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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筑红: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实证研究

更新时间:2019-12-08 11:40:54
作者: 王筑红  
劳动局认定,何某上厕所与从事的本职工作无关,不属于工伤。何某家属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劳动局认定何某为工伤。法官认为,被告劳动局认为何某“上厕所”与本职工作无关,不是工伤的具体行政行为,与劳动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利的基本原则相悖,判令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对何某死亡是否属于工伤重新认定。

   本案中,虽然法官的解释结果并无不当,但对立法目的提取却有失片面。在认定工厂内的厕所是否属于“工作场所”时,法官援引的是“劳动法保护劳动者的基本原则”。但若单凭这种目的解释方法,则大量非工伤的事故都将被认定为工伤,违背工伤保险分散用人单位工伤风险等目的。(14)

   为了实现个案正义,弥补法律漏洞,目的解释越来越受到法官的重视。但目的解释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要用之有度、取之有道,要依据“在现行有效法律制度和法秩序框架内,客观上要求的”且“符合理性的目的”。(15)目的偏颇的法律解释无法达到个案正义的要求。

   6.失范之六:解释论证不严谨

   [例6]许某在某银行ATM机器取款,输入取款1000元指令后柜员机出钞1000元人民币,而其账户只被扣除1元。许某先后操作170次,取出人民币17.4万元。一审以盗窃罪判处许某无期徒刑。此案判决后在国内引起巨大争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重审后,原一审法院在法定刑以下量刑,改判许霆有期徒刑5年。

   本案中,如何解释“盗窃”行为是法官适用刑法规则的前提。综合案情分析,文义解释不能对许某归罪,一审法院应该采用体系解释或目的解释对许某的行为归罪量刑,但是判决中并没有解释为何选择后两种解释方法,重审判决也未作说明而在量刑环节改判,这种对解释论证的忽视,很有可能让人产生法院受舆论干扰的怀疑。

   根据笔者从所在直辖市的刑事裁判文书库检索的情况,对于存在多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结果时,不少案例欠缺严谨论证。有的法官先入为主,根据自身喜好直接选定解释方法,不经论证就排除其它解释。有的法官语焉不详,鉴于说理难度较大或者减少“把柄”,只把所有考量的因素简单罗列,不经分析推理。有的法官甚至不由分说,对于争议解释不置一词,把疑问留给当事人,这些缺乏严谨论证的解释结果自然无法使公众信服。

  

   三、实践路径:法律解释方法的良好运作

  

   虽然目前理论和实践对于法律解释方法运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解释方法的现实运用有着诸多不尽人意之处,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仍有着较大差距。当务之急是探寻一条可行的现实路径,让法律解释方法不再躺在纸面上,在实践中真正扎根落地。目前司法改革“四梁八柱”成功搭就,更加强调系统调适,细节磨合。学术界也在不断尝试以新的视角探索人民法院改革的新方向,本文赞成以法律方法为进路推进改革,把法律解释方法理论和当前的司法改革实践相结合,通过若干关键领域的改革提升解释方法的运行状态,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差距。(16)

   (一)最高人民法院角色—变抽象指引为规范指导

   从公报案件的选取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对包括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态度是支持倡导的。但是无论是文书改革,还是指导案例,法律解释方法似乎总是隐约出现,却只能做幕后角色。最高人民法院应以更加明确的态度,不断释放积极信号,在政策制定、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等工作上推进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化运用,最终促使形成一套全体法官能够广泛遵循的共同规范系统。

   一是在司法政策中明确要求。法官对于法律的合理解释是实现个案正义的不二法门,但纵观最高人民法院已发布的四个五年改革纲要,无论是司法责任制还是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抑或法官职业化建设,都没有明文提及法律解释方法,这样含糊的态度显然与法律解释方法的重要程度不符。虽然我国法官在个案中对法律的解释权层次较低,但不管承认与否,甚至每一个判决都是法官对法律的解释,而不是法律在判决中的简单成像。(17)最高人民法院应在改革文件或者司法政策指导性文件中,明确支持鼓励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

   二是在实践中倡导强调实用性。现阶段我国法律解释学还没有满足司法实践的需求,或者说没有完成法律方法论从复杂到简单的升华。与学者细腻的论证不同,法官需要的是简单易懂、方便实用的规则。最高人民法院所倡导、运用的也应该是一种简约、清晰易懂、便于实行的法律解释规则。最高人民法院一方面要加强与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另一方面要立足司法实践,不要在解释规则概念上纠缠不清,更多关注对解释规则运用。值得注意的是,简单的法律解释规则并不意味着法官在具体案件思考过程也是简单的,所有法律解释规则都是法律人思维选择的结果,没有绝对正确的应用公式。

   三是在司法解释中公开示明。2007年4月1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法律解释方法的重视和应用是有目共睹,但仍有不尽人意之处。以司法解释形式中十分重要的“批复”方式为例,最高人民法院很少在批复中公开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的理由和过程,批复中缺乏完整的法律推理和论证,导致下级法院无法准确掌握批复中运用的法律解释方法。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故意伤害、盗窃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能否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批复》中,从立法者制定此条法律的意图出发做出了批复,用的是历史解释。但是从批复内容本身我们无法确定是否使用了历史解释的方法。如果把法律解释方法一并公告,不仅能提高司法解释的透明度,还能为下级法院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做出强有力的示范。

   (二)裁判文书改革:变“充分说理”为“规范说理”(18)

   法律解释是裁判说理的灵魂,但我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却制约了裁判文书的说理功能,法律解释被严格限定为“司法解释”,影响了法官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自觉认识,妨碍了法官在裁判文书中通过法律解释进行说理。令人不解的是,纵观历次文书改革浪潮,法律解释一直未引起重视,改革始终聚焦在“充分说理”上。但何为“充分”并未给出明确标准,似乎一切言之有理的话都可用来进行推理论证,导致说理语言五花八门,缺少逻辑力量。要以裁判文书改革为契机,规范法律解释方法运用来强化说理效果。

   一是突出强调规范说理。当判决承受者被充分合理的法律解释和逻辑严密的法律论证打动之后,才能达到充分说理的目的。因此要把合理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置于文书改革的核心地位,明确“充分说理”的首要判断标准就是符合法律解释方法的规范要求。具体操作上,法官应把说理材料进行梳理分类,按照不同解释规则的逻辑进行说理阐述,在文义解释优先的基础上,对于超出文义可能范围、涉及价值判断的侧重目的解释,一些涉及情理、道德的说理更应综合运用解释,才能避免法治向舆论、政治等非理性因素妥协的质疑,真正让人民群众从个案中感受到法律理性的魅力。

   二是认真对待解释冲突。只有在文书说理中对当事人之间的解释冲突进行充分论证说明,当事人才会理解并接受最终的判决结果。类案或同案中,选择不同的解释方法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结论,因此法律解释方法的选择非常重要。目前在法律解释方法是否有位阶的问题上尚未取得共识,法官在选择解释方法时不能根据喜好简单地一选了之,必须论证理由与解释结果的合理性。一方面要说明确定解释方法的理由,尤其要注重选择非文义解释方法时的论证说理;另一方面要围绕当事人之间解释冲突进行说理,排除对案外争议的说明出现在文书说理中。需要强调的是,法律解释方法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解决冲突时要善于综合考量。

   三是加强解释制度支撑。要求法官进行规范说理必须要有充分的制度支持,否则法官就会因为害怕言多而必失而选择三缄其口,选择了回避矛盾,将困惑留给了当事人。营造规范说理的制度环境,一方面要确保法官独立的审判地位,避免外界不当干预,法官才会大胆地进行说理,法律解释方法的运用才会有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要继续深化司法责任制,以行为责任替代错案责任,形成以行为监控为中心的法官惩戒制度。要通过对法律解释方法合理使用的考察和对程序规范中立的验证,来防止法官“任意”解释法律。

   (三)法官约束与激励:变责任追究为机制保障

   作为文书说理和法律解释的实际操作者,法官能力和水平是决定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状况的核心因素。以往法治环境中,本该是法治事业最闪亮角色的法官却始终形象模糊,或是在外界干预中无法坚持独立思想,或是在行政化管理中丧失自我表达机会。司法责任制后,给予了法官更广阔的思维表达空间,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需要也更加迫切,因此我们要不断破除藩篱,在约束与激励中强化法官法律解释能力。

   一是以交谈论证验证法律解释。目前裁判文书中的解释说理体现了法官在事实与规范之间来回穿梭的线性逻辑思维,很大程度上是法官的独白。现代交谈理论指出,裁判过程是说服“听众”的开放性过程,法官通过与多层面对话交流达成共识:一是通过与案件当事人“交谈”,选择最优的法律解释方法,化解解释冲突;二是通过与法律共同体“交谈”,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法律行业公认的专业准则;三是与学术通说“交谈”,找寻法律解释的理论基础抑或拓展理论空间;四是与社会公众的“交谈”,寻求法律解释结果的可接受性和合理性;最后是与指导案例商谈,对类案的不同解释结果作出说明。

   二是以专业标准重构评价机制。纵观目前我国对于法官的评价,缺少法律解释规范化这样的职业描述。系统内部优秀法官评选标准多为结案数量多、审判经验丰富,这几年火热评选的专家型法官也多以学术成果、著书立说为重要标准,对于法律方法的贡献却得不到重视。在法治发达国家,法官的声誉并不在于办案数量和辛苦程度,而更多来源于对法律专业性的推动。因为“在所有改变中,方法的改变是最大的进步”。(19)因此,我们在法官的先进典型推树和培养上,要加大法律解释等司法技能素养的考察权重,激励法官更加自觉地研究裁判方法,提升法官的法治精神,重塑中国法官的职业形象,这也是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有效途径。

   三是以方法训练促进运用自觉。目前我国加强对法官法律解释方法的培训成了当务之急。首先应重视法律思维的培养,引导法官加强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自觉研究与运用,形成一种不任意擅断的正确裁判方式。其次还要加强对法官法律技巧和一般法律方法的培训,强化法官对各种解释方法与规则的理解运用,高质量、高层次的使用法律解释方法,以弥合法律解释方法理想状态与司法现实之间的差距。

  

   四、结语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公众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回应人民群众对于司法的新要求、新期待,需要有法律方法的指引和支撑。我们在强化司法责任制的同时,也应授予法官应对争议、避免质疑、定纷止争的有力“武器”。唯有探寻一条合理路径,构建一套激活法律解释方法应用的动力机制,才能弥合法律解释方法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法律解释学说不再躺在纸面上,让法律解释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更加有生命力。

   注释:

   ①本文采纳拉伦茨教授《法学方法论》中界定的解释方法,即狭义的法律解释所涵盖的“字义”“客观目的论”“法律的意义脉络”“历史上的立法者之规定意向”“目标及规范想法”等解释方法。为了与国内同行表述一致,本文采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原意解释”等表述。

②案例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官网,以1994年至2018年为期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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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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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8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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