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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成文 陈静: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更新时间:2019-12-05 02:17:16
作者: 陈成文   陈静  
具体而言,必须做到以下几点:第一,从改革和理顺自治体制来说,关键是要构建包括乡镇政府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家族家庭、村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层次的自治主体。第二,从健全和完善自治机制来说,要构建多元自治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模式,形成以乡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治理网络,并且市场与社会主体在治理网络中能自由平等地表达意见、参与决策与监督。第三,要解放思想,减少干预,鼓励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家族家庭、村民个人、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在法律与政策的范围内,对个人事务、公共事务进行自我服务、自我决策、自我约束。

   (二)着力加强乡村“法治”体系建设

   乡村市场化、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然而,市场化、现代化的乡村社会关系,必须依赖于法治方式调整。以法治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关键是要加强以下两点:第一,要提升乡村基层干部的法治水平。乡村基层干部应该要懂法,通过培训、自我学习增强法律知识储备;要善用法,将法律知识应用于工作实践中,做到依法制定政策、依法执行政策,推动乡村移风易俗;要勤执法,通过法律手段打击、惩治乡村中破坏文明风气的违法行为,如黄赌毒。第二,要培养乡村社区居民崇尚法治的精神,使人们形成法治观念与法治信仰。因此,这就必须在乡村社区中加强法治宣传与教育。法治宣传与教育要紧密联系社区风气建设,开展适用性强的专题(如偷盗、赌博、不赡养等)宣传教育,以贴近社区生活的案例调动居民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同时,也要创新普法模式,需要将传统媒介(如宣传栏、宣传手册、标语、广播电视等)与现代媒介(如基于互联网基础上的微信、QQ、公众号等)相结合,拓展法治宣传渠道;此外,可以通过编辑典型案例集,制作图文并茂的法制挂图、年画,开展法律知识竞赛活动,采用群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法治教育,增强法治教育效果[34]。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乡村社区居民对法治的需求必然会随之增强,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而“治理有效”的途径与手段也将会越来越依赖于法治,因此,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意义重大。实现乡村治理法治化关键在于:一是基层政府要信法、知法、守法、依法决策、秉公执法,公正、公平、公开地处理社会矛盾与纠纷,为乡村社会树立法治权威。二是要完善基层法律服务机构。基层司法所、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等是根据基层公民的法律需求而设立的,他们覆盖面极广且作用不容小觑,作为国家法律宏大叙事的机构载体,基层法律机构就是现代法治渗入乡土社会的宗庙,基层法律机构必须朝着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完善[35]。三是要推动法制教育的发展,法治教育不仅要面向政府,同时也要面向乡村居民;不仅要面向成年人,更要面向未成年人;不仅要抓好宣传,同时也要进入学校课堂;不仅要树立权利意识,同时也要树立规则意识;不仅要进入脑海,更要能融入实践。

   (三)着力加强乡村“德治”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必然是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步过程,而德治则是乡村精神文明发展的根本保障。通过德治推进“乡风文明”建设,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明确德治中“德”的内容。虽然我国乡村一直有德治的传统,但是德治中的“德”在不同时期应该有不同内容。在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既要抛弃不合时宜的道德糟粕,也要传承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精华,更要吸收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道德价值。具体来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向上向善、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二是要构建多元化的德治方式。要强调“修身”在道德建设中的根本性作用,提升乡村社区居民的自我道德修养;要强调“齐家”在道德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家训家风引导家庭成员价值观、规范家庭成员行为;要强调乡规民约的积极作用,教导、指引和评价生成乡村基层社会伦理文化,养育乡村成约成员的道德素质,固定乡村社会成员约定、认同的道德规范[36];要强调新乡贤与模范的引导作用,发挥新乡贤在乡村社区中化解纠纷、收集民意等正风气、立风气的作用,发挥模范榜样在乡村社区中通过道德形象淳化风俗的作用。

   以乡村德治的重构来推进“治理有效”,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构建与当前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乡村道德内容。例如,发扬团结互助精神,为生活失意、心态失衡、生活困难的家庭成员提供物质或心理支持;当前乡村常住人口中以妇孺老幼为主,应该弘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等孝悌为本的传统道德理念[37],为乡村“三留守”人员提供帮扶与支持。二是要构建与当前社会结构相适应的乡村道德内容。随着乡村的传统单位如宗族、家族的逐渐瓦解,“礼治”功能也逐渐衰退,这就需要通过树家风家训、定政风政德、建乡规民约、立企业伦理,将德治扎根在社会基本组织中,从集体的意义上增强道德、规约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与规范,促进治理秩序。三是要在乡村治理单位与组织中选任有道德、讲原则、能服人、善协调的道德威望型人员负责矛盾纠纷的排查与调解,或者成立由政府、企业、地方道德模范共同组成的矛盾纠纷排查与调解小组,增强德治在实践应用中的权威性。

   (四)着力加强乡村“心治”体系建设

   心治对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通过心治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就需要:一是要明确心治内容。这就需要从个体、群体、乡村社会三个层面做好心理服务,具体内容包括个体层面的正确的社会态度服务和健康的社会情绪服务;人际层面的客观的社会认知服务和健全的社会影响服务;群体层面的积极的社会行为服务和公平的社会公共服务[38]。二是要加强心治的主体建设。需要在乡村社区建立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站或工作室;强化医院在社会心理服务中的功能;促进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在乡村的发展;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人才的引进与培育。三是要努力探索多种社会心理服务方式。要将社会心理服务的覆盖面延伸到各个地区、组织,尤其是要加强对重点人群[39]的服务。要开展社会心理热线服务、专项服务、团体服务、个案服务、指定服务、集中服务“六服务”活动,找准服务的“切入点”;要对重点人群开展社会心理服务“六严控”活动,筑牢工作的“生命线”[40]。

   乡村振兴必然是差异化发展的过程,而差异性的存在就可能会导致社会心态失衡。因此,心治既要着眼于当下的社会心态失衡问题,更要着眼于防止未来乡村社会心态失衡扩大化问题。这就必须在以下三个层面上增强保障:一是要在个体层面上,逐步建立社会态度、社会情绪调查系统,开展民意、民情、民生、民计的专题调查和分析研判,同时关注网络舆情中出现的社会心理问题,形成监测和预警机制,及时加强正面引导,疏导排解人们的消极社会心态和负面情绪[41]。二是要在人际层面上,不断缓和、化解人际间的矛盾冲突,建立多形式、多路径的群众利益表达机制,畅通民意民情表达渠道;建立和健全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热线服务、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与精神科治疗等衔接递进、密切合作的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援助体系,及时实施重大突发事件、重大生活事件和群体危机事件社会心理服务,实施心理危机干预[42]。三是要在制度层面上,设计一套涵盖乡村各领域发展并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统筹乡村内部的协调发展,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乡村居民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乡村社会治理达到“不治而治”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李冉:《高举理想信念的旗帜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体会》,《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4年第10期。

   [2]姚才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及其实现路径》,《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3]常建勇、贾可卿:《道德的功能及其前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9期。

   [4]何建华:《乡村文化的道德治理功能》,《伦理学研究》2018年第4期。

   [5]方原:《传统家训家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育践行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5期。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页。20世纪90年代,费孝通开始反思自己的“学术印迹”,意识到往昔的研究还停留在“生态秩序”阶段,过于重视“社会”而忽视“人”,注意到了“共生”问题,忽视了“共识”问题。事实上,当人们解决物质上的“共存”问题以后,必然渴求精神上、心理上的“共荣”状态;当人们较好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成为关注焦点。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使得人们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隔离状态被打破,频繁的接触和交流成为常态,从而产生了由于文化背景、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差异而带来的心理、情感、精神、意识等方面的矛盾、纠纷甚至冲突。费孝通把这些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称为“心态秩序”。

   [7]吕鑫、叶托:《犯罪的社区原因及其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6期。

   [8]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从司法大数据看我国未成年人权益司法保护和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其预防》,http://www.court.gov.cn/up-load/file/2018/06/01/10/12/20180601101246_54227.pdf。

   [9]极端事件是指使用暴力导致严重伤亡或者严重财产损失的违法事件,它会给社会和个人带来极大的伤害。

   [10]汪春翔、胡宜认为救济型信访主要包括行政救济信访、司法救济信访、困难救济信访。行政救济信访主要是指因农民负担、乱收费、土地占用补偿、村级财务、计划生育等问题引发的信访,信访的目的在于通过向上级行政部门的申诉,落实贯彻有关政策和规定;司法救济信访主要是指不服法院判决和法院判决执行难等问题所引发的信访;困难救济信访主要是生活困难人群或遭遇疾病、自然灾害等重大变故的群众意图通过信访来解决困难和保障日常生活;治理型信访,指的是由于农村治理缺位、农民通过上级政府施压的方式要求基层组织尤其是村级组织履行治理责任的信访。

   [11]汪春翔、胡宜:《当前我国农村信访的主要趋向及对策分析》,《求实》2013年第4期。

   [12]张林江认为,广义的特殊人群包括流动人口以及与此伴生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老龄人口、流浪儿童、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境外来华人员等;狭义的特殊人群是指有不良行为青少年、闲散青少年、流浪儿童、服刑在教人员子女、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精神病人、艾滋病人、吸毒人员等。

   [13]张林江:《特殊人群管理与服务:现状与政策反思》,《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14]“三留守”是指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

   [15]民政部:《中国农村空心化日趋显著留守人员总数超1.5亿》,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02/c70731-27093835.html。

   [16]解永照、任建华:《“三留守”乡村的社会秩序及其再造》,《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17]李敏、张利明:《当前农村不良社会风气的态势、成因及对策——基于全国200多个村4000多家农户连续3年的调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8]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是生活在既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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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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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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