的巫术色彩和身体的动作感。这种“诗语的定型反复”的句式,也被他论断为:“由精神病理学的立场看来,那明白地是表现着一种神经性的发作。”【14】可以说,无论登山、观海、望星空、还是在树下醉歌,郭沫若似乎都能构造一个失控的、痉挛的身体形象。

   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新诗之“新”自然与白话书写、自由表达的活力相关,而郭沫若在“起点”上却赋予了新诗语言一种独特的身体紧张感、能动性,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物质文明底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底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当闻一多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未尝不在表达《女神》带给他的身体性感受。这“挣扎抖擞底动作”、这“悲哀与奋兴”的反复交替,恰如神经的痉挛,连通了“动的精神”、“反抗的精神”,说明“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不仅生成于外部的历史,最终也会在新诗语言的内部形成震颤。

  

   三

   依照浪漫主义的想象,疾病的、不安的身体与文艺的创造性,本来就有一定的关联,但郭沫若不只是在一种修辞的、比喻的意义上来谈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一枝枝神经战栗”的身体是作为一个知识对象来被认识的,利用“近代医学、尤其是生理学的知识”,“独自树立一个文艺论的基础”,也是他在20年代一个主动的追求。【15】这意味着,诗人的“身体”一方面狂躁不安,另一方面,又是吻合于“科学”的原理,两个看似矛盾的面向交织成“时代精神”面孔上的特殊表情。扩展来看,这一类“病的隐喻”在早期新诗的观念生成中并不鲜见,如周作人就曾将疾病之中身体的热动、思维感知的起灭,看作是现代诗之发生机制,那些“忽然而起,忽然而灭”的迫切情感,也被理解为现代人生存的内在真实,“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内生活的变迁”。【16】其实,《女神》中也不乏此类的作品,如《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等,都具有一种“内面”的心理深度,也沾染了些许颓废的“近代的情调”。【17】但在闻一多看来,这一类作品并不一定具有代表性,【18】《女神》之中不安、失控的身体感性,并非内向沉溺,而是在“挣扎抖擞”中,更多具有一种外射性、生成性,动的、反抗的精神,会不断在物我之间形成“泛神论”式的同一性关联:

   楼头的檐霤……

   那可不是我全身的血液?

   我全身的血液点滴出律吕的幽音,

   同那海涛相和,松涛相和,雪涛相和。

   1919年底一个大风吹雪的早晨,郭沫若写下了《雪朝》一诗,按照他自己的讲法,这首具有“泛神论”色彩的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风雪一阵一阵卷来,其间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间隔中还可听见“檐霤的滴落”,正是这“一起一伏的律吕”形成了这首诗。【19】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首诗的副标题:“读Carlyle: The Hero as Poet的时候”,卡莱尔(Carlyle)这位19世纪英国文坛巨擘的表述,如“Open?Secret”、“Hero?Poet”,也醒目地出现在诗中。在《摩罗诗力说》的开头,鲁迅也大段引用过卡莱尔的著名演讲《诗人英雄——但丁、莎士比亚》中的表述,说明“摩罗诗人”也是在卡莱尔“诗人英雄”的意义上被召唤的。这里,不妨做一点比较:在鲁迅那里,诗人即为“撄人心者也”,“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20】这其中也包含对诗歌自发性及“共感力”的强调,他早期论文中使用的一些概念,如“神思”、“圣觉”、“心声”、“内曜”、“意力”、“自觉”等,也无不指向主体的发动与心力的飞腾。但这不是一个简单自发性的、或唯意志性的行为,究其核心,一种强大的内在醒觉构成了其基础:“内曜者,破黮暗者也;心声者,离伪诈者也。”【21】而在郭沫若这里,卡莱尔被“泛神论”化了,“内曜”的醒觉不是重点,“诗人英雄”的形象奠基于敏感身心向外的敞开、与自然的共振之上,《女神》所包蕴的文化政治仪式,也恰恰源于这样的身体能动性、外射性。

   简言之,诗人体内战栗的神经、澎湃的血潮,不仅相和于大自然的“律吕”,同样可以呼应社会心理、集体情绪的起伏升沉,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人生的苦闷,社会的苦闷、全人类的苦闷,都是血泪的源泉,三者可以说是一个直线的三个分段”。【22】在“五四”前后群体运动兴起的背景中,这种浪漫的“一元论”诗学,配合社会病理学的视角,显然内在勾连了一种自发性的社会革命的可能,一种在20世纪中国十分常见的动员型的政治、“文学化的政治”。“五四”之后,在最初兴起的“革命文学”讨论中,就有论者写到:

   革命的文学云者,能将现代之黑暗及人间之苦痛曲曲表现出来,以激刺人之脑筋,膨胀人之血管,使其怒发冲冠,发狂大叫,而握拳抵掌,向奋斗之方面进行,视死如归,不顾一切之血的泪的悲壮的文学之谓也。【23】

   对脑筋、血管、肢体的夸张描述,与郭沫若对诗人身体的病理学呈现十分相似,那只声嘶力竭、渴望自我爆裂的“天狗”,也可再向前一跃,引发群体性的革命。当然,这种动员型、文学化的政治,势必要受到科学的“主义”的引导,才能纳入到组织化的政治轨道之中。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女神》之抒情政治的一个方面,其更内在的能量,并非仅限于集体情感的引燃,因为无论“泛神论”式的物我合一,还是身体与自然的不断应和,都不完全是被动的反射,“挣扎抖擞”也是一个自我创造的动作、一个可能性涌现的时刻:

   晨安!诗一样涌着的白云呀!

   晨安!平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

   鱼鳞斑斑的白云,

   波荡在海青色的天里;

   是首韵和音雅的,

   灿烂的新诗。

   ——《白云》

   在上面的诗节中,郭沫若似乎同样具有当代诗人偏爱的“元诗”想象力,将斑斑白云、缕缕雨丝想象为诗行、诗语的铺展,自然运行与写作行为之间的流转变幻,正是创造力的生成隐喻。在这个意义上,“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所谓“千载一时”,也正是枢机转动之时,在动荡不息的“时势”中联动四方、把握“时代精神”之时。

   对于这种抒情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王璞在《抒情与翻译之间的“呼语”——重读早期郭沫若》一文中,曾有十分精彩的分析,他引用詹姆斯·钱德勒对雪莱《西风颂》的解读,探讨了浪漫主义的“风”、“琴”等隐喻与“时代精神”之间的关联:“‘时代精神’总是以‘风’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被感知,但却不可能被整体把握,它是缺席的在场,不可见的决定力;对‘风’的感知、认同和召唤在落实为诗的修辞,诗人由此不仅成为了抒情的主体,而且成为了历史的主体。”在这样的解读中,“时代精神”不是固化的存在,而是如西风一样吹拂四方确也不可把捉。由此,历史的决定性恰恰可以“转徙”为一种主体的能动性,诗人作为“历史的瑶琴”在“历史之风”中工作,感受并共鸣于变幻无形的“时代精神”。

   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向文艺青年们高声呼吁:“当一个留声机器——这是文艺青年们的最好的信条”。【24】王璞进而将这个有争议的“留声机器”与浪漫诗学之“历史的瑶琴”建立关联,前者似乎是后者的一种变貌、延伸,只不过“历史之风”已转变为大地深处的轰鸣,“显现为革命的历史观或总体性的革命政治”。【25】这样的解读串联了两个时期的郭沫若,也在从文学到革命的跃进、转轨中清理出一条内在线索。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瑶琴”也可以比喻为一个身体,一根根在“历史之风”中振响的琴弦,不也正像“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

  

   四

在抒情政治与革命政治的内在连通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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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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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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