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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海峰:从经学到经学史——儒家经典诠释展开的一个视角

更新时间:2019-12-05 07:38:48
作者: 景海峰  
是各自按照现代的学科理念在运行的,在处理这些材料的时候,流畅自如,亦没有不适感和焦虑感。只有试图完整地理解和说明经学,或不想以切割和裂散的方式来解释经学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表现得突出起来,何为经学,也变得模糊和难解。现代观念的错位和学科化的强硬配置,使得经学的整体身份扭来扭去、无所适从。经学材料化,最适宜文献学和历史学的方法,于是乎“以史学代经学”,经学的范式在整体上被史学化;或者冲破经、史、子、集四部之分的界线,合说“经史”“经子”,以呈现其整体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依然是有问题的。李源澄(1909—1958)认为,经学既包含了史学和子学的内容,但又非史学、非子学,是子、史合流之学问,具独立之精神,不能化而为史学或子学,更不能用子、史来代替之。他说:“所谓经学者,惟汉儒之通经致用、宋明儒之义理之学足以当之。汉儒之学偏于政治,在吾先儒则以为外王之学;宋儒之学偏于内心修养,在吾先儒则以为内圣之学。以今日术语言之,则一为社会科学,一为哲学。”这接近于熊十力所谓“以经学代宗教”,而此经学是偏向于哲学的。就目前的学术状况而言,既要保持住经学身份的完整性,又不使其角色下移而混同于文史,在现代学科中的确是一个难题,或者从根本上是无法解决的。

  

三、经学史的现代书写


   经学成为历史,也就意味着作为实体性存在的经学已经消亡,而经学只是在历史记忆和历史叙述中保持了鲜活的意义。的确,今天的经学知识绝大部分是通过历史的书写而呈现的,经学史也就成为这些知识传递与普及的主要方式。历史上,也曾有对经学的发展沿革、经义大旨特别是诸经传授的谱系进行记述,并试图加以总结的著作。如南宋的章如愚在《群书考索》一书中,就溯源诸经传授而为之图;明代朱睦挈的《授经图》又博采各史“艺文志”“儒林传”等资料,将授经的源流广而扩之。清初万斯同的《儒林宗派》、朱彝尊的《经义考》等,或搜罗经学家之名氏,或广辑历代经籍之书目,于经学的历史材料皆有梳理。但总体说来,历史上的经籍之著或者各类的“志”“考”等,多为书目、人物记传,很难构成谱系学意义上的史述,更不要说严格的经学史了。就一如历史上有《儒林传》,但并没有真正的“儒学史”;虽有各式各样的经学资料,但很难说有系统的“经学史”。除了零碎材料和整体史述的差别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书写的看法,现代史观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细节显然是过去所难以想象的,这一类的著作只能在“现代的”研究之中诞生。

  

   经学解体后,在历史的回眸中出现了经学史的研究,有经学而无经学史,经学史兴则经学已亡,这大概就是历史的吊诡,实则为现代与传统的分野。

  

   现代的经学研究和经学史写作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出场的。其时,西潮汹涌,时势大变,旧体制摇摇欲坠,附着于科举考试的经生之业和经学教育也难以为继。随着翻译典籍的增多,西方的近代知识体系和广泛学术内容渐为国人所熟悉,大量的新报刊、新文化机构,特别是新式学堂的出现,培养出了新一代的知识人,他们不满足于旧有的经学形态,而力图在整体的知识状况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当时的各类学塾、经堂已经开始有限地容纳了一些西学知识,并逐渐地向新式学校过渡;而教会学校和新办学堂则从一开始就是以西方的知识体系和教学方式为主的,也甚或程度不等地涉及一些经学的内容。这种新旧交错的状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情形也十分复杂,默会积蕴,此消彼长,最后便渐渐生发了新的学制和新的教育系统。清廷在1904年颁布了张之洞奏请的《学堂章程》,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考试;自此,新的知识体系便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经学形式,成为时代的主潮。为了适应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给保留在新式教育系统中的经学知识重新量身定做相应之课程,便开始有了各式经学教科书的写作。以学校课程和教科书的形式登场的经学史,在刚开始编撰的时候,可能只是旧经讲换了个名目或者汇编些资料,到后来才有了能与其他课程可相并举的模样。比如最早的教本,像黄炎的《经学》、马贞榆的《经学课程》、京师大学堂编的《经学讲义》、梁鼎芬的《经学文钞》(曹元弼辑)、王舟瑶(京师大学堂最早的经学教习)的《经学科讲义》等,大致都出现在废科举之前,但影响均不大,如今已罕闻。真正能够代表那个时代经学转换之状况,并且足以为现代意义的经学史书写创辟范式的,当推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和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而这两部著作均出现在1905年。

  

   作为古文经学殿军的刘师培,出身于经学世家,以累代精研《春秋左传》而闻名;但他同时也是近代的思想革新者和新学术的接引人,属于新知识的开山人物。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排满立场,使之很早就杀出了旧学营垒,而不为传统的经学观念所束缚,经学在他的手中是“保存国粹、激励种姓”的武器,同时也是宣揭近代革命思想的重要工具。1905年,当时的国粹派阵营深感“伦理、经学二科为吾国国粹之至重要者”,但“未闻有编辑成书者,坊间有一二,则不完不备,草率特甚;致学者,欲稍窥国学,亦苦无门径”。所以为了拓展其“化经学为国学”的新式教育之需,特委托刘师培来编纂一部经学教材。刘氏的《经学教科书》分为两册,每册各36课,第一册约略相当于一部经学史,而第二册是一部《易》学概论。在《序例》中,他首先表明了“治经学者,当参考古训,诚以古经非古训不明也”的偏古文家之立场,认为:“六经浩博,虽不合于教科,然观于嘉言懿行,有助于修身。考究政治典章,有资于读史。治文学者,可以审文体之变迁。治地理者,可以识方舆之沿革。是经学所该甚广,岂可废乎?”在肯定经学有现代价值的前提下,将其内容和新学术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文史地理等科目对应起来,并把经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此四派即为四个时段,而并非学派之义。尽管刘著的内容极为简略,一课也就是寥寥几段话,但其文字极其精炼,言简意赅,脉络清晰,材料也丰赡详备,线索剺然,故一经问世,便获好评。当时的学部判为“教科书宗旨纯正,文理明通,诚如该举人所云。该举人学会著书尤宜勉益,加勉此案”。《经学教科书》是经学史的典范之作,亦是现代式书写的开端,因为它和旧有的经学形态已经划开了界线,不是用经师的口吻,于孔子、六经已无崇信之态,而多评判之语。

  

   作为今文家的皮锡瑞,也是在任教湖南诸高等学堂时,为应对经学课程之需,而写了《经学历史》一书。与古文家的混一经、史,降经为史,甚或以史代经相比,皮氏的经学立场可能要传统一些,仍坚守旧有的治经理念。在其后写的《经学通论》一书中,他强调了治经学的几条原则:

  

   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大旨以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三、当知后汉古文说出,乃尊周公,以抑孔子;四、当知晋、宋以下,专信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传》,而大义微言不彰;五、当知宋、元经学虽衰,而不信古文诸书,亦有特见;六、当知国朝经学复盛,乾嘉以后,治今文者尤能窥见圣经微旨。执此六义以治诸经,乃知孔子为万世师表之尊,正以其有万世不易之经。经之大义微言,亦甚易明。

  

   这些“大旨”,除了旧经学的基本立场之外,亦鲜明地表达了今文经学的观点,所以之后遭到了很多古文家及史学家的指责。章太炎谓之“大诬谬”,其曰:“《经学历史》,钞疏原委,顾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马宗霍同样说:“晚世有皮锡瑞为《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与但事钞疏者稍殊。惟持论既偏,取材复隘,其以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谓六经皆孔子作,尤一家之私言,通人盖不能无讥焉。”这里所谓“通人”,当是指史学立场或现代学术的眼界,认为皮著尚未超脱旧经学的窠臼。周予同也评价道:“他这部书,假使粗忽的翻阅,似乎不能将经古今文学、宋学的发生、变迁、异同、利弊一一显示给我们。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的派别来记述经学,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批评反对派。诚然,就经学说,他是没有失掉立场;但是,就史学说,他这部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了。”这是站在现代学术批判的角度,直陈皮著之“旧”,显然带点苛责的味道。尽管人们对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有着这样那样的批评,但它无疑比刘师培的书影响更大,对现代经学史的写作起到了长久的范导作用,誉为奠基之作也不为过。皮著将经学史分为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复盛等十个时段,对每一个时段的经解之特点、经籍与人物、成绩与不足等,均做了清晰的说明,起承转合,线索通贯,不愧为一部完整的经学史名著。后经周予同详注之后,流传极广,影响深远。

  

   进入民国后,经学存废,又曾几度波澜,随着经学课程被西学和新公民科目所取代,经学教科书的需求也戛然而止。特别是大学亦取消了经学一科,经学的内容被肢解到了文、史、哲各专业里面,经学彻底瓦解了。在这种情况下,经学史的写作很难有持续的发展,在品质上也不可能得到提升与突破。就像民国时期的“国学”所具有的过渡性质一样,经学更不可能在现代学科的分布当中得到独立发展的空间,而只能若存若亡,以碎片化的形式保留或游弋在文、史、哲各学科之间。独立的经学没有了,独立的经学史写作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被夹裹在了文献或史学的主流当中,在专门史的研究领域内获得一点有效的庇护。这种极度边缘化的状况,随着时代思潮的演变,时起时落,有时境遇会好一点,有时可能又被完全遗忘。经学的命运决定了经学史研究的处境,就像社会上不时出现的“读经热”一样,有不一样的时代背景,就有着不一样的章法,而现代学术研究的要求与规范,却始终笼罩在“现代的”经学史书写的头上。所以尽管这一百年来,此类的经学史写作时断时续,不绝如缕,也不时地有几种佳作出现,但总的来讲,范式性的根本突破却是很难,更不用说对现代学术能在整体上发生重大影响了。林庆彰在总结与反思这一类的经学史写作所存在的问题时,特别指出了以下几点:

  

   其一,前人经学史的负面影响,除皮锡瑞《经学历史》较具备史的观点外,其他各书几乎人名、书名和引录资料排比而成。读者从这些著作中,几乎嗅不出经学思想演变的痕迹,这一类经学史,当然使学子望而生畏……其二,经学内容包含太广,学者兼顾不易……其三,经学的资料缺乏统一的整理……其四,缺乏新方法的刺激……经学是我国特有的学问,并无现成的理论可取资,以致各本经学史的著作皆陈陈相因,读者不易引起兴趣。

  

   这些根本的缺陷,说到底是时代的问题,也是经学命运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种学问的兴衰和一个学科的处境问题,时代的大环境造就了学问的基本格局,经学的衰落不可能想象代以经学史来救挽。在现代学术发展的大势下,经学研究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存留和发挥作用,这还需要看整体的人文学术环境和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效应。正像叶国良等人在论及今天研究经学的态度时所指出的那样:“吾人研究经学,应确实掌握(开放性和时代性)这两项原则。无可讳言,当代经学,衰微已极;但吾人相信,若能抱持下述几项态度,经学并非仅是古董之学。”这些态度包括:一是放弃经书为圣贤作、经义皆善、违背经旨为恶的观点,择善而从;二是扬弃大汉沙文主义,抱持平等宏观的态度;三是开放故步自封的研究视角,吸收当代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四是批判违反人类文明发展的经说,阐扬具有时代意义的经旨。这样的一种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当代的经学观念和经学史研究的立场,充分反映了现实的境况,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我们对于经学史的定位和理解,不可能脱离开现代与传统的大格局,也不可能完全沉迷在历史的回望之中。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儒家经典解释学的体系与方法研究”(16AZX015)的中期研究成果〕

  

作  者:景海峰,深圳大学国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深圳 518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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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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