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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百年大变局”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更新时间:2019-12-05 07:36:27
作者: 朱锋  
如今,数字化技术对于国家发展而言至关重要。中国目前在5G技术、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大数据等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1990年,97.1%的专利由北方国家专利申请,而到2015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专利申请国,专利申请占世界总量比重达到46.8%,在专业申请量比重上带动整个南方国家超过北方国家。

  

   科技能力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更上升为大国竞争的主战场。中国近年来的技术进步已经引起美国的警觉。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代表,在技术创新成熟的情况下,屡屡遭到部分国家的抵制,为此美国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打压中国企业,而对本国企业如对苹果公司的后台监控则使用“双重标准”。

  

   其次,是国际体系内的各种政治思潮和国内治理体制机制的制度变迁。制度可以分为国内层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国际层面的国际制度与规范。在过去的四百多年里,各国的国内制度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欧洲国家最先开始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在国际制度方面,政治、商业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国际制度相继建立。诺斯认为,其核心是国家,国家或政治制度是经济增长与国家兴衰的关键性环境。1689年,英国颁布《权利法案》,英王的权力受到全面约束,君主立宪政体确立。在政治制度日趋完善之下,经济制度也不断变迁。17世纪,土地使用法令消除了诸多封建奴役的残余,股份公司的兴起取代旧日的公司,证券和商品市场被创造出来,这些制度框架为英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而在国际制度方面,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都是国家间权力和利益均衡的产物,拥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等特征。历史上,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明确了主权的至高地位;1815年维也纳会议正式确立了以国际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制度,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延续至今;二战结束之后,联合国等政府间国际组织相继成立以行使调节国家间和平与战争关系、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等功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国际经济制度的三驾马车。虽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具备另一套经济制度,但冷战结束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进行了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上的转型,全球开始进入新的自由主义经济秩序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融入现有的世界经济体系。

  

   再次,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选择与大国竞争的互动模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确认了主权独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权力。主权的发展可以看作是16世纪以来“基督教社会”迅速消解背景下的相互承认过程,各国彼此承认对各自领土和社会的管辖权。欧洲国家逐渐承认了国家具有主权、以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等延续至今的一些国际关系准则。

  

   18世纪,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欧洲开始从原先的帝国、城邦以及社会文化共同体等政治单位中脱离出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中产生了引领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往后的四百多年间,欧洲国家逐渐确立了相互的边界,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也逐渐扩散至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区域,非欧洲地区的政治单位纷纷进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和起源,戴维·赫尔德认为其具有三个特征:所有的被统治者通过征兵制和普选制参与到国家中;政治意志和文化共同体相符;完全独立于外部世界。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源自对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现代军事力量和“反思性监控”的增强。查尔斯·蒂利认为战争促使欧洲国家从早期多样的国家形式逐渐集中到民族国家,资本动员能力和国内凝聚力是大国|竞争态势乃至决定战争胜负的两个关键要素。

  

   为此,大国竞争中的战略选择是决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家胜负起伏的关键因素。保罗·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国家间的力量再分配是国际关系历史中的常态,问题是大国崛起并不意味着“大国胜利”,崛起大国常常因为欲望的扩大和不慎重的战略抉择,例如过分相信自己使用实力的决心和按捺不住的“提前摊牌”,往往导致陷入权力的赌局,结果反而容易遭受打击和重挫。18世纪“三十年战争”之后英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其他欧洲列强,一直到1945年都能保住英国霸权,就是因为英国善于利用其独特的海岛型国家优势,对欧洲大陆发生的事件进行适当干预以保证欧洲的均势,而不是想要直接在欧洲大陆扩展和控制其他国家。在维也纳会议后,大英帝国及殖民地的疆域开始遍及世界,建立了“日不落帝国”,带来了持续三百年之久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大革命前后的法国均追求自然疆界以求稳固其欧洲霸权。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手段建立了错综复杂的大陆同盟体系以保证德国的安全以及欧洲主导地位,但“后俾斯麦时代”的德国则急于想要和英国进行权力博弈。在美洲,美国通过宣布“门罗主义”以及“门户开放”政策保证其在美洲绝对的主导以及欧洲列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均等。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更是通过除了“热战争”以外的其他一切手段争夺全球霸权,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竞争成为美苏两极对抗的重要战场。冷战结束后,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对抗终结,但不同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竞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今天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同样不能忽视国家的国内治理机制、价值理念和社会和谐程度等方面的竞争。这对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作用将更为重要。

  

三、“大变局”时代的战略机遇


   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出现“碎片化”的趋势,除了主权国家以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意见领袖、媒体、研究机构等非国家行为体正在分散国家的权力。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显著减少自己作为“世界警察”的海外干涉行动,其内政和外交出现了明显的“内视化”趋势。在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未来的存在被前所未有地打上了问号,欧盟内部各国、各党团之间的分歧严重。西亚北非地区自“阿拉伯之春”后,多国仍然面临“合法性危机”,埃及有重回强人政治的趋势,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持续不稳定引发的难民问题困扰欧洲多国。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前景尽管总体向好,但个别国家的国家建构任务仍然繁重。拉丁美洲若干国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贫困、贪腐等问题仍然突出,在政治上左右摇摆不定。在东亚地区,仍然面临中日韩三国结构性矛盾。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产阶级的规模递减,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严重、阶层对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和打破现行的国际秩序,以推动符合其“美国优先”原则的新国际秩序,频频的“退群”动作体现了美国传统的“单边主义”思维。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捍卫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的坚定立场,对国际秩序的稳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回顾国际关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成功的崛起大国屈指可数,更多的崛起大国犹如潮涨潮落一般,往往因为没有把握住“大变局”中的大方向、大调整和大格局,最终被历史的大潮拍倒在地。未来30年,将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略的“揭晓期”,也是塑造“大变局”历史内涵真正的“决胜期”,更是"大变局"能否真正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

  

   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演进和变化都有其周期性,一百年作为时代跨度上的一个“长周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将难以避免地出现重大变革。回顾近现代世界历史“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世纪之变”。当这样的大变局开始出现,其影响将是长期和深远的,并必将带来全球权力、财富和利益分配结构的重大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重合。这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危”与“机”同生共存的时刻,也是深化国际格局和体系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性时刻。

  

   作者:朱锋,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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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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